镣铐之舞者的苦欣，精神奴役创伤者的悲歌
——从顾准与汪璧、袁永熙与陈琏、李锐与范元甄的家庭变故谈起
杨知勇
杨知勇
目录
引言
一、灵魂旁边随时站着警察
（一）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一个活着的神
（二）设立了最特殊的祭坛——思想祭坛
（三）迫使知识分子在炼狱中丧失自我
（四）强加的心理刑场，形成了特殊的效应——心理痉挛
二、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者之舞，同时就是镣铐之舞
三、心灵的颤音，情感的血痕
四、凄怨的悲歌，世纪的墓碑
五、不是结语的结语
引 言
用交响之声筑起“世纪墓碑”的世界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于1941年12月27日在被德国法西斯长期围困轰炸的苏联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写成了享誉全球、被称为“航空母舰”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若干年后，在谈起这部交响曲的写作动机时，他讲了 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我的音乐里，有战争的悲伤，但那悲伤可以用眼泪表达，因此还不够沉重，我的音乐里还有战前的苦难，这比战争的苦难还沉重，因为谁也不敢把眼泪流出来”。
有泪不敢流，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灵上造成的沉重感远远超过德国法西斯侵略造成的沉重感，这就是斯大林时代的真实写照。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灵上肉体上造成的苦难又远远超过斯大林。在毛泽东时代，受迫害的人，只能打掉牙齿连血咽！
毛泽东时代，用专制主义取代民主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强化个人崇拜，强化思想统一和舆论一律，用权力宰割扼制理性，钳制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很难逃脱被“革命”吃掉的命运，因而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之舞同时就是镣铐之舞。
镣铐之舞具有壮丽的，震聋发瞆，动人心魄的舞蹈语汇：
镣铐之舞是革命理想主义、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搏斗；
镣铐之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搏斗；
镣铐之舞还是人与非人的搏斗。
苦难引起思考，思考带来苦难，经历苦难之后的思考更接近真理，更能揭示人性的美。
肖斯塔科维奇经历苦难之后用音符筑起“世纪墓碑”，中国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是戴着脚镣手铐，用舞蹈语汇塑造了“世纪墓碑”。
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多，顾准、袁永熙、李锐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
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的最大伤害是精神上的奴役。这种奴役性的伤害无影无形，却比有影有形的伤害更为严重地抑压了人们的思想，钳锉了人们的感情。
精神奴役的目标是使知识分子丧失自我，使他们丧失独立的意志，不敢表达真实的感情，失去评价是非善恶的能力；使他们的价值选择和感情趋向不是依据被评判的对象（主要指被官方定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爱人或亲人）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分析认识作决定，而是按官方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政治帽子作决定，官方意向成了他们评价是非善恶和确定爱憎取舍的起决定作用的标准。
鲁迅痛斥封建礼教的“吃人”祸害之后，呼吁中国人能成为敢笑、敢怒、敢爱、敢恨、敢骂、敢打的具有独立意志的人，被精神奴役伤害较重的人则与之相反，该爱的不敢爱，该恨的不敢恨，该笑的不敢笑，该骂的不敢骂，还违心地，或者是盲目地去追随或维护那些制造灾难，伤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人，给自己受难的爱人、亲人和其他人造成新的痛苦。
镣铐之舞者遭受的苦难很惨，很深，但他们有欢欣，因为他们相信真理的潜在力量，相信时间的检验，相信人民心中的那杆枰，相信自己。一言以蔽之，他们拥有人世间最珍贵的精神力量。精神奴役创伤者则不一样，他们的精神处于无奈的禁锢或不自觉的迷惘之中，他们的歌是凄怨的悲歌。
一、灵魂旁边随时站着警察
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在6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在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方面，都产生了强大的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产生了支配作用。
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运动整顿了些什么，又建立了些什么？它给中国带来的是好处多于坏处，还是坏处于好处？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问题。但在将近50年的漫长时间里，只允许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官方党史学派（又称主流党史学派）的观点公开发表，全国人民长期处于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近几年来，情况好转了一些，一些独立研究者冲破官方的禁锢，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如曾经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多年，亲身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何方的《党风笔记》，《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南京大学教授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些论著，以严谨的态度，翔实的资料，独立的思考，深刻的分析，写出了与官方党史学派迥然相异的延安整风运动，基本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论著，虽然当前仍处于半公开发表状态，但已形成巨大的震憾力和强烈的冲击波，引发了新的思考。
延安整风运动和这个运动形成的思想、观念、行为影响最深，伤害最重的是“一二·九”时期和“一二·一”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因此本文也就从这方面进行探讨。
延安整风运动怎样改变革命知识分子，怎样对待革命知识分子，改变知识分子命运的政治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初步分析，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一）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一个活着的神
神有多种类型，有原始宗教的神，人为宗教的神和民间信仰的神。原始宗教的神，是把超自然神秘力量和曾经对本部落本氏族有过突出贡献的祖先幻化为神，恐惧感和依赖感是这类神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人为宗教的神，其神性比原始宗教的神复杂，它是超自然神秘力量和社会观念的混合体；这类神的形成，主要来自人们期冀救世主降临人世的愿望，同时也来自宗教创立者和宗教职业者宣传教义的需要。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比较复杂，但主要的神是人民心愿的载体，所以不少对人民做过好事的历史人物被当做神崇拜，人们在祭祀这类神的过程，也就是表达美好心愿期盼实现美好心愿的过程。至于把活着的人变成活着的神，则是二十世纪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或地区出现的新鲜事。
全世界最突出的，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活神有两个，即斯大林和毛泽东。
这两个活神形成于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罗斯和中国，这说明了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是活人变活神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民主传统比较深厚比较牢固的国家，就不可能把活着的人变成活着的神。
民间信仰中由历史人物转化成的神，与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位活人变成的活神有着本质差别：
