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楔子
1968年，河北省邱县“革命委员会”、“三代会（所谓工人、农民、学生代表的造反组织）”头头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抓国民党”大冤案。从当年元月到1969年3月，只有12万人的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严刑迫害致死，受株连群众达数万人。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被打成“国民党”。邱县境内“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整个邱县成为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
见《邱县志》
邱县“三代会”坏头头私设监狱、公堂、专政组二百五十处，使用了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各种酷刑：老虎凳、沸水浇头、火烧阴道、点天灯、剖腹、挖心、割肉剔骨、捅阴道、剪奶头、剪手指脚趾、墙上钉人、活扒皮、割生殖器等达四百多种。致使受害者精神失常、五官变形、四肢瘫痪、五脏损毁、伤筋断骨、家破人亡。
（引自人民日报社《群众来信摘编》第五六六期）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在会上他说，案件多的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邱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
（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在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的《纪要》中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决定撤销三号文件）。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
《邱县地方志》
1968年邱县发生的抓“国民党”大冤案，其刑讯逼供之凶狠残忍、灭绝人性亘古罕有。如今此事已过去四十年，然而对于为什么能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惨剧，却没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更谈不上提出可供借鉴的学术观点。笔者准备动笔的一年多时间，曾经问过数以百计的邯郸人：对文革期间的邱县抓国民党案知道多少？对象有各级政府官员、网络写手、大中学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名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人仅仅略知一二，根本不知道事情真相，更谈不上任何反思。
作为邯郸文化人，我们认为挖掘并写出这段历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从2005年开始，我们多次来到邱县采访。从县城规模来看，即使在邯郸本地也显得颇为落后。县政府四层办公小楼破旧不堪，至于农村建筑就用不着多说了。费了一番心思找到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们却出于种种顾虑讳莫如深。对此我们也能够理解：挨打、被批斗总不是什么光彩事，事情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政策得到落实。重揭已经愈合的疮疤不好受，何况当事双方后代大都能和睦相处，有的甚至已经结了儿女亲家。
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在邱县掌权的官员中，有不少是当年整人者与受害者后代。大家都承认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并不包含其它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那些还要世世代代继续相处的人们来说，不愿重提这场惨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当笔者把挖掘记述邱县惨案的想法说出来后，无论是邯郸人还是外地人都认为，非常有必要。大家一致表示，这样的历史不该忘记，应当让更多人知道。如果连这么沉痛的教训都不汲取，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邱县事件发生在1968年。到目前为止，除了《邱县志》对此有简明记述外，笔者尚未见到官方和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既不是对历史负责，也不是对社会负责。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被湮没，接近消逝了。如今在社会上、在网络中，为文革打抱不平，为极左路线喊冤者，怀念制造文革领袖者大有人在，如此现象反证了挖掘这段历史，让其重见天日有多么重要。
古人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不知道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如同失忆者一样，会成为无根的飘萍。只能依附于他人的历史文化，失去民族的本性。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数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的起码智慧是不在相同的地方第二次摔跤，尤其是不能在摔得鼻青脸肿的地方继续摔跤。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查明原因，少犯或不犯同类错误。只有汲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才能进步，只有牢记自身灾难的民族才可能免除灾难。
重提邱县惨案，并不是要揭谁的疮疤，也不是与哪些人过不去。我们与所有当事人没有丝毫恩怨，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对这场惨剧的重新认识汲取教训，寻找导致这场惨剧的真正原因，避免类似惨案再度发生！
历史正在被大家遗忘，不敢正视历史耻辱的人不会进步。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找不到病根，不能对症下药加以预防，当年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到那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一、翻开尘封的历史旧页
魔瓶被打开了
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最善于借时以逞。1967年，邱县武装部副部长，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赵玉春登上了邱县革委会主任的宝座。县委干事，造反派头头惠志广当上了邱县“三代会”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两个自认为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的人，终于掌握了决定邱县十几万人命运的权柄，他们当然要好好施展一番，尤其要让当年压制自己的人好好尝尝被压制的滋味。自此，邱县拉开了血雨腥风的序幕。
一本民国时期的县志成为抓国民党事件的导火索。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县中学校长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革命造反派们认定，国民党的县教育委员会委员，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刘雷是国民党，他的儿子刘一心必定是国民党！刘一心解放后长期担任邱县县委书记（1952～1958年任中共邱县县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赵玉春等人由此判断，刘一心就是国民党在邱县的总后台。他在掌握邱县大权期间，必然会发展地下国民党组织。
有了这样“鸡生蛋，蛋变鸡，鸡再生蛋，蛋再变鸡”的理论，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欣喜若狂，如果邱县能查出庞大的地下国民党组织，无异于在全国放了一颗卫星。一旦成功，县革命委员会成员都将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必然会乘“直升飞机”登上各级领导岗位。欲望之火熊熊燃烧，他们恨不得将所有设想立即变为现实。经过紧张的谋划，他们开始下手了。
1967年7月，县革委研究贯彻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时，县革委会主任赵玉春让县革委常委陈××当抓叛徒队长。
陈××时任县邮电局副局长，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他害怕抓叛徒抓到自己头上，同时对原县委书记刘一心任职期间不重用自己怀恨在心。便提出“贯彻中央指示不能死搬硬套，要结合邱县具体情况，邱县黑势力还是主要的，根子是刘一心，于好山是黑干将。刘一心是个总代表人物，把他揪回来就解决问题了。”
赵玉春表态说：“好！你是邱县的活字典，听你的，你组织几个人整他的材料”。
陈××马上组织“三老”（陈××、石××、张××）出主意，组织“三少”（惠广志、石××、石××）编材料。陈××说：“旧县志上的教育委员一定是国民党”。“三少”就根据陈××这句无中生有的话，把刘雷定为“国民党员”，刘一心（刘雷之子）定为“国民党”的总后台。说他们明里是共产党，暗中为国民党办事，邱县县委一翻牌就是国民党县党部。
他们按上述编造的假材料，给地区革命委员会写信，把刘一心从省二医院揪回邱县批斗。把于好山从邯郸县人武部（时任部长）揪回邱县实行专政。
很快，身为“走资派”的前县委书记刘一心被揪了回来。
刘一心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曾在邱县含辛茹苦工作多年，为改变邱县贫穷落后的面貌费尽了心血，他当然不会承认打手们臆造出来的罪名。专政组早就预备了各种刑具。这位没有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也没受过国民党刑罚的共产党员，领教了自己人的厉害。
让刘一心没想到的是，他之所以遭遇这样的灾难，就是因为他当政时，从没真正欣赏过赵副部长。在赵副部长与县武装部长于好山（后被“群专队”迫害致死）闹矛盾时，没有得到刘书记的支持。现在，风水轮流转，赵副部长可以掌握顶头上司的命运了。当年你没理他，如今他要理你了，而且要让你好好体验一番赵某的手段。
1968年1月，邱县成立“三代会”（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焦学金任主任（工人造反派头头），惠广志任副主任。“三代会”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成为全县抓“国民党”的策源地（抓国民党期间，县直、农村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
1968年4月17日，“三代会”首先对刘雷下了毒手，用种种酷刑折磨他，晕过去就用冷水泼醒。70多岁的老人被迫在他们编造的假材料上按了手印。违心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还“供”出他的儿子——前县委书记也是由他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令老人意想不到的是，“屈打成招”只是噩运的开头，而不是终止。
他所交待的国民党名单让造反派们如获至宝，由此形成的冲击波很快就牵动了整个县委和县政府，继而殃及全县，并迅速辐射到全国各地（这个革命老区曾经涌现出大批干部）。
刘雷被屈打成招没有让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活活打死了。他被打死后，尸体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手指被割下来，装到小瓶里，专门用来造假证据时按手印。
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既然是国民党，这个县的县委自然不是共产党的县委，而是翻牌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共产党的天下，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国民党县党部，破了这个 “天字号大案”，将是何等丰功伟绩！赵玉春利令智昏地说：“我挖出了一个‘国民党集团’，是有功之臣，我要把这具国民党僵尸抬到北京，向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邀功请赏！”
1968年4月15日，县成立斗批改战斗队（“三代会”原班人马），赵玉春在会上明确表示：“你们战斗队任务就是要杀一批，抓一批，处理一批。”
20日，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说：“刘雷承认了，还承认他儿子刘一心是他发展的国民党员”。赵玉春说：“县委书记是国民党员，一定要把这个集团搞出来，把上根下线都追清，有多少抓多少。挖出国民党，靠教育不是万能，没有一定温度是不行的。国民党顽固，群众起来揍他几下有啥要紧，对坏蛋打就打了，死就死了，我当家了，愿捕谁就捕谁。”
此后，惠广志等人对前县委书记刘一心又下了毒手。他们用尽各种刑具，将刘一心连续拷打7天7夜，几度昏死。刘一心还被拉到刑场进行假枪毙，令其招认老县委一班人都是国民党，刘一心在非人酷刑逼迫下，不得不招认。
刘家父子屈打成招，这个凭空捏造的国民党案由此坐实。一心邀功请赏的造反派们喜出望外，众多无辜者则大难临头。
有了“供词”，造反派们便开始用炼狱之火，向其他人讨要“人证”、“物证”了。于是他们找来当地两名曾加入过国民党的人，让他们交待其它人。造反派们天才地设计了一道刑罚：让他们各持一部手摇电话，把电线接到对方身上，各自摇动起来电击对方。不一会儿，被电得死去活来的二位便按照刑讯者的旨意写出了交代材料，承认他们加入国民党是老校长刘雷介绍的。
5月1日夜，“三代会”对原县委、人委县局级干部共8人（号称八大专案）动了大刑。通过逼供、引供、串供及指名认账的办法，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打成国民党集团。这八个人又咬出了二百多国民党！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因宁死不承认是国民党员，于1968年6月5日晚上被专政人员活活打死在审讯室。
“三代会”为深挖国民党，按教育、县直、公社、农村四条线把名单分发下去。并于当月召开了深挖国民党大会，播放高占元（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录音，动员全县造反派行动起来，大抓国民党。从此，抓国民党在全县普遍开展。
邱县成功地破获国民党县党部，如此功绩令邯郸地区革委会头头们大喜过望，这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先进典型。
1968年5月5日至11日，邯郸地区召开“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对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焦学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介绍了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冀南风雷报》上刊登题为《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文章。6月4日至8日，地革委召开了“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 8月18日，邱县革委会主任在邯郸地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全区刑讯逼供成风，逼打致死的人数骤增。
从1968年5月27日起，县革委会把全县7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了45天集训。赵玉春在会上说：“教育战线是黑窝子，庙小神灵大，浅池王八多。”集训期间，参加集训的教师被打成“国民党”141名，打死20名。
1968年6月，县召开抓“国民党”经验交流会，贾寨中心校长刘××介绍“一打二唬三威胁，敲锣打鼓看脸色”的经验，会后全县抓“国民党”打人升级。随后，“三代会”又捏造假情况，说“国民党”想暴乱！并于同月9日召开了抓暴乱分子广播大会，当场逮捕了武中伟（原县卫生局长）。
雪球越滚越大，仅仅七天七夜，全县就有四百八十多人在各种刑讯之下招认自己是国民党。为了扩大战果，打手们在全县搞了十八个试点村，形象地称为“爆炸点”，很快，这股邪恶之火遍及全县。
为使抓“国民党”更加深入，体现政策威力，11月3日，邱县革委会召开了三万人宽严大会，逮捕了陈玉玺（原县革委常委）、高怀宾（县委组织部干事），从严处理，对造假国民党证的杨××当场释放从宽处理。
为彻底打倒原县委，12月，邱县革委会召开公审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广播大会，把邱县曾经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案件翻过来，硬说是“国民党”集团陷害好人。并通过宣传发动，将邱县抓“国民党”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反人类的酷刑再述
面对从天而降的诬陷罪名，没有哪个无辜者会轻易就范。邱县各级专政小组为达到揪出暗藏的国民党目的，使出了浑身解数，发明创造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刑罚。该县上访群众1969年整理的手抄本小册子（《邱县流血惨案法西斯刑法四百例》），概述了那段历史。字里行间血肉飞迸，筋断骨裂，今天读来依然心惊肉跳，毛骨耸然。在此，笔者简单列举其中部分刑罚：
一、发刑。打手们用手或钳子夹住一缕头发硬拔，党员干部史明奎被打死前，头发基本上拔光。用油灯烧头发，冬省庄完小女教师张某头发被全部烧光。古城营大队专政组把沥青浇到受害人头上，然后用绳子捆住猛拉。
二、 头刑。打手们审问党员干部陈某时，把陈的头用板子夹住，再用木棒打板子。贾寨专政组打手用皮球往受害者头上猛砸，并把被关押人员集中起来，逼他们互相砸。杨二庄大队专政组用细麻绳将周某的头，用力绕了四、五圈，说是给周戴“紧箍咒”。疼的周某在地上打滚。
三、捆绑刑。打手们把一名受害者绑到床上，一连七八天不让吃饭、活动时必须背着床走。邱城轧花厂专政组把被害人用席箔卷住，头朝下竖起来整整两昼夜，放开后发现早已昏迷多时不省人事。熬鹰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把陈某双手捆在枣树上，脚尖刚刚能挨着地，整整吊了一个月。
四、大会战。谢里庄公社专政组把四名公社干部赶到一个院子，让150名学生一齐打这四个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东目寨公社召开数百人参加的抓国民党大会，将数十名所谓国民党员分到14个大队，14个刑场同时开打，受害者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
五、冻晒刑。各专政组的打手命令受害人冬天只能穿单衣，连冻五六天，把不少人冻的昏死过去。有的专政组令人受害者把衣服脱光，到雪地打滚。有的在雪夜成宿跪着，第二天成了雪人。东省庄专政组数九寒天令受害人爬在院子里，往身上泼水，把人和地冻到了一起成了冰棍。专政组在酷暑天将受害者捆住手脚，在烈日下暴晒，将不少人晒得中暑昏迷。闰村专政组把受害人埋进沙土中，连晒带焖，不少人发生皮肤溃烂。在三伏天，聂楼专政组打手令受害人穿着棉袄晒太阳。
六、四肢刑。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审问教师赵某时，用钳子将赵某的手指一个个折断。打手在审问干部王某时，竟将八个脚指甲上用钉子扎了眼。打手韩某在审讯贾寨大队王某时，逼着王用手榴弹砸自己的脚腕部。王砸的鲜血直流，韩仍不罢休，夺过手榴弹把王某腿骨砸断。不少专政组打手都使用了往指甲缝扎针等酷刑，一些受害者因坐老虎櫈落下终身残疾。
七、火刑。东省庄大队专政组打手用火柱把李某身上多处烧伤，等结痂后再用钳子把痂撕下来。大省庄中心学校专政组打手往校长张某身上倒煤油，将其活活烧死。庄头大队有位退休干部已经去世多时，打手们诬蔑他是国民党，将其刨出来，令其家属花五元钱买来煤油，将尸体公开烧掉。有的打手将烧红的火柱插入受害者肛门。
八、电刑。用手摇电话机过电，有时摇一部电话机，有时三四个电话一齐摇。有的把电话线两端捆到手上，有的把裸线拴到脖子上，有的拴到阴茎上，有的拴到乳头上。甚至用大号针头把人的两耳扎透，再穿上电线过电。他们把高某四肢捆牢，过电上百个小时，摇坏了六部电话机，致使高某把舌头咬烂，口吐白沫，多次昏死过去。水中过电。让被害人站在水里，然后把通上电的电线放进水里。电的人乱蹦，如果从水里跳出来，再用棍子把人打进去。拖拉机站的姚某受此刑被电昏了四次。
九、屎尿刑。打手们强迫多名受害者吃屎、喝尿。有个打手拉完屎让受害人夹上窝头吃，有个打手把厕所中的蛆捞到受害人面条中，强迫吃完。石街大队专政组逼供时，谁不承认，就让谁爬到茅坑上，长时间闻臭味。有的打手逼受害者交出国民党证，拿不出就往嘴里抹屎。
十、性虐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令被审妇女赤裸，将报纸夹在阴道，用火前后点着，说这叫骑火马。大省庄完小一女教师被一专政组凶手用木棍捅破阴道而死。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把男女受害人押到田间让群众批斗，令这些人脱光衣服，男下女上表演。石街大队专政组打手，将两名受害者阴茎拴住，面对面罚站，双方谁也动弹不得。他们还强令被关押的受害者互相鸡奸，互相唆生殖器，甚至必须将精液吞掉，否则就遭毒打。东省庄完小专政组打手强迫女教师赤裸，强迫两名男教师当众吃奶，不吃就打。马头完小专政组打手令两名被关押人员，按住受害妇女大腿，让狗舔阴道。打手们还把某女赤裸捆住，将公狗引来，让狗奸女人。南辛店专政组打手，强迫某男当众舔某女阴道，他们还令五名男女同时表演性交……
一个个专政组就是用这样灭绝人性的酷刑，把邱县变成了人间地狱。
刑讯逼出了国民党证据
据县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日本人的铁蹄曾残酷地蹂躏过这块四处平原，无险可依的小县，在日本人对抗日军民的疯狂杀戮中，有300多名共产党的地下干部被杀害。
二十年之后，这个县被“清查”凭空捏造出的所谓“国民党”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竟相当于八年抗日再加上三年多解放战争中牺牲人数的两倍！
战场上的敌人被打跑了，内部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却成功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没办成的事，革命造反派替他们完成了。
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银行行长、支书、村长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一个个惨死在共产党执政近二十年的土地上。
1969年1月，邯郸地区革委主任徐士信来邱县“三代会”看了所谓国民党证件后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搞了不少证据，但是不够……要抓紧把案子定下来。要准备立大功，也要准备犯大错误，要继续挖证件。”
地革委随后又派来两名“专家”，进驻“三代会”，进行“指导”达三个月之久。同时地革委为帮助邱县搞斗批改运动，又派来解放军一个连队和300名工人造反派，分赴到各公社、大队，用严刑逼取“国民党”证件。为此，县革委会选定林子、杨二庄、霍庄、郭村、东石彦固、高庄、大省庄、大寨、庄头、波流固等18个爆炸点。
“三代会”人员和县直抽调造反派骨干人员，亲自下到18个村，动用各种刑罚，逼迫被专政人员供出“国民党”证据。
林子村由县武装部马××参谋带队，为挖证件，调动5个村民兵200人，将林子村团团围住，抄了崔炳乾（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的家，拆房挖地7尺，打死崔炳乾和儿子崔树彬。逼迫崔炳乾60多岁老伴改嫁，崔树彬之妻当场气疯，结果一无所得。
杨二庄村共91户，384人，被打成“国民党员”46人，打成“三青团员”28人。14户因深挖找证件，挖倒房屋57间，打死4人，自杀（未遂）13人，致残32人。
18个爆炸点因深挖“国民党”证据，搞的最惨，破坏性最大，打死人最多。
国民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在18个爆炸点上，虽然专政组下了最大力气也没有找到。在黔驴技穷情况下，赵玉春指使“三代会”千方百计制造假证。“专政人员”采用以下办法终于搞到证据、证言和证人。
1、选举产生“国民党”县党部。“三代会”八大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逼供信”，让被专政人员承认县党部委员都是谁。说出的委员不一致，就在供出委员名下画正字，谁的票多，谁就是县党部委员。于是县“党部”于1968年10月在“三代会”主要头目亲手炮制下产生了，并产生了“书记长”。