1．两种神在神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
民间信仰中被幻化成神的历史人物，他们自己并不想成为神，而是他们死后人们因感念他们的恩德而自觉自愿地把他们幻化成神。如元末明初的刘承宗便是这样。元朝末年，江浙交界处蝗虫成灾，此时担任江淮指挥的刘承宗看到灭蝗招贤榜，便揭榜奔赴嘉兴，带领兵民扑灭蝗虫，但蝗虫虽灭，老百姓没有吃的，他们又带领老百姓下湖捕鱼捉蟹，他因不识水性，不幸溺死于连泗荡中。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便塑像祭祀，称他为“刘王老岑”，随后逐渐演变为长江南北的农田保护神，清代中叶以后，还成为苏州、嘉兴、松江及上海各地的重要土地神，几百年来，人们对他隆重祭祀，直至今日，祭祀的香火仍然很旺。人们对他祭祀的心理，既有感激，也有期冀，即期望他的英灵保佑五谷丰登。
毛泽东这位活人成为活神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他是自己为自己大搞造神运动，在他由人变神的过程中，他本人起着主导作用。为了使自己成为神，他利用肃反从肉体上消灭对自己的权威构成威胁的人，把肃反变成镇慑知识分子的武器，前者如1930年在闽赣苏区通过肃AB团把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搞掉，（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11页，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如延安整风运动中大搞“抢救运动”，使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为了使自己成为神，他通过“政治路线斗争”，玩弄权术，剥夺或削弱党内其他威望甚高的领导人的权力，形成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为了使自己成为神，他把自己的文章变为神坛前的经书，二十二篇整风学习文件，没有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斯大林和他本人的文章；为了使自己成为神，他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定于一”，在思想上也要“定于一”，用他的“思想”代替他人的思想；为了使自己成为神，他欣然接爱农民称他为“大救星”的具有宗教观念的赞颂，并鼓励文艺工作者传播宣扬这种赞颂。
2．人的本质的异化迥然相异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即人创造了神，人又反过来受神的控制和支配，这个论断很精辟，很深刻。
费尔巴哈所说的神，是人们造成的虚幻的神，不是活着的人变成的活着的神，两种神的存在形式不同，因而神对人的统治和支配作用也就完全不同。
虚幻神对人的作用，只能在人的虚幻意识中发生作用，神本身不能产生作用，你信神就有神，你不信神，神就不存在；神的作用是否强大，决定于人对神的依赖感和恐惧感是否强大；人与神之间没有交易，人在祭祀时举行的娱神、媚神、酬神活动所得到的回报，只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长期形成的对于某一神应该有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若有违犯，就会受到群体的谴责，但这种谴责不是来自神的本身，而是来自传统观念。
人因崇拜活神而形成的异化则完全不同，因为他既是活着的神，又是活着的人，一个“活”字，决定了人们只能接受他的双重支配，既以臣民身份接受最高权力拥有者的权力支配，又以宗教信仰者的身份接受他的神力的支配，从而形成了更为可悲的人的本质的异化。
这种异化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因为他握有现实的最高权力和神的威力，他握有真实的生、杀、予、夺之权，他的喜怒和政治需要可以决定你得到福祉还是遭受灾难，因此，你对他的依赖感和恐惧感必然是也只可能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
因为他对祭献者可以施给赏赐和惩罚，因而对他的祭献必须伴有娱神、媚神和酬神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必须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
因为他是活着的神，他的神的地位便具有可变性和不稳定性，因而他必须运用一切手段巩固和扩展他的神威。
他把下述这两种人视为对他的权威威胁最大的人，一种是战功卓著，威望较高的领导人，一种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因而延安整风运动要整治的也是这两种人，这两种人在权力和神的“光环”面前，也只能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
中国人由于活人变成活神而形成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远比因为崇拜其它宗教的神而形成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严重，并因此而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
（二）设立了最特殊的祭坛——思想祭坛
祭坛是神的伴生物。
有神就得有祭坛。
祭坛的形成，是适应神的需要而产生，通过它颂扬和展示神的威力，对亵渎神的人进行惩罚，以之增强人对神的恐惧感和依赖感，同时培养出或制造出一些对神效“忠”，执行神的“任务”的人。
延安整风运动既然强调思想统治和舆论一律，强调以人划线（即以这位活神划线），因而设立思想祭坛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思想祭坛的第一个祭品是王实味。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1936年，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得到《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的赞赏。此后，他翻译了上百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徙》。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着“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1926年9月，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他怀着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奔赴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绩，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着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想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余杰：《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1942年2、3月间，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在《谷雨》杂志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在墙报《矢与的》上发表了《零感两则》，对延安的一些消极现象提出批评，他把杂文取名为《野百合花》，就因为这种花吃起来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
他批评了特殊主义，他说：“……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
他主张正确对待青年的意见。他说：“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合理地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的，延安比‘外面’好的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他主张“以布尔塞维克的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他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提出批评。 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吧，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的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很大的反作用，它不但决定革命成功的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的成败。” ……