2、制造信号枪、信号弹。农村干部王景昌（孟固村人，会制鞭炮）受刑不过说：“我会制炮打灯（一种两响鞭炮）。”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赵说：“会造也行，造也能说明问题，给他买东西让他造”。于是“三代会”被专政人员曹文学造了信号枪（木制品能打火药），王景昌造了信号弹（炮打灯）1000个，赵玉春夜间亲自试验后说：“行！”
3、画假党证。1968年10月，杨××被逼无奈，在专政组屋内墙上“学习园地”栏旧纸上，撕下一块方纸，写“证明杨××同志，系中国国民党员，特此证明，执行任务。”“三代会”将此拍成照片，作为唯一证据。
4、假情报站名单。大抄家时，在邱城东街申金明家抄出一个日记本，上边写有：“保人保畜情报站”，是个26人名单，背面还写有食堂窝头一个8大两。实际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用过的工作日记本。但在抓“国民党”时，硬把这名单上的26人逐个打成“国民党”情报员，把申金明打成“国民党”情报站站长。
5、“国民党”暴乱袖章。从杨××（邱城供销社售货员）处抄出红布黄字“连长”、“排长”两个袖标，这是1963年水灾后生产自救搞运输，带队干部用过的袖标，被定成“国民党”暴乱准备的袖章。
6、真国民党咬假国民党。让十几名老国民党员住在“三代会”，逼他们咬出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不咬就受刑，以受刑口供记录作为证词。
7、“三代会”人员替死人编写证明材料。把刘雷打死后，在“三代会”屋内挖地窖用药水存尸，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在药水瓶内用于按“手印”。又以死者名义编造了大批材料，都盖上他的“手印”作为证据。
8、把小孩玩具用的红缨枪、大刀片都拍成照片保存，说是“国民党”暴乱备好的武器。
9、把大抄家从农村抄来的铁丝、铁钳子拍成照片，说是“国民党”破坏电线用的工具。
10、把平除“东风渠”做为“国民党”破坏水利建设的证据。实际是牟冰如（县委书记）传达邯郸地委会议精神布置让平渠还田的。
鬼蜮伎俩，堂皇世上。
二、当年发生在邱县的故事
铮铮铁骨的县委副书记
大多数人受不了酷刑，被逼无奈，让说啥就说啥。不过也真有铁骨铮铮的硬汉，邱县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历史清清白白，经历也不复杂。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当干事、主任。一个从小逃荒要饭的青年，练就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县委大院，他以刻苦、勤奋、大公无私受人敬佩。他晋升县委副书记后，就象当年的焦裕禄那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农村，他给军烈属挑水，给老贫农推磨；邱县盐碱重，他到盐碱最重的村住下来蹲点，领导排涝压碱。乡亲们提起他，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造反派夺权后，有一天，他从乡下被叫回机关软禁起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中有差错，让他检查认识，他心甘情愿。但他的心是纯正的，对党绝无二心，没有党，哪有他今天的一切呢！他襟怀坦荡地等待着申诉的机会。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被“内定”成邱县“国民党”最后一任县党部书记长。
史明奎被带进阴森可怖的审讯室，一股呛人的霉味儿扑面而来。他是新社会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曾用“革命传统”教育别人，也教育着自己。从电影里，从舞台上，他才知道法西斯、日寇、国民党的刑讯室是什么样子：阴冷的锁链，烧红的烙铁、滴血的皮鞭、狰狞的老虎凳……他不是演员，但现在却被带到电影中见过的刑堂。面对恶狠狠的审讯，他惊呆了。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只加入过共产党，怎能说自己是“国民党”。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他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国民党”呢？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我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话音刚落，他的后脑勺便遭到沉重的一击。史明奎觉得脑袋就象炸了一样，他强忍着疼痛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拧住他的胳膊往上别，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撅起。史明奎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的，脑海一片空白。
这仅仅是刑罚的开始，审讯在继续，刑法在不断升级。史明奎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于是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头上汗如雨下。两腿先是麻木，接着变软，终于跌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吗？造反派打手又换了花样，来了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不能再弯，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困难。史明奎咬着牙坚持过来了，打手们再来个“挤刺猬”。让他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
史明奎在邱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刑讯，还要参加批斗会，以此推动全县运动发展，他曾在一天内被连续批斗八场。
除了在县城挨批斗，造反派们还拉着史明奎到各公社批斗。儿子、女儿只能在父亲被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的脸色蜡黄，人瘦了，显老了，头发胡子老长。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还不时地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的脚肿的象馒头一样，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拖拉着往前走。
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的情景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惦念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的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的鞋。
“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公社去批斗，他们便赶去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夫、舅舅一块儿去。
晚上，史明奎被关在公社一间黑屋里。他儿子、女儿跟着舅舅、姨夫去送鞋，没见着人，却招来了罪名：送双鞋用来这么多人吗？是想搞“劫持”？还是想搞“暴乱”？妻子在家里心急如焚，不见孩子归来。她哪里能想到，去送鞋的五个亲人已经全部被扣押起来。而她自己也没有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1968年6月5日，“三代会”头头对专案人员交代道：“他是咱县国民党县党部最后一任书记长，今晚你们落实他的问题，给我狠狠地整！”主子有令，打手闻风而动。当夜，史明奎被几个壮汉带到审讯室，“今晚你必须老实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两个多月的刑讯批斗，史明奎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镇静地说：“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打手们用皮鞭朝史明奎身上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冰凉的地上。几个壮汉将他抬起来，架上老虎凳。身子被绑在柱子上，两条腿被捆在木凳上。腰下塞进一块砖，又塞进一块，三块，四块……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昏死过去。当他被冷水浇醒之后，“头头”已亲临审讯室。“你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想交代？”“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头头气急败坏，用驳壳枪朝他胸部猛砸，又用子弹头刮他的肋骨。接着又反捆住史明奎的双手，把他吊在屋梁上。打手们把报纸点着，往他身上烧。火苗烤着肉，滋滋地冒着青烟，一股难闻的血腥的焦臭味儿，弥漫在审讯室里。
“说！谁是国民党？！”
史明奎嘴咬出了血，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知道，我不是……”
一个打手，用钳子夹起炽热的玻璃灯罩，嘻笑着朝他的胸脯按去。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史明奎留给人间的最后声音。
剖腹示忠
他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普通公社社员。按照“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各类政令，划分的斗争对象，绝对轮不到他的头上。可是，一场大清查“国民党”的强台风，却将他裹进了专政队。因为他“死不改悔”，他所领教过的刑法更是不胜枚举。单是“夹刑”他就受过好几种。打手们将他的上衣扒光，用铁钳子夹他的脊背上的肉，一边夹一边拧，不一会儿，他的脊背就青紫一片。
打手们还从牲口房里找到驴夹板，用驴夹板死命地夹挤他的腿肚子，几下就把他的腿夹挤得如同折断了一样。打手们用铁钳子夹住他的嘴唇，一边扯、一边拧，打手们还用两根木棍挤他的“太阳穴”……
他有怨、有愤、又恨。他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却没有人理解他、相信他，既然假的被视为真的，那真的无疑是假的了。最终，他选择了极端的表白方式。正值社员出工之际，他偷偷从专政组跑出来，回家拿了把牛耳尖刀，发疯似地跑到大街上，高声呼唤起来：“社员们听着，我是贫农，是党员，不是国民党。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心是黑的，共产党的心是红的。乡亲们，你们都来看呀，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边跑边喊，将手中的牛耳尖刀插进胸口。他慢慢跌倒在地，流下一滩鲜红的血。
绝不改口的标兵
邱县有位王某某，曾被评为全省青年标兵，是全县青年的榜样。他是党员，是村干部，是县里的红人。既然全县有那么庞大的地下“国民党”集团，他能不是“国民党”？于是他被关进了“牛棚”。
开头对付他的是“温火”，给他说明情况，晓以“大义”。遗憾的是这位姓王的农民，犟筋一根。很不“懂事”，嘴咬得很紧，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
“你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王某某回答得干脆肯定。
“再大声说一遍！”专政人员失望透了，动了肝火。
“不是就不是，咱不能胡说！”王××一字一句，说得很老实。
“你诬蔑谁胡说？” “造反派”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吼叫道。
“反正有人胡说。”
“太嚣张了！”
专案人员收起温和的面孔，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皮鞭顺头抽下来，在肩上、背上、手上、腿上，立即留下一条条血道子。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
接着“造反派”在他的手腕上穿铁丝，一阵剧疼昏了过去。鲜血顺着手臂流淌着，滴在地上，旋即凝固。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两手已被吊在屋梁上。两臂举着，脚刚刚踩着地，腿稍微软一下，全身重量就会全集中到一双手腕上。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疼，死不承认。