毛泽东怎样看待王实味的这些文章呢？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下卷第483页中写道：“他在一天夜里提着马灯来看墙报，一般人以为这表现了毛对墙报的支持，而实际上毛当时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49页中写道：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野百合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第142—143页中记载了毛的几次讲话，毛说：“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於是好好整风。”毛还说：“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
王实味的悲剧是怎样形成的；看看这些话就完全明白了。
毛泽东这几次谈话，首先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与王实味的斗争是谁掌握“挂帅”权的斗争。
王实味通过《野百合花》等文章表达了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反映了1937年以来进入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希望，因此他的文章产生强烈的反响。但是，他的观点和他的文章造成的影响正与当时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处于对立状态，所以，毛泽东把他与王实味的斗争提高为“是谁挂帅”的斗争。
毛泽东这些话提供的第二个个信息是：王实味自投罗网。
“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打驴子给马看”，是历代统治者治理臣民的惯用手法，毛泽东为了树立个人权威，从精神上治理知识分子，也需要这种手法。所以，他对王实味那些杂文的发表是有恨有喜。恨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触动了他的疼处，所以控制不住自己，居然在胡乔木面前拍桌子大骂；喜的是王实味这些文章的出现，正适应了他的政治需要，正如民间语言说的，王实味是自己撞在枪口上。所以，毛泽东提着马灯看了墙报之后，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的悲剧，从《野百合花》发表那一天就被注定了，所以，他的问题的性质逐步升级，由认识问题变为“托派分子”，再变为“五人反党集团”头目，再变为“革命的敌人”，（这些罪名，1997年2月7日，公安部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已予以否定）而被长期关押，1947年7月，在山西兴县被杀害。
一个真诚的、纯洁的、天真的共产党员，就因为对党提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就成了思想祭坛上的第一个祭品。
余杰在谈到王实味的死时，发出难以抑制的愤怒的声音：“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道而驰的现实到来。”
王实味的妻子刘莹是王实味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1937年他俩本已决定同去延安，后因刘莹已怀孕而未能去成。王实味被害的情况，她的儿女早已知道，但一直瞒着她，直到1978年她72岁的时候，才从收音机里听到有关情况。从1937年至1978年这41个年头的漫长时间里，她是在对丈夫的怀念、疑虑中渡过来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是唐朝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写下的诗句，丈夫早已成为河边枯骨，不知真情的妻子萦思梦想，还在盼望他回家团聚。多么可悲可叹！战争的苦难，在这两句诗中被写得淋漓尽致，一千多年来，引起无数人的感慨。但想一想刘莹41年来所忍受的一切，她的悲苦，比无定河边那些枯骨的妻子的悲苦深重得多。因为她的梦里人，她的丈夫，她的战友，1947年就已成为山西兴县山洞中的枯骨的王实味，不是在战场牺牲，也不是死于自然灾害，而是死于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屠杀真正革命者的“无产阶级卫士”的屠刀，死于“伟大领袖”的政治需要。
1991年王实味得到平反时，刘莹已是83岁的老人，她怀着锥心之痛写下这样的诗句：江海离何远，碧水难净身！ 继王实味之后，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又有上百万的人被推上思想祭坛，成为祭品。
（三）迫使知识分子在精神炼狱中丧失自我
一个在“一二·九”运动时期入党的知识分子，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她在1943年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整风到现在，我的收获仅仅是：唾弃自己”。
这则日记的作者叫范元甄，她是当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庐山会议实妹》作者李锐的前妻。他们的女儿李南央把他俩从1937年至1960年的信件和部分日记编辑成《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书信日记）出版，这本80万字的书信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从这个很典型的个案的原始材料中，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当年整风运动怎样进行，人们怎样被改造的奥秘。这本《父母昨日书》还有一更为值得珍视的价值，它真实地、生动地展示了那段历史时期——从延安整风到“十年浩劫”前夕革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范元甄的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她的内心剖白是真实的。
她是在聆听领导者的多次报告后写了两万多字的反省笔记，在小组会上作过多次反省，接受过其他同志的多次“帮助”，也就是说：是在精神炼狱中经受过长时间的反复熬炼之后，才得到这个“收获”：唾弃自己。
使知识分子丧失自我，成为驯服工具，是整风运动的两大目标之一。唾弃自己是丧失自我的前提，或者说是丧失自我的第一阶段，因此，唾弃自己不是范元甄一个人得到的“整风收获”，而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得到的“整风收获”，是整风领导者需要他们得到，并因此而采取各种措施使他们得到的“收获”。
由此，使我禁不住联想起我在1952年参加整堂的思想变化和心理感受。
我参加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在省委党校举办的第三期整党。省委公开宣布，此次整党是按照延安整风的经验和做法进行，因而它实际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
整党对象主要是云南地下党县处以上的干部。云南地下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一二·一”运动前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所以这次整党实际是对知识分子党员干部进行一次严格的思想清理和组织清理。
整党的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增强党性。学习文件的情况与延安整风的情况基本相同，延安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没有一篇马克思的著作，主要是毛泽东的著作和斯大林主持编纂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此次整党学习的文献也没有一篇马克思的著作，学习的主要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的修养》和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 整党的第二阶段是清理思想，当时公开的提法叫“思想建设”，这是整党的重点。
进入思想清理之时，我们就被判决为具有“原罪”之人。基督教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果才繁衍了人类，每个人从他诞生之时就犯有“原罪”，所以必须经过洗礼消除“原罪”。我们这些人的“原罪”则来源于下述几个方面：
1．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受过这种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段知识分子。
2．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必然带有阶级的烙印，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企图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3．为了追求信仰和理想而献身于革命的、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其革命动机的纯洁性和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必然远远逊色于为了改变生存条件而投身革命的工人农民。