打手们围拢来，得意地问道：
“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我生下来就不会说假话！”他说的是真话。
“好！不说就这么吊着。啥时承认了，啥时就放你下来！”一个专政组长，气急败坏地喝叱道。
王某某就这么被吊着，稍一低头，就会痛不欲生。后来，“专政组”让他老娘来给他送饭，意思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娘提着瓦罐，里面盛着米汤。她见到孩子浑身是伤被吊着，泪水从老眼中涌出来。
“孩子，说了吧！别嘴硬了！”老母亲希望儿子早点结束这种地狱酷刑。
“娘！”他宽慰着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不会说假话。咱不是‘国民党’，咱咋能胡说呢！”
王某某在屋梁上被吊了七天七夜，168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松口，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七天七夜！度日如年的七天七夜。
母亲把儿子送上不归路
母亲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可是，在那疯狂的年月，却有一位母亲，将亲生儿子送上了黄泉路。 她的儿子是一位公社书记。家里人对这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他临终前告诉家人的。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
邱县清查“国民党”的十二级台风刮得山摇地动，公社书记突然被通知去县里开会。他急匆匆赶到县里，哪里是开会？到县里他就被关押进群众专政组，令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自打清查“国民党”的台风刮起，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听说先“下水”的不少人受刑不过，乱说乱咬。他工作多年，认识的人不少。只要有人受刑不过，提自己就得“下水”。真是怕啥有啥，现在真的轮上他了。专政组没有逼他去咬别人，而是逼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他根本没有藏匿什么“国民党档案材料”，拿什么往外交呢？
不交就是不老实，就是抗拒，就是顽固不化！审讯室里，他被蒙上了眼睛。只觉四周一片漆黑，猛然间一阵皮鞭抽过来，他慌忙躲闪，迎面又是一顿乱打，往哪躲都有人用皮鞭抽打。这种刑罚，名曰“打瞎子”。皮鞭抽打还是轻的，再不承认就用扁担打，腰、两肋、四肢，留下了道道伤痕。最后再来个“猪拱地”，一位壮汉提起他的双腿，让他头触地，由壮汉推着朝前拱……一连四天受刑，他实在受不了，瞅了个机会，逃出专政队。他不能回公社，更不敢回家。他蜷缩在庄稼地里，又闷、又热、又渴，浑身伤口针扎般疼。好容易涯到天黑，忍痛忍饥朝姨家赶去。不巧姨家没人，不得已，他摸黑朝自己家赶去。后半夜时，他敲开了自己的家门。当一家人见他一身破衣烂裤失魂落魄的样子，全惊呆了。他撩起衣衫，露出浑身血疤，一家人立即哭成一团。
“孩子，你犯了啥罪？”
“娘，我没犯罪呀？我从小逃荒要饭，十八岁入党，我怎么会是‘国民党’？我根本没见过‘国民党’的材料。我交不出来，他们就打……”
妻子一旁伤心地说：“你咋不找领导说清楚？听说县革委会主任是个解放军，你就去找他，找解放军！”
“找？去哪儿找？咱被打成‘国民党’，能见上面吗？打得实在受不了哇！……”
一家人抱成一团，哭又不敢大声哭，怕被外人听见，只能饮泪抽泣。天亮了，怕被人发现，先躲在兄弟家里。年迈的母亲饱经风霜，旧社会逃荒，曾领着四个孩子要饭到他乡。大女儿卖了，换下点粮食，又让兵匪抢走了。若不是翻身解放，也许这个家庭早不存在了，眼见着孩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儿子前思后想之后，按照妻子的提醒，给县革委会军代表写了封信。信写好，不敢在当地发，让两个女儿跑了四十多里地，在邻县一个邮电所将信寄出。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愁眉不展，苦苦想着办法。母亲老泪纵横，恳切地对他说：“孩子，你不能这么躲在家里，人家知道你跑了能不四处找？找到家咱说啥？躲不是个法子呀！没有共产党帮咱们翻身解放，就没咱这家人。你要相信党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胡说，党也不会冤枉好人的！”
“娘，我相信党！”“孩子，这就对了。”母亲开导着他，“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你在党，要相信领导，我看你还是回去给领导说清楚吧！”
“娘，我怕……”他抚摸着身上的伤痕，流下了眼泪。
“不怕，娘送你回去！”第二天，兄弟用独轮车推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带着两个孙女儿，将他送回到县上。
老母亲特意对专案组的人说：“同志，俺家世代都是本地的种田人，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俺，俺哪能有今天这一大家人。孩子干工作有错，该批评就批评，该处分就处分，可别再……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
老母亲说着，泪珠儿滚落下来，她饮泣着，没敢让“打”字溜出口。
“老太太放心回去吧，我们会按政策办的。”专案组人们说得很痛快。老人此举光明正大，怀抱着对上级领导无限信赖和对儿子的爱怜。老人将儿子送回县里，心里感到特别踏实，看在这张老脸面的份上，儿子不会再受罪了。
老人天天盼，日日想，希望儿子的问题早一天水落石出，一家人高高兴兴团聚到一起。二十天以后，儿子半夜三更又回来了。又是趁天黑逃出来的。
凑着昏暗的油灯，她看着孩子浑身的血淋淋的伤痕，旧伤痕上添新伤，比头回见到的更惨更吓人！老人心疼儿子，有什么法呢？心底那个坚强的信念远远超过了母爱。她宽慰一番儿子，用带批评的语气说：“孩子，你忍着点啊！老偷着往回跑，没罪也会添罪的！”
“娘，我受不了哇！”“那……”一家人商量着，没了主意。这时，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赶到他家，告诉他们，军代表打来电话，让老人把孩子再送回去。保证不再逼供，还保证发放隔离审查期间的工资。在善良的人眼里，从领导嘴里说出的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是靠得住的，是算数的。第二天一早，老人实在出不了门，对儿数落一番，让两个孙女将儿子送回县里。
仅仅隔了一天，噩耗传来：她的儿子死了！老人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直到这是她才醒过神来，面对魔鬼的凶暴残忍，善良和信赖又值几文钱？可惜她清醒得晚了！两年以后，省委落实政策工作组打开了她儿子的坟墓，开棺验尸。经查：右肋骨第六根骨折，左肋骨第八、第九两处骨折，前胸板骨两处骨折。很清楚，他惨死在酷刑下。
没有人会指责这位母亲残忍，她怎么会害自己的儿子？一个白发的母亲怎么会忍心把自己当拐杖使的儿子推上死路？她太相信那些满嘴“革命”名词的“革命者”了。
头悬梁
送人进阴曹地府的“吊刑”令人毛骨悚然。“吊”是一个比较恐怖的字眼。因为，瞪着眼珠、伸着长舌吊死鬼的形象早已在人们的脑海里扎了根。看见了“吊”字，难免不想起吊死鬼的吓人模样。“吊型”也是同样的恐怖，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在旧小说和旧电影里，常能看到如虎似狼的打手，大声叫嚷着：“把他吊起来狠狠地打！”普通的吊刑，是将受刑人的双手用绳索捆绑在一起用绳索吊在树上或房梁上，然后再用皮鞭抽打……
“文革”中“群众专政组织”对付“阶级异已分子”的“吊刑”却是花样翻新，难以枚举……
曲丽红是一位非常苗条漂亮的姑娘，特别是她的那条油光闪亮的大辫子，更是让周围的小伙子迷恋不已。她刚从卫校分配到了县医院，追求者就接踵而来。可她芳心另有所属，爱上了一位在外地上大学的中学同学。
许多被她拒绝过的人，便对她产生了一种癞蛤蟆吃不上天鹅肉的妒火。“文革”一开始，“癞蛤蟆”们就以她的父亲是“老右派”的名义，将她“隔离审查”。不久，又把她送进了专门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进了这种“学习班”，就如同进了阴曹地府一般。学习班的工作人员中仍有对她妒火中烧的“癞蛤蟆”，这次见到了“天鹅”落到了案板上，岂能轻易放过？得不到手便毁灭，这是流氓们的共同特征。
“癞蛤蟆”嘻皮笑脸的问曲丽红：“你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吗？”
曲丽红不知道问话中有圈套，就天真地回答：“知道。”
“你给我们讲一遍。”
曲丽红讲了一遍“头悬梁，锥刺骨”的典故。
“你想不想学习古人这种‘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
“想学。”
“好吧！我们就先让你学学‘头悬梁’。”
几个学习班的人用将绳子的一头扔过高高的房梁，用力一拉就将曲丽红吊离了地面，曲丽红的全部体重都坠在了她的头发上，她疼得泪流满面，双脚乱蹬，……最后，她那一头原本美丽的头发全部被揪断了。有许多头发根还连着一块块流着鲜血的头皮。
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天使，像烛火般被迅速扑灭。一个妙龄少女瀑布般的秀发，刹那间变成了一个血迹斑斑的秃瓢……
挂“衣服”
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民，自从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没有放过他。这一次他受的罪却是做梦都难以想象的。 那天，他随着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一起下地收工回来，就被“群专队”举起双手，用绳子将他的全身捆绑得直直挺挺的， “群专队”在墙壁上高高地钉上了木橛子，把他像挂衣服一样，牢牢地挂在墙壁上的木橛子上。理由是他在干活时，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薯。
当天下田务工时，他的确是拾起了掉在地上的一小块红薯，迅速地扔进了嘴里，没嚼几下，就囫囵个地咽进了肚子里。当时，在他身边的都是和他身份相同的“地、富、反、坏、右”，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群和他一样整日吃不饱的“难兄难弟”们，没等他走回村子里，就已经将他“检举揭发”了。
为了“杀鸡给猴看”，专政组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像挂衣服一样，连着五、六天被挂在墙壁上“示众”。
倒栽葱
“国民党”的老窝在台湾，“群专队”员们为了让关押的“国民党”经常地能看一看自己的大本营，就发明了一种“看蒋介石”的刑法，先将“国民党”脚朝上头向下吊在梁上，然后，令他向东南方张望，并要回答望见了什么，回答不出，就猛松绳子，让“国民党”头朝下栽到地下，名曰：“倒栽葱”。
有许多“国民党”，挨了几次“倒栽葱”后，就学乖了，只要回答出看到了蒋介石，就会“过关”，最后，竟发展到了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亲嘴……
荒唐的岁月就会如此荒唐创造奇迹，真是典型的中国式黑色幽默！
练射击
有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退伍军人也被打成了“国民党”，因他平时经常向年轻后生炫耀自己的枪法，当年轻的后生专了他的政之后，就让他“表演”了一场“单枪打坠”。后生们将他的右手食指用绳子捆住，把他吊在房梁上，一边向上吊他，一边问他“打枪还准不准”。用一根手指头负担起全身的重量，即使他当过兵，打过仗，这种罪他也禁不住，只能违心地回答说：“打不准，打不准……”
至于“穿耳悬梁”和“勾鼻梁”的刑法就更加凶残骇人了。邱县的“群专队”常用铁丝将受害人的两耳穿透，吊在房梁上，还用卖肉的铁勾子，勾住了受害人的鼻子，像勾猪肉一样，朝梁上吊，直到把受害人的鼻孔全部勾豁勾烂……
坐“飞机”
专政组的打手们常把受害者双手双脚捆在一起，反吊在房梁上，再用力地像荡秋千一样，把被吊者摇来晃去，名叫坐飞机……
还有一种刑法，名为“坐大桥”。令受害人脸朝下，将他的手足分别捆吊在四个墙角的铁钎子上，然后，用棍子猛打其吊坠着的躯体。
把受害人的头和脚分别吊在梁上，再往受害人的脊背上压石头，就名：“悬梁驮石”。
有一位老八路，日本鬼子没有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把他打死，却被自己的同胞用“悬梁驮石”的刑法，活活地勒死了。
手术屠刀
手术刀，是人类切除病灶，挽救生命的利器。在无影灯下，它被用来切除坏死的肌肤，剔除癌变的肿瘤。可是，当魔鬼握住了手术刀的时候，它的用途又会是什么呢？邱县“群专队”有一个外科医生，这位披着神圣白衣的“天使”，竟长着一颗魔鬼的心。他经常用手术刀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上刑，就像旧时执行“凌迟”的刽子手一样，一刀一刀地割着受害人的肌肤，据一位受害人回忆：“他一刀下去，有时能割下二两多肉。”
这位医生掌握了许多医学的知识，非常了解人体的解剖，他下手总是非常的利落，如果受害人受刑后的伤口刚刚长住，他也会重新将这个伤口再一次割开，让伤口重新感染、重新化脓……
语录事件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圣物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自己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罪恶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桨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待蓝色的火苗舔上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亵渎神灵，“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
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能很快地将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天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看护者们，用炼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公开的凌辱
当年一位很有前途的教师被打成右派，遣返回到邱县一个小村庄接受劳动改造。右派属于五类分子，加上出身不好，便被打入另册。他规规矩矩每天劳动，不敢越雷池半步。文革风暴没有忘记这个小村庄，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在这里仍有雷霆万钧之势。他首先成为专政对象，他的妻子也成了右派分子的臭婆娘。他们结婚多年，没有生育过。她长得还像大姑娘一样水灵，皮肤白净，胸脯高耸，腰肢柔韧，可谁也没见她笑过。她每天早晨和五类分子一起扫街，继而虔诚地跪在地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数说自己的反动罪行，然后再下地劳动。
她只是个家庭妇女，丈夫背黑锅，她自觉矮人三分，平时绝不多言。只是默默地在家里地里干活。但她已感觉到专政组长眼里闪烁着淫邪的恶光。她不敢告诉丈夫，怕他受不了精神压力。丈夫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她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大丈夫不能保妻室平安不是枉为人身吗？兔子急了也咬人。她怕丈夫做出失去理智的事。她很清楚，只要自己献出贞洁，专政组长就会马上改变对她们一家的态度。但是……她做不到，她没有遗传那样的血液。她的自尊和教养，使她把性爱的忠诚视同生命。
她被派去收玉米秆。专政组人员坐在田垅上，监督她劳动。
几个半大小子凑上来，围住这个右派臭婆娘，硬逼着她将衣服脱光。她受过各种低三下四的屈辱：罚跪、游街、挨斗，但人的起码尊严还埋在心底――怎么可能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呢？她本能地缩成一团，紧紧攥着衣襟。这伙小子见她不服从指挥，便一窝蜂似的拥来，你推我搡，又撕又扯，衣服很快被撕烂了。她最终没有护住自己，赤身裸体地横陈在光天化日之下。兽欲，在神圣的光环里，得到病态的满足。事情没有到此完结。一个半大小子更坏，他顺手折下根又粗又壮的玉蜀黍秆，朝她裸露阴部又戳又捣。
她惨叫着，哀求告饶，发疯似地挪动着身子，本能地用双手遮盖那隐密处。片刻时间，两股间、手腕上到处是鲜血淋淋。
近在咫尺的专政人员，如同一群性虐待狂，在一边发出欢快满足的狞笑。
……四周慢慢安静下来，像变成了一片死寂的荒漠。她承受的凌辱比遭受奸淫还要悲惨，她是那么孤独无助，在她旁边看稀罕的人们好像在看着一只待宰的羔羊，没有人觉得她有着与自己母亲、妻子、女儿与姐妹一样有着做为女人的尊严。围观者的良知随着她的人格尊严被剥蚀贻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她求生的欲望还没有泯灭。也许，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一场不清晰的恶梦，一切还会恢复到天下太平的从前。这是她忍辱活下去的理由，她想看到人们良心发现的时刻。所以，她披着被撕得条条缕缕的衣服，借夜色的掩护，忍疼含辱地爬回了家。
她不愿向丈夫吐露全部真情，只说在地里挨打了，正巧“身上也来了”，太难受，要丈夫去向村专政组请个假。
丈夫去了大半天才回转来。他说他挨门哀求，竟“感动”不了“上帝”。专政组长的口谕是：“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对待革命群众。改造就是要脱胎换骨，褪层皮流点血算个啥？明天照常扫街劳动！”
夜，漆黑一团。她和丈夫蜷缩在破旧的土炕上，抱做一团。泪水流进嘴里，又苦又咸。如果能放悲声，内心的积郁愤懑或许能得到一些排遣。可眼下连哭也不敢哭出声来，万一让在街巷巡逻的专政人员听到了，又是一条罪状。他们只能掩面而泣，他们脸贴脸，哽咽低诉，思前想后，哪里还有活路？她将白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丈夫，丈夫的牙咬碎了，嘴唇在滴血。罪已经受够，侮辱也该到头了，活下去的所有勇气都被击碎了。
他们相拥而泣，对这个人世间彻底绝望了。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这个走不到尽头的苦难人生让他们看不到一丝光亮。
如果有可能，就将一切希冀寄托于来世吧！
他们紧紧抱着，度过人生最后一个不眠之夜。一个长夜，他们终于把泪流尽了。这一夜太黑暗了，黑得让他们看不到一丝星光。
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没有看到过一双含着人间温煦的眼神，那怕是那么须臾一闪，也会成为他们含辱偷生的理由。然而没有任何希望，他们终于没有等到天亮。
专政人员破门而入，立刻惊住了：屋梁上，悬吊着两具尸体。两口子用的是一根绳子，一人一头，脸对着脸，好象还有话要说，但永远也说不出了，他们到死都在凝视着最爱的人。
惊慌旋即化为义愤，在那个年代，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现行反革命”。专政人员命令其它“五类分子”，从屋梁上卸下死尸，男的已经气绝，女的还有口气。由专政组长主持，在现场开了个斗尸会。“五类分子”一个个面如死灰，筛糠一般。专政组长指派几个“五类分子”去埋尸。女的似乎在动呢！谁敢去干这埋活人的事？几个五类分子“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我们有罪！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专政组长气汹汹地从旁边人手里夺过铁锨，朝女的头上直劈下去，立刻，头脑碎裂，鲜血四溅。她的眼睛懵懂地瞪着，象死鱼一样。
周围是围观的革命群众，他们胆颤心惊地举着拳头，在专政组长的带领下，高呼口号：“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声音参差不齐干涩无力，毫无人间气息。
这对苦难的夫妇，到死也没有赎尽“罪恶”。他们的尸首被人拖到村外，扔进水沟里，被人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土。人去场空，几只野狗窜了过来，用尖利的爪牙，刨出尸首，撕裂了皮肉，扯断了筋脉，大嚼大啖……
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半页曾经发生的一幕，两位无辜者连尸首都没留下来。
他们姓字名谁？冤魂何寄？时至今日，不知几人还记得这一对可怜的夫妻。
苍冥之间，一对卑微的生命，永远孤独地绝尘而去。
公然兽奸
一个极端贫穷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丑陋的众相，也就天然敌视一切世界的美丽，包括对美丽人生的毁灭欲望。
一个女服务员，臀部发育良好。在造反派眼里，大屁股女人都风流、都骚情。这伙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垂涎三尺，他们终于想出办法，将这位女服务员传到办公室，开始了审讯。她一迈进门坎，便嗅到一股血腥气，忍不住打个寒战。
一个专案人员坐在椅子后面，腿高高地翘到了桌子上。问道“你是啥出身？”“贫农”。“贫农？不对吧。”审问者转到她身后，拍着她的屁股问“贫农？这屁股不像？”
审问者怒吼起来“好你个地主婆，快老实交待！”
她知道地主婆是如何挨批斗的，吓得连说我不是，我不是。
“大屁股就是地主婆！”
两个壮汉好象性饥渴难耐的恶狼，主子一声喝，便立即扑上来，在她的乳房、屁股、大腿上乱摸起来，语无伦次地叫着“叫你不老实，快坦白！”
平时，干这种事的人要承担下贱、流氓的骂名。但时过境迁，同样是猥亵、调戏妇女，此时却成了革命行动。几个壮汉此刻一定暗暗庆幸，还是“革命”好，但愿这样的“革命”常住人间。
转瞬间，审讯室的灯被罩上了兰色复写纸，室内一片暗兰色，给人以恐怖感。这是打手们蓄意制造的地狱气氛。
恶鬼般的壮汉问到，“大屁股地主婆，你给谁看？是不是等蒋光头回来呀？哈哈，先露出来，让革命造反派看看吧”
她本能地反抗着。当一个壮汉拉她腰带时，她不顾一切自卫着，情急中将那壮汉手腕咬出了血。
“哎呀，你他妈的是狗！”
另一壮汉淫荡地眯起眼睛，“既然她像狗一样咬我们，我们就找一只狗来制一制她。”
说罢，他让几个同伙按住女服务员的四肢，从屋外牵来一条大狼狗。他三下五除二将女服务员的下衣扒光，从桌子上找到一块中午吃剩下的玉米面窝头，让狗闻了闻。便把窝头塞 进女服务员的阴道……
大狼狗张开大嘴向女服务员的阴道中的窝头咬去……这个壮汉此后经常利用狼狗给女犯人上刑。后来竟发展到让雄性狼狗扒在赤身裸体的女服务员身上，他把狼狗的生殖器剌激勃起，其它人按着女服务员，让狼狗奸污了这位女性。
“骑木驴”
人的生命和财产，在狩猎和被狩猎的规则中没有任何保障。
在邱县“红满天”造反司令部里有一间专门审讯犯人的“黑屋”。屋中有一个方桌，方桌的正中央钉着一个三寸多高的木橛子，这就是实施“推磨”的刑具。当时，“红满天”造反队经常把对方造反组织的成员或者家属“偷袭”过来，严刑“伺候”。这天，他们又捉到了一个对立面造反组织头头的女儿，这个女孩当时才刚刚十六岁。
“红满天”中的几个壮汉抓胳膊按脚地将女孩的衣服剥光，把赤身裸体的她抬上方桌，面朝下，再将方桌中央钉着的木橛子插入女孩的阴道，然后，推动着女孩的头和脚部，让女孩的躯体以那根插入阴道的木橛子为轴心旋转……在封建时代这样的刑罚叫“骑木驴”。
女孩失声地痛哭着、哀求着，狼心狗肺地壮汉们却不停地推着女孩的身体旋转、再旋转……女孩终于被折磨死了。她的死亡所有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的父亲是另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到世上，没有来得及体验一次当母亲的欢愉，没有体会到一个做妻子的幸福就被折磨死了……
兽性总爆发
在邱县的一个“群众专政队”中，一伙丧心病狂的恶魔、发明了“五人同颤”的酷刑。这是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酒足饭饱的“群专队”员们将十多名男女“国民党”押到了一间大教室内。教室的窗户全部都用厚草帘子遮盖住了，教室的正中央悬吊着一盏大汽灯，将教室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白得刺目，白得阴森。“群专队”员们舞动着木棍，让十多名男女“国民党”全部脱光衣服，几名年轻的女“国民党”稍有抗议，就马上遭到木棍的袭击，其余的“国民党”早已被打得麻木不仁，他们不仅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听从“群专队”员的命令，将那几个年轻女“国民党”的衣服也全部剥光。
这十多名“国民党”完全赤裸了身体，就像进了公共澡堂子一般，不同的是身边还围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员。在“群专队”一个头头的指挥下，一个男“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他是一个县里的干部，他本能地用手捂起自己的私处。这里是不能有耻辱心的，他马上就挨了“群专队”员一个大耳刮子。他被勒令像作体操一样，两手臂向两侧平举起来，一动也不许动。他的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暴露在许多异性的目光之中。他羞红了脸，恨不得地上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