4．云南地下党长期不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和斗争，必然在许多方面偏离或背离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犯下错误。
既有“原罪”，就得清理，如何清理？整党领导者在总结延安整风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造，认为每个人犯错误都不是偶然形成，都有一条主导思想起着支配作用，因此，只有找出这条主导思想，批臭这条主导思想，挖掉这条主导思想，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才能脱胎换骨，不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是：“脱裤子，割尾巴”。
这个口号，最早出现于胡乔木于1942年3月9日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教条和裤子》（载《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47页），他写道：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末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今天的关键，正在这里。
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藏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总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
整党的领导者认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先天地带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尾巴，因此必须当众脱掉裤子，把尾巴亮出来，不怕出血，不怕疼，狠狠地割。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们这些纯真得近乎愚昧，近乎幼稚的知识分子，以自虐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过去。我们咒骂旧社会，咒骂家庭，咒骂学校教育，咒骂自己。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们不敢谈功劳，不敢谈成绩，不敢谈优点，我们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舍弃优裕的生活，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为圣洁的理想而献身于革命事业，却自我贬低为“政治投机”；我们把自己做过的“错事”豪无保留的抖出来，给以严厉的剖析，无情的鞭笞，甚至把曾经偶然浮现过的，一闪念就过去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错误”想法都暴露出来批判。
我们费尽心思找寻那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主导思想”。
每个人的思想总结，都得在小组或支部接受帮助和审查，这种场合的批判力度和原则性高度，必然超过个人的检查。这是个人自虐基础上的他虐。
思想检查使饭量大减，炊事员很有经验，到了这一阶段，每天就少煮一些饭。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思想斗争的尖锐程度。
思想总结通过之日，也就是最彻底地唾弃自己之时。
1943年，“一二·九”运动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整风收获是唾弃自己，十年之后，“一二·一”运动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整党收获也是唾弃自己，这就是延安整风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整党的第三阶段是组织清理，即对每个人一生的政治历史进行最严格的审查。这方面，也有延安整风精神的影响，只是做法与“抢救运动”不同，没有采用震慑强暴手段，但“左”的倾向仍很突出，受各种党纪处分的人，占学员总数的20。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申诉要求改正的104人中，经复查，维持原定处分的只有11人，其余93人属于全部搞错或部分搞错。（《郑伯克回忆录》第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整党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受到严重的精神奴役伤害而不自知。已经变成党的驯服工具，却认为是增强了党性；已经丢掉或者削弱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最高贵的精神财富，如：人道主义的精神、对民主主义的执着追求、敢于坚持真理的气质、独立思考的能力，却以为增强了革命性，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现实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引发了思考，历史真相的逐步揭露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是长期处于被蒙蔽、被欺骗、被愚弄状态，回头看看那一段经历，我才痛苦地认识到：那个时期的我们，是在精神炼狱的蒸烤中丧失了自我。
延安整风时期，知识分子在精神炼狱中蒸烤的情况，比我们在整党所受到的要严重得多。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毛泽东在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的整风中，通过反对“两个宗派”——“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的斗争，在中央确立了最高领导权位，取得最后拍板权之后，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工具，实现思想统一，即在政治思想上“定于一”。
1938年以后，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42年初，全国有党员90万，新党员占百分之9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05页）。新党员中，知识分子占的比例很大，其中很多人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延安。到1938年12月，抗大有1万人，陕北工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2万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9页）。
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比较优秀的青年。一机部派出的中国第一位留学哈佛的姓唐的法学硕士曾对《思痛录》作者、著名文学家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这样说过：他在美国曾遇到很多华裔美国教授，不少是当年清华北大的学生。当谈到那一段历史，一位教授告诉他，他们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二流学生，真正一流的，在学校拔尖的，都投奔了共产党。（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第19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韦君宜本人就是放弃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前往延安。他们放弃优裕的生活，舍生忘家，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圣地延安，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而是为了实现信仰和理想，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看问题敏感，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等特点，又成为政治思想“定于”一的障碍，因而对知识分子必须实行思想改造。
延安整风改造知识分子的做法是：首先打掉他们的骄气，使他们承认知识分子实际最无知识；其次，让知识分子产生“原罪”感，即具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第三、通过写“反省笔记”和群众的审查帮助，做到彻底唾弃自己。改造的结果是：失去自我，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这样的改造过程和改造后的变化，从朱明的《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整风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可以窥见一斑。