又有一个女“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她的身体比较瘦小，两个“群专队”员架着她，让她骑上了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脖子上，女“国民党”没有敢反抗，她吓得小便都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然后，“群专队”员又让一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弯着腰，蹶起臀部，手在后面紧紧地抱住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臀部，又让一个男“国民党”骑跨在这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的腰上，最后，又找出了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国民党”，让他将生殖器顶入那个弯着腰、蹶起臀部的女“国民党”的肛门内……
恶魔们在最后的男“国民党”的屁股敲一棍子，这个男“国民党”就得动作一下，其它的四人也就随着动作一下……这就是“五人同颤”的由来。恶魔们看够了“五人同颤”还不肯罢休。还让赤裸着身体的男女“国民党”表演名为“下猪”的恶作剧。
“群专队”员们让一个年轻的女“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跪伏在女“国民党”的大腿之间，用头颅死劲地顶住女“国民党”的私处，又让一个男“国民党”装作接生的样子，去按摩这名女“国民党”的肚子。女“国民党”还得不停地学着母猪的叫唤声。那个用头颅死劲顶着女“国民党”私处的男“国民党”，也得不停地学着小猪的叫唤声，而且，还得隔一小会儿就报一下数。“群专队”员早已发了话，这窝不下够二十个小猪，就不能结束。
还有一个“群众专政组织”，曾揪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国民党”，女“国民党”是一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娘子，是那位男“国民党”的亲侄媳妇。“群专队”的恶魔们勒令这一男一女剥光自己衣服，先让当叔叔的赤裸裸的仰面朝上躺在坑上，再让当侄媳妇的同样赤裸裸地骑坐在当叔叔的生殖器上……“群专队”员们还拿着棍子在一旁问：“得不得？（舒服不舒服？）”不回答，就拿棍子打，直打得当叔叔和侄媳妇都回答：“得！”恶魔们才肯罢手。
1968年，邱县的大小“牛棚”全部人满为患。为了防止“专政对象”逃跑或自杀，“群专队”常将数十名“国民党”同关一室，而且不分男女。每天晚上临睡前，男女“国民党”都得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隔着窗户扔到院子里，待天亮鸡鸣时，再全部赤身裸体地列队站在院子内，听着口令，作广播体操，美其名曰：“闻鸡起舞”。谁作的姿式不规范，谁就会被揪出来挨打，而且还是让其他“被专政对象”动手打，打轻了也不能过关，自己也得挨打。这种“闻鸡起舞”每次都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即使是初冬时分，这群冻得浑身打颤的男女“国民党”仍要赤身裸体的坚持完“闻鸡起舞”，才能将昨天晚上临睡前，扔到院子里的衣服，拾起来穿在身上。
“群专队”员们，为了打破“专政对象”们的心理底线，让他（她）们自己不拿自己当人看，还强迫他（她）们男女同厕，当女“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就逼着男“国民党”趴在地上观望女“国民党”的生殖器。男“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同样逼着女“国民党”观望。有一位女受害人对此稍表示不满，“群专队”员马上就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跪在地上长时间地仔细“端详”一个男“国民党”的生殖器。最后还逼着这个男“国民党”向女受刑人的嘴里尿尿，男“国民党”一边尿，还一边唱着：“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
当夜幕降临时，同室而住的男女“国民党”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扔到院子里后，“群专队”的恶魔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她）们，恶魔们常让一个“国民党”趴在地上，然后，命令其他男女“国民党”压在这个“国民党身上，一个叠一个，下面人的肋条骨就会“咯咯”直响……有好几位受害人的肋骨都是这样被压折的。
如果恶魔们喝点酒，就会更加没有人性，经常让赤身裸体的男女“国民党”各自“配对”，不是男下女上，就是女下男上，而且，还必须用力做动作，每个人的表情也必须装出性交时那种欢愉的样子，谁要是不动作，或者是表情装得不逼真，谁就得“大刑伺候”。
若是“牛棚”中没有女性受害者，“群专队”的恶魔们同样会拿男受害人寻欢作乐。邱县的一个“群专队”，竟利用酷刑，威逼着被关押的男受害人互相鸡奸，互相口交，流出精液后还必须吞进肚子里……
邱县“群专队”的恶魔们，淫威四逞，连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曾抓住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同样无耻地将这一男一女的衣服剥光，将他（她）们赤身裸体地面对着面用绳子捆绑在一起。同走同停，名曰“牵线”。还逼着他（她）互相吐唾沫，然后再互相舔干净，名曰“亲嘴”。
在邱县的“群专队”中，恶魔们还发明创造了许多针对男女生殖器实施的刑法。每种刑法都是令人毛骨悚然……
人们常将男性的睾丸称之为“命根子”，不小心碰撞一下，都会令人疼痛得直冒冷汗。邱县的“群专队”根据这一特点，发明了一种名为“仙人摘桃”的酷刑，就是令男受害者脱下裤子，暴露其生殖器，施行者突然出手，又挤又捏又拧又拽受害者的睾丸。轻者令受害人疼得浑身冒冷汗，重者能令受害人当场疼得昏死过去。有一位年轻的小学教师，被打成“国民党”时，还未成婚，在牛棚中，他多次“领教”这种“仙人摘桃”，有好几次他都感觉到自己的睾丸被拧掉了……从“牛棚”解放以后，他结了婚。可是没有多久，老婆就跑到法院和他闹离婚，理由是“他失去了做丈夫的资格”。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割韭菜”本是一件菜地里的农活，却也被“想象力”丰富的“群专队”员们引用到酷刑之中，他们常把男女受害人绑在一个柱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用左手拉起受害人的阴毛，伸直右手的食指作出刀子状，在受害人被直的阴毛根部猛“削”“割”，常将男女受害人的阴毛，“削”“光”“割”净……
审问男受害人时，他们还有更绝的招数，先将受害人捆绑在桌子上或是椅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再用一根细绳子的一头捆系住受害人的阴茎，另一头系在房屋的门上，让这根细绳子绷得直直的，然后审讯者就拿着一根棍子，先敲打一下绳子，再问话。绳子被敲打后，就会扯动受害人的阴茎，审讯者敲打的幅度越大，绳子扯动受害人阴茎的力度就会越大。审讯者一般敲不了几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肿胀起来，若是连敲十多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又青又紫……“群专队”将这种酷刑美其名曰：“弹琴”。他们还用木棍和其它棍状物捅扎女受害人阴道，用铁丝捅扎男受害人尿道，刑法翻新，邱县的“群专队”有一种名为“挖地道”的酷行，就是用掰直的曲别针，从受害人的阴茎口捅进去，一直捅到尿道的拐弯处，捅得受害人小便如同血水一般，解一次小便，就如同上一次大刑一样疼痛难忍……
惨无人道的酷刑将一个个无辜者屈打成招，将一个个守法公民打残打死。和平时期的邱县真成了毛泽东在一首诗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人
古往今来，大凡改朝换代时期，总会出现一些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或是乱世枭雄，或是奸佞群小。大浪淘沙，不仅使黄金与泥沙俱下，更使得沉渣泛起。在邱县的县志上，辑录了两位极可能是很平庸的人物。
这便是邱县国民党案的始作俑者赵玉春。他原是县武装部的副政委， 靠“造反”发迹，被推上了邱县的政治舞台。这个不起眼的外籍人物的出现，让古朴而贫穷的邱县于“十年浩劫”间，平添了更为深重的人祸。
关于这个人，2001年编纂的《邱县志》对其有如下记载：
赵玉春（1925——1996），河南省民权县李馆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部队文书、指员员、团政治处主任、邱县武装部政委。1967年3月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核心组长、地革委委员。
赵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期间，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施用酷刑三百多种大搞逼供，在全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假案。把邱县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到“文革”前的6任县委书记、7任县长打成“国民党员”，把文革前80%以上的县委机关和县直科局级干部，70%以上的公社干部和50%以上的大队支部书记都打成“国民党员”。在这一假案中，共打成“国民党员”3835人，打伤致残1316人，逼打致死544人。赵玉春亲自审讯后不久被逼打致死的就有4人。他制造的这个“国民党”假案，牵涉到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23个部队和中央8个部，使100多名领导干部受到迫害。
1974年赵玉春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8年保外就医，1996年死于山西沁源县。
从履历中可知，他是个15岁入党，17岁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红小鬼”。从乡下孩子到革命干部，也几乎都是在革命军队中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直到文革后期，恶贯满盈地从“政治舞台”退出，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好像从没有脱离过“革命”。
他的前半生，先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在和平年代的革命军队做“政治”工作，直到“夺权”成为邱县实际的“当家人”。就是在他“当家作主”“准备立大功”时 ，制造“国民党假案”酿成弥天大祸。他的后半生则被逮捕判刑，至到病死山西。
他“善终”的这一年，恰是文革发动后的整整二十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比较成熟的时期，饶有意味的是：他革命的年代都是人民少吃没穿，个体尊严和生命得不到保障、动乱频仍的时代。他不再革命的时候，国兴家旺，人民的生活步入小康，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再因言获罪，不再由于追求幸福生活横遭凌虐。
这个简介附着他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当时的年龄好象四十岁上下，身着当时的红星领章军服，由于帽沿下阴影过重，这个绷着嘴，鼓着高颧骨，这个面无表情的中年汉子显得十分阴郁。他主政邱县的短暂几年内，我们没看到他办过一件可以彪柄后世的好事。
地方志中说赵玉春“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恐怕说不过去。他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且是久经锻炼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轻易被他人利用左右？在这场大惨案中，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干什么或不干什么，完全是个人阴暗心理借势借时恶性发作。赵玉春有自己的野心，有自己的主张，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和行动。他把自己的命运系于极左路线战车，无法无天，横冲直撞，必然是自取灭亡。
惠志广的故事
另一个因祸害一方而载入地方志的本籍人物，就是赵玉春的主要搭档惠广志。
《地方志》记载：
惠广志——1933年生，大郭斗村人，现在押。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资料员、县委办公室干事。“文革”中任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副主任。伙同赵玉春等一伙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邱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大冤案。采用数百种刑法，大搞逼供，坐阵指挥逼打致死多人。1969年4月17日畏罪潜逃，1969年12月9日缉拿归案。1970年5月4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1984年11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惠广志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赵玉春为什么要制造这场大冤狱呢？后来的人替他总结了两条：一是打击素与之不和的武装部部长。二是想“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前者是私愤，后者是为了加官进爵。这样的总结显然太实际了，也许这就是大家的直观印象吧。紧跟政治形势，积极追求进步。在当时，也许这是最正当的理由。而他就是因为制造了大惨案被提拔为地区革委会委员，在此前和此后，还没有哪位邱县头头同时兼任过这一职务。
邱县县委干事惠广志，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恐怕这一辈子也难当上科级干部，这一次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全县第二把手。
在邱县，还有一大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借时以逞，与他一起发迹：
农林局技术员杨某某打死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郝梦怀，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
临时工王某某打死县委副书记史明奎，转干调公检法机关；
社员郑某某操纵打死残废军人张同勋，入党、提为县委委员、团县委副书记；
临时工张某某打死科局级干部王洪章，提为法院副院长；
临时工陈某某打死社直干部于金岭，入党转干，提为南辛店公社副书记；
临时工霍某某（父、兄妹共打死十人）转干入党，提为县海河指挥部政办室负责人；
临时工马某某是打死粮食局长任尽中、副局长刘凤祥、干部牛文会的主犯，提为商业局生产部经理、总支副书记；
李某某是抓“国民党”的主谋者之一，是给退休干部点天灯的主犯，提为公安局副局长……
打人、整人造反、革命就能升官，如此际遇岂能放过，于是屑小之徒如苍蝇逐臭般蜂拥而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都被政治运动异化了，惠志广也不例外。假如没有文革，他只是一个县城普通干部，是个从乡间走进城里的小市民。
他生得白白净净，看似文净，其实脾气很怪。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很执拗。人家往东，他偏往西，说话办事总好扭着劲儿。文革狂飚骤起，使他从县委的普通干事，一夜之间成了邱县的风云人物。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做过帝王梦，也许隐匿在他内心最深处的愿望没有机会释放。作为一个权欲极强的人，在和平时期，他的所有毛病充其量不过是个性强而已。没想到中国大陆在和平时期居然能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终于可以在邱县左右乾坤翻云覆雨。于是，惠志广的野心象咆哮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
1966年初，邱县公安局从乡间破获一起“九宫道”案件，从他舅舅家搜出“黄绫珠”“八挂图”。经查：他的外祖父是坛主，舅舅是外帮，父亲是“内阁”，母亲称之为“如意菩萨”。自幼的耳濡目染，使他明白了许多神权至上的玄机，还明白了神可以由人制造。
他沉默不语，窥测时机。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一天就来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智勇双全”，既有主意，又敢出头硬干，很快登上了“三代会”第二号人物的宝座。
在小弟兄们的崇拜中，惠志广开始享受神的尊严。有一天，他生病在家休息。前往探望的人不少，于是办公室宣布：“不能去打扰他，打扰他就是打扰革命。凡前往探病的，必须经县革委批准！”
同村的邻居旁敲侧击地对惠志广父亲说：
“别让志广由着性子来，稳当点好！”
他父亲不屑一顾，得意洋洋地说：“乱世出英雄嘛！”
一个家庭如果能出个英雄，那也算是祖上的积德，祖坟风水兴旺。不仅能光宗耀祖，还可炫耀乡里。进不了紫禁城不要紧，当上“土皇帝”足以威风八面。在那个非常时期，惠志广风光无限：要权有权，要钱有钱，想整谁就整谁，生杀夺予，尽在唇齿之间。
如何领略当“土皇帝”感觉呢？惠志广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了显示尊贵的方法。他离开喧嚣县城，一头扎进家里。他脱得精赤条条，钻进那条绘龙画凤的棉被窝里，在土坑上整整躺了六天。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都成了他随叫随到的侍者。饿了，老婆做好饭，在被窝里喂他；想吃糖豆，老娘将糖纸剥开放进他的嘴里。想抽烟，老爹先点燃，再让他叼上。腰乏困了，老爹还得给他舒筋捶背。想屙了尿了，闺女给他端屎端尿……
他暗自惬意：旧社会村里的土鳖地主老财能在炕上躺上六天不起吗？他表情平静，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和舒坦，他感到了受人崇拜的份量。从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那激动、慌张、羞怯、恭顺、羡慕、满足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答案。视野之内，方圆数村，包括列祖列宗，谁曾享受过如此风光！
为了显示威风，他让跟随他左右的专政队员将村“专政组”抓获的“国民党”员押进他的“金銮殿”，他依旧赤条条地用被子裹着身子审讯。
专政队员腰里悬挂着手枪，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两边，如同大殿上威风凛凛的锦衣卫。
惠志广的老爹、老娘、老婆、闺女，哪见过如此场面？戏台上县太爷审案，也要相形见绌。刹那间，小屋变成了县衙门，如果再有人跪伏在地，呼喝一声“吾皇万岁”，那昼思夜想的帝王梦，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遵照他的吩咐，村专政组将“国民党”犯人押进他家，他要躺在被窝里“抓革命”。
“态度老实吗？”
他一声吆喝，“国民党”们浑身哆嗦。
“念咱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低头认罪，听我的话，我给你活路！”
“政策是皮条，攥在我手里，能松能紧。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别怪我不讲情义！……”
犯人们战战兢兢，点头哈腰，吓得不敢正眼看他，惠志广神魂颠倒地飘飘欲仙。
惠志广通知村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村民们忧心忡忡，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了。会场黑压压地参差不齐。会场前边，放了张方桌，旁边放了把太师圈椅。在村革委会主任及专政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会场。有位在场的农民画家清晰地记着当时场面，经他描绘，画面大致是这样的：惠志广穿着洗过几次略微显旧的军便服，腰扎武装带，别着两把盒子枪，坐在太师圈椅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慢慢悠悠地吸着，喷吐着烟圈儿。
村革委会主任上穿白短袖衫，下穿紫花布裤衩。裤衩是乡下传统做法，长过膝盖，脚穿黑凉鞋，短袖衫左臂戴着印有×ד造反团”的红袖箍，右肩挎着“红宝书”袋，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毕恭毕敬地站在惠志广旁边。
虽然现已无人能回忆当年这位“三代会”二号人物讲话的完整内容，但主旨无非是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他慷慨激昂地抡着胳膊训话，他的老爹在一旁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胆战心惊的村民蜷缩着脖梗，生怕大祸临头。
只是这种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受害者开始上告，上级开始落实政策，他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几个月后，他终于落入法网。
一时期县里不知从哪里涌来的孤儿寡母挤进他家，又哭又闹，来了一拨又一拨，如同冤魂缠身，无法驱散。当这种渲泄达到顶点，报复行为便占了上风，人们三下五除二，砸了他家门楼。
他的家属，他的子女，面对如潮的遗孤寡母，似乎意识到自家的罪过。同样的胆颤心惊，不敢言语。
象征着权势的街门楼坍塌了，标志着这个家庭的败落，——也许，标志的是一个时代的彻底败落与终结！
三、邱县与邯郸
当年的报道
为了给读者以更直观的感受，笔者特地选摘了当时发表在《邯郸日报》上的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
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开幕
决心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在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文艺界和公、检、法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取得辉煌战果的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刮起更猛烈的群众专政的十二级台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于五月五日上午正式开幕。这次大会预计开七天，到五月十一日结束。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地、市、县、区、社及公交企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有战斗在“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共一千六百余人。
这次大会是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会议。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和邯郸驻军首长对这次大会都很重视。为了把大会开好，大会推选出三十一名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周吉福同志，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史绍尹、杜连达、李其荣、王保成、贾胜君同志；人民解放军邯郸驻军首长杨文亭、陈魁元、余焕春、郭成英、郭泗海、杨金海同志、邯郸市武装部长王伟同志；整顿公检法、文艺界领导小组成员石悟、靳瑀、梁泊、田世文同志。邯郸四代会、三级联委的负责人刘相友、聂金马、宋法高、崔思云、张耀徳、张孟春、李佩武等同志也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与会人员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对派，或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任命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阶级斗争实践所做的最最科学的总结，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精辟、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特别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次大会，是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召开的，是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持久的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动员大会 ，是向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隐藏的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发动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会，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又一次大发动大会，这是我区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的召开，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