朱明在长篇反省检查中，清理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对自己的毒害，以自己作为反面典型，用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右倾投降路线”与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后给自己戴上一大串政治帽子，如“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与党不一致”，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她甚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於自己出身於“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的合理性：今天我明白了，党为甚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甚么不珍惜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
就这样，朱明成了延安整风所需要的“新人”，成了“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成了“与党一条心的人”，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也就是成了失去自我的党的驯服工具。
朱明反省笔记不是特殊的个案，参加整风的知识分子都得这样反省，都得唾弃自己。
（四）强加的心理刑场，形成了特殊的效应——心理痉挛
“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抢救运动”是在清理思想之后开展的审干肃反运动。
从官方党史学派和独立的党史研究者撰写的党史，以及亲身经历者的回忆文章中看出，“抢救运动”存在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它们是：
1．在群众猛烈逼人的斗争和审查人员的肉刑和变相肉刑折磨下（有一个整风班内使用的肉刑和变相肉刑竟有24种，见何方《党史笔记》第403页），延安地区“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多达15000人，有的单位，绝大部分成了“特务”，如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就有170个特务（见何方《党史笔记第431页》。）毛泽东是绝顶聪明之人，难道看不出其中问题，难道他真的相信延安地区真有这么多的特务？
2．四川、河南、甘肃等地的地下党，被说成有问题的党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党组织送到延安的人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成了抢救对象。这里便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进行过的斗争该怎么看？他们领导的共产党员有许多被国民党逮捕杀害，该怎么看？对他们还在进行的充满艰险的斗争该怎么看？白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难道他对自己领导过的这些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并不了解？
3．法庭斗争和监狱斗争是最艰险的对敌斗争，是在敌人的虎口中与敌人斗争，但被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并没有注定只能有两种结果——或者被敌人杀害，或者成了叛徒，还有不少共产党员是在保持革命气节，保住党的秘密的前提下，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而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党组织对党员的气节教育中，就强调这样的原则：在保持革命气节的前提下，争取活着，争取出狱。党的高层干部中，有不少人曾被敌人逮捕过，对法庭斗争的艰险性，复杂性都有亲身体会，但延安整风却把一般干部中被敌人逮捕过的人都作为抢救对象，认为凡是从敌人监狱出来的共产党员都有问题，他们出狱后党组织作的审查结论也不作数，这样做，依据的是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逻辑？
4．“抢救运动”的谬误，明眼人一看就知，蒋南翔同志就曾给中央写过报告，希望改变其中的错误做法，但得到结果却是“相应不理”。
5．抢救对象，被公开宣布为“暗藏的特务”，但在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没有正式平反的时候，却有大量的人被派去做重要的工作，如派到东北去开辟新解放区。这种做法说明：当初把他们列为“抢救”对象，并不认为他们真有问题，这些人，实际上是准备委以重任的人。
透过上述六个问题的思考，“抢救运动”是不是为了挖出暗藏的特务，就很明白了，事实上，根据各种史书的记载，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并没有挖出真正的特务。
那末，“抢救运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有个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他把他看到的延安整风情况写在日记中，这些日记，对于认识“抢救运动”的真正目的，有一定帮助，这里摘录数则于后：
1943年4月9日 必须采取些措施来促进和维护“整风审干运动”。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当然，不是指全部知识分子，而是指1938年以来到这儿来的那一部分人。主席认为，而且当真认为，信任这些同志是危险的。他们首先应该进行思想改造，然后交由康的委员会去审查。异已分子就会在那里被清查出来，然后进行集体改造。
1943年7月29日 整风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1943年8月7日 整风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鲁迅的话语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在这令人深感痛苦的夏天所受的极大苦难，他说：“就连那不怕冷的树也打掉了叶子，一直光秃秃地在那里站着。” 谁也没有逃过这几个月的灾难。
1943年9月22日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蜕化成马克思所讽刺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1944年3月27日 中国知识分子是宝贵的，这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们受到严厉的“洗脑筋”的待遇。
在延安，人们对崇高的、多种形式的以及思想纯正的文化，甚至连谈都不敢谈。
中共中央主席对活生生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来怀有敌意。
（以上摘文见《延安日记》第121、149、134、167、235页。东方出版社出版）。
当时的中共，还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又是经历过斯大林的恐怖大清洗，对斯大林的极左统治有过亲身感受的人，这样一个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尚且感到整风时期的延安，“除了恐惧，还是恐惧”！认为“抢救运动”的目的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是建立“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对于我们认识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和真实情况，帮助很大。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和《党史笔记》的作者何方认为：中共最高领导对待知识分子的做法有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通过“思想改造”使知识分子产生“原罪”感，进而陷入自我唾弃境地；武的一手是用群众性的肃反斗争使他们因恐惧而屈服，“抢救运动”就是使知识分子慑服的重要手段。
弗拉基米洛夫和高华、何方的分析都很深刻，比较准确，但还留有深入探讨的余地。
我认为：“抢救运动”的真正目的，是用强加的心理刑场制造一种特殊的效应——心理痉挛。 刑场有两种，一种是肉体刑场，即绑至杀场，实行肉体消灭，一种是心理刑场，心理刑场虽然不消灭肉体，但心理经历过死刑的折磨。
心理刑场是精神折磨中最残酷的一种，它可以使人们产生心理痉摩。
心理痉挛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恐惧性的痉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随时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符合领袖的意图而惹来灾祸。一种是痛苦性的痉挛，遭受冤屈还只能“把心撕碎放在牙缝里咬”。
《思痛录》作者韦君宜的丈夫杨述是四川地下党送到延安的党员，又曾被捕过，因而成为“抢救”对象。韦君宜了解杨述、信任杨述，但她还被迫去动员丈夫坦白，对丈夫说：“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吧！”说吧就大哭起来。她说：“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思痛录·露沙的路》第19页）
韦君宜在那时期写的一首诗，就是苦痛型心理痉挛的产物。她写道：
……
这一串
都不能再想
想起来
热泪望笔端直淌
家啊！
你对我们
就是这般模样！
究竟谁是手足！
谁是仇人？
谁是亲人
谁是奸臣？
光明的世界里
却搅在一团糊打混
我们如今成了外人
有辱骂
有冷眼
有绳索
有监狱……
半夜里睁眼
我追想这八年
这是什么世界
天翻到地
地变成天
这本是我们的家呀！
我惭愧了
这八年
槌碎了胸腔
把记忆从头铲
是和非从今都不算
咬紧了牙关
看那些冷眼
世上人有什么肝胆？
八年只算个飞腾的梦
梦醒来
高原的老北风
吹得热身子冰冷
把心撕碎放在牙缝里咬
看还知道痛不知道！
不该哭
本该狂笑
但我刚甩开笑纹
眼泪就顺它流下来了
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
我们对得住你
你愧对了我们
世界
人生
革命
学来好大个聪明！
如今
已变成无家的流民
夜晚寻不上宿头
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
你听
站在旷野里
呆望着
最远的星星……
她这首诗，是写给自己和丈夫看，是她女儿杨团发现后，把它收入《思痛录》增订本。
杨团发现这首诗后，禁不住读一遍哭一回。她之所以哭，是因为“那是我灵魂深处父母亲泣血的心灵诉说在流逝的岁月里累积、膨胀、发酵引发的震聋发瞆的共鸣”。她还写道：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年时代的梦想，谁都希望成就一番事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痕迹。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他们才二十多岁时，在他们曾经日思夜想、为之奋斗、无比崇敬的自己的“家”里，是怎样地强忍住内心最大的悲愤，是怎样地以宁可化自己为乌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为乌有做代价，维护了这个“家”的呀！而且，这个代价不是付出一年、两年，而是整整一生！这种牺牲难道不是比牺牲生命来得更加艰难吗？心灵一生都在痛苦中煎熬，还得被自己亲手捆绑起来，哪怕在深夜扪心的呻吟中，还要虔诚地自我讨伐……活生生的心灵呀！被石碾子千万遍地碾过，难怪要变得麻木了、僵硬了，甚至冷酷了、坏死了。难道这种心灵的重负是人的生命能够承受的吗？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人生的苦难了。我终于懂得我所经历的那一切比起们不过是附着在苦难之舟上的几个小小的贝壳罢了。我终于懂了，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的父母亲那一代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虽有刀锯鼎镬，甘之如饴，那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比起这些后来经历了无数内心痛苦的幸存者，早年怀抱理想慷慨赴死的老同学才是真正幸福和幸运的。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都已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年轻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载《思痛录·露沙的路》第202页）
一个活人变成了活神，反过来人们又受这位活神的控制和支配，在他设置的思想祭坛、精神炼狱、心理刑场中，产生“原罪”感，自我唾弃，丧失自我，成为具有恐惧型心理痉挛和苦痛型心理痉挛的人。 在这种人世间最残酷的折磨之下，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不自觉的意识；灵魂旁边随时都站着警察。
二、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者之舞同时就是镣铐之舞
王实味是思想祭坛的第一个祭品，继王实味之后，被推上思想祭坛的人多得难以计数，举其大者，1955年的“胡风集团”冤案受迫害的有2100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打成“右派”的有55万人（丁弘在《评共和国毛泽东现象》一文中这样写道：“一次性抓到55万右派”，几十年官方公布，传媒讲的都是这个数字。大家深信不疑。近有档案提供的材料，说是3178470人，是原来公布的数量的6倍。可信程度如何？暂作参考）。1959庐山会议之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达到380万。小说《刘志丹》一案受牵连迫害的达10000人。上述事件中受迫害的人，有不少人被夺去生命，如甘肃酒泉县夹边沟农场羁押了3000名右派，有2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到1960年12月释放右派回家时，仅有数百人生还。十年浩劫期间，因坚持真理而被迫害致死的人，其数量之大，吓人听闻，胡耀邦1979年7月11日在中宣部就曾这样说过：“单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分子……遭到杀害的，有三十万人”。（见《怀念耀邦》第四集载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纪略》）
优秀分子被迫害的数量之大，已使人怵目惊心，被迫害的惨状，更使人闻之怛恻。
有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名叫李九莲的江西女孩子，经历文革武斗之后，对它产生疑意，乃向她的男朋友倾诉她的感想，男朋友将她的信交给上级，她因此于1977年被枪决。她被处以极刑后，暴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
她的好朋友钟海源在李九莲受迫害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判处极刑，在押至刑场时，还遭受活体取肾的惨酷刑法，一个亲眼目睹者写下了当时的惨状：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用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戳进去的，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血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见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
18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极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见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黎莲》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
北大新闻系女生林昭，1957年因支持张元勋、沈泽宜所写的大写极《是时候了》而被打成“右派”，她感到无数人包括她在内都受了骗，她愤怒了，她认为人的尊严被践踏是人世间最野蛮的事，她想起了哲人所说的名言：一个人的平等、自由和独立人格是与生俱来的，如今，她却被钉在中世纪的十字架上。
她发誓要“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她和几个朋友共同写文上书，认为1959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对的，批判彭德怀是错误的，认为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造成的灾害罄竹难书，主其事者应承担责任。上书的结果，他们几个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一鎯铛入狱。 在狱中，她写下这样的日记：“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
林昭原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因她不服，坚决不认罪而改判为死刑。
她在狱中，用自己的血书写的四句诗，道出了她一步不让的思想境界：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她在1968年被枪决时还不到三十六岁。
她被杀害后，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她年迈的母亲宣布道：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5分钱的子弹费！！
革命领袖残酷迫害屠杀革命者，形成历史发展的怪圈。
法国哲人加缪曾经预言：“革命首先企图实现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加谬的预言，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作了证实。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其实质是农民革命。这句话，说出了历史怪圈形成的深层原因。