在热烈的掌声中，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致开幕词。
徐士信同志在开幕词中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吹响了向阶级敌人全面进攻的战斗号角。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三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召开了由邯郸市、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同志，文艺战线“支左”的解放军同志参加的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的动员大会。四月十九日，又召开了“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向阶级敌人发起全面进攻的誓师大会。”从此，邯郸地区狠揭阶级斗争盖子，向阶级人民展开全面进攻的高潮掀起来了，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徐士信同志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最近中国赫鲁晓夫同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翻案的妖风，从右的方面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扑，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徐士信同志说：这次大会，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向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展开更猛烈的进攻。我们要在对敌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对阶级敌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进攻战，把一切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地挖出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应对他们实行专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巩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徐士信同志最后强调指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中，我们一定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最新指示”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联系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进一步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集中力量，向阶级敌人打一场“人民战争”，给阶级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这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命运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邯郸日报》1968年5月6日增刊第九号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胜利闭幕
邯郸地区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洋溢着强烈战斗气氛的“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历经八天，于十二日下午胜利闭幕。在这历经八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反复的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先后听取了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同志的报告，组织了现场参观，分组进行了讨论，广泛地举行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最后，还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无比强大的炮火，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极为猛烈的进攻，战地练兵式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邯郸地区的代理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小集团“地总”的黑后台、旧专署的副专员王谆。这次大会，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会，是战地动员、激战前的发动、更猛烈的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的大会，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把我区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推向一个更加猛烈、更加踏实、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十二日下午，与会一千六百余名代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隆重地举行大会闭幕式。参加大会闭幕式的主席团成员有：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周吉福同志，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史绍尹、杜连达、王保成、贾胜君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邯郸驻军首长杨文亭、余焕春、郭泗海同志、邯郸市武装部长董铁夫同志；整顿公检法、文艺领导小组石悟、靳瑀、梁泊、田世文同志；邯郸四代会、三级联为的负责人刘相友、宋法高、崔思云、李佩武等同志。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与会同志手捧红彤彤的宝书，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最最衷心的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最最真诚的学习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整个会场洋溢着浓郁的战斗气氛。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讲了话。
徐士信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对大会作了简要总结，回顾了邯郸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强调指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二是自我党建党以来就存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因此，我们必须把当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提高到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上来认识，上纲上线，也只有上纲上线，我们才能看清这场斗争的实质，更准确地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
徐士信同志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搞对敌斗争，首要是把斗争矛头对准阶级敌人。我们这次斗争，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对准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
当谈到对敌斗争的时候，徐士信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准、狠、稳的打击阶级敌人。准，就是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狠，就是对敌斗争勇敢，毫不手软，毫无顾虑，就是把阶级敌人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能翻身；稳，就是要文斗不武斗，从调查研究入手，大量的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事实，深刻地触及阶级敌人的丑恶灵魂，有理有据地制服敌人。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在对敌斗争中，一定要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团结绝大多数人。
最后，徐士信同志强调指出，在当前对敌斗争中，右倾仍是主要危险。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要用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把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搞好。
大会在“庆祝大会胜利成功！”“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和雄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邯郸日报》1968年5月13日第二版
狠、稳、准向敌人开炮
当前，一场围歼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在我区已获得辉煌战果，阶级敌人的没顶之灾来临了。接近死亡的阶级敌人，必然更加猖狂、更加狡猾的进行垂死挣扎。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敌情观念，更加提高对斗争策略，及时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狠、稳、准向敌人开炮！
狠。“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在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对敌人决不能报半点幻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管他们是气势汹汹的敌人，还是装得令人可怜的小丑；不管他们是岸上的狗，还是落了水的狗；不管他们是“一撮毛”，还是“座山雕”；不管他们市明火执仗的家伙，还是在幕后拿羽毛扇的坏蛋；也不管他们是彭德怀式的“海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