农民革命有它的发展规律和行为规范，其中最主要的是：用新皇帝取代旧皇帝；老子打江山老子坐江山；用新的等级制度取代旧的等级制度。回顾从延安整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满怀悲哀酸涩的心情承认，农民革命的这些观念和行为控制了支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场革命的旗帜是：建立社会主义，建立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一奋斗目标，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所以，具有革命理想主义，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希望改变生存状态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积极投身于这一革命斗争。经历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难以计数的革命者牺牲了，活下来的人，则受农民战争的观念行为的支配而产生了分化，有的人想成为取代旧皇帝的新皇帝，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参加革命的人中有一部分成了“老子打江山老子坐江山”的人，为理想和信仰而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仍然保留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本色，一部分则农民化了。夺取政权之后，这种分化就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明显：那个变为活神的人，登上了国家权力的最高峰，用秦始皇加斯大林的治国政策治理国家。他的原话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但马克思是学者，他读马克思又读得很少，又很崇拜斯大林，所以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说：应改为“秦始皇加斯大林”。
为了坐江山而打江山的人，实现了坐江山的愿望，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已经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完成了由士到仕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质的转化。 坚持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目标的知识分子，则成了不合时宜的人。
不合时宜一词，见于高尔基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论文集的书名《不合时宜的思想》。该书在1918年出版过一次，此后便被严密封存，直到1988年才重见天日，中译本于1999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之所以被封存，是因为这些论文针对十月革命前后的现实发出了人道主义的谴责。其中既有对剥夺出版自由的谴责，更有对苏俄清洗自身同志时所表现的残酷性的尖锐批评，……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看到了这样的历史真实：“我们生活在政治情感的暴风雨之中，生活在争夺政权的混乱之中，这种斗争在唤起人们的美好感情的同时，也唤起了阴暗的本能”。他指责当时的苏俄领导人“已经中了权力的腐毒，他们耻辱地对待言论自由、人格和种种权利”，面对当时种种暴行对社会秩序与人类文化的摧毁，高尔基发出了愤怒的呼喊：“我们所正在做的比我们摧毁的还要污浊！”中国不合时宜的人所遭受到的和正在面对的一切，比高尔基所面对的严酷得多，复杂得多，也污浊得多，高尔基还能把他的感受写成文章在报刊发表，而在中国，别说发表，稍一不慎，把想到看到感受到的话讲出来，就会惹来灾祸，前面提到的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就是明例。
因此，中国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者之舞，同时就是镣铐之舞。
镣铐之舞具有壮烈的美；圣洁的美；人之所以为人的心灵之美。 普罗米修斯盗窃天上的火种赐给人类，给人类带来幸福，所以人们尊敬他、热爱他。他因盗火而受到诸神和人类的主宰——宙斯的惩罚，把他锁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派神鹰啄食他的肝脏，他绝不妥协屈服；所以，人们崇敬的是普罗米修斯，憎恶的是位高权重的宙斯。 反抗红色专制的北大女生林职被杀害了，由胡杰自费拍摄的九十分钟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却广泛流传，每次放映，都是一次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精神洗礼，2003年，中央电视台做过一个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校长对话的节目，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请两位校长各举出本校五位最优秀的毕业生。北大校长举了五位科学家，在场的王东成教授提出：为什么不举林昭？林昭才是北大的骄傲！对话结束后，北大校长特与工东成握手，可见他内心也认同王东成的意见。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镣铐之舞者就是拆下肋骨当火把的人。
三、心灵的颤音，情感的血痕
在中国，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又不愿在沉默中死去的人，必然是，也只可能是镣铐之舞者。
镣铐之舞者太多太多，我这里要谈的只是顾准、袁永熙、李锐三人。我要着重谈他们的原因是：他们具有深邃的思想，沉重的苦难，因思想而遭遇苦难。他们三人因苦难而形成的家庭变故，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值得领悟的问题。
先谈谈顾准身上的镣铐。
顾准是两次被打成“右派”的老党员，这样的冤案，全国罕见，很可能是唯一的案例。 顾准第一次打成“右派”的罪状，是因为他维护了国家的权益。
1956年5月，中国和苏联商定共同开发和利用黑龙江干流水能资源。国务院还作出决定，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共同进行对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研究。周恩来指定中国著名专家，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负责这一工作，顾准是党内负责人。苏共指定的负责人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涅姆钦诺夫院士。
考察途中，涅姆钦诺夫不加掩饰地以傲慢无礼的态度对待竺可桢，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像老子训斥儿子一般，声色俱厉地训斥竺可桢，竺可桢涵养颇高，又自觉是党外知识分子，只好强自忍耐，实在难堪不过，也只是皱一皱眉头就沉默了。顾准不能听凭涅姆钦诺夫对中国科学家的侮辱，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他的傲慢，并以毫不恭顺的言词捍卫竺可桢的尊严，涅姆钦诺夫为此大为恼火，多次指责顾准对苏联不友好。
对于拦江截流，建设巨坝的位置，党中央科学领导工作小组组长聂荣臻副总理曾向他作了明确交待，要选择对中苏双方都有利的位置。
在坝址选择问题上，中苏双方发生了重大意见分歧。竺可祯等中方专家的意见是选在黑龙江中下游，靠近鹤岗、萝北的太平沟一带，认为这对中苏双方都有利。而涅姆钦诺夫为了偏袒苏方的利益，坚持坝址必须选在黑龙江上游，靠近海兰泡的位置。如果坝址选在海兰泡附近，中方就难以建成庞大的工业基地，水利网电力网的资源都不能充分利用。顾准意识到，如果按苏方意见把坝址定下来，会给我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他支持竺可桢等专家的意见，并向聂荣臻原原本本地作了紧急汇报，聂荣臻支持竺可桢的意见，并要他们按此精神与苏方谈判。由于顾准是考察队负责任的中共党内领导，在外交谈判中的发言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涅姆钦诺夫对顾准的发言很生气，认为顾准的立场已发展为严重的“反苏”。
顾准的做法，是维护中国科学家人格尊严的正义行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从组织程序讲，也完全符合组织程序。
但因为对方是苏联人，他的做法便被中国官方作出另外的解释。
当时中国强调倒向苏联一边，强调以俄为师，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的做法，不管他怎样蛮横无理，不管他对中国的利益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都得顺从，都得学习，否则就是损害“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就是犯罪。
于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斗争的顾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于是，193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时期从事过充满危险的地下斗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顾准，因为爱国而被打成“敌人”。
1965年9月17日，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对一个敢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他在清华读书的外甥宋德楠的思想上有过影响。
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只有毛泽东一人拥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其他的人没有研究权，只能铨释和宣传，只能按毛泽东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认为：“他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延安日记》第167页）
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说：“他（指毛泽东）读马很少，读列较多，主要是学斯大林，而且指示全党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来学马列（载《假如鲁迅活着》第122页，文汇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最忠诚的崇拜者胡乔木说：“《实践论》、《矛盾论》的观点，苏联人早就说过了。”（何方：《党史笔记》）。
看看他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决策，也可以看出他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问题，是马克思提出并作了科学回答的问题，他认为：当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关系的斗争，就是革命。但毛泽东却是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生产关系并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以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在农村实行土改之后，在短短5年之内，在生产力并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将生产关系改变为半集体所有制的初级合作社，全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合作社，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还美其名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的结果是生产力严重倒退，粮食大减产，农民陷入极度的贫困。
马克思最有价值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是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所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王若水把这种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并认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既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也可用来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利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见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16页）。马克思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毛泽最忽视甚至是有意识地抛弃的部分，他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并以这乌托邦残忍地剥夺了人的价值，侵犯人的独立人格，使人们失去自我。
从上面粗略的勾画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治理中国。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他看到的是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他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空想成分，他的思想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因此，广泛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这样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研究工作，只允许位居权力顶峰的人研究，有理想的忧国忧民的几个大学生相约在一起研究就是犯罪，这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的特产。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北大读书时，因为参加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而被迫害致死，顾准外甥宋德楠因在清华成立“当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而成为罪犯，顾准因对宋德楠有思想影响而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这就是中国对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也是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 顾准因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而被强行遣送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强迫劳动，随之而来的是只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可能发生的家庭悲剧……
再谈谈袁永熙身上的镣铐
1978年以后，中央开始给“右派”平反，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右派”分子也开始互相走访。 “一二·一”运动的领导骨干袁永熙和李凌在睽别二十多年之后也见面了，他俩互相看着饱受摧残的身姿面容，意忍不住抱头痛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俩都是曾经在革命斗争中历经艰险，笑对死亡之人，不是伤心至极，感慨殊深，绝不会抱头痛哭。
袁永熙出身于豪门富商之家，但他为了追求民主自由，毅然背叛家庭，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由北京、天津南迁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联合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书记。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民主堡垒”，在西南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过程中，袁永熙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昆明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二·一”运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是中共云南省工委，斗争前线的主要负责人是袁永熙。联大复员北上之后，他又在北平领导了1946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的“五·二O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所以他被誉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功臣。
袁永熙被打成“右派”的罪名是“做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
强加给他这个罪名的依据是：
1．他在职工和政治课教师的鸣放会上鼓过几次掌。1957年，他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中央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党委分工由他负责听取职工和政治课教师的鸣放意见，在一次由工会出面召开的“人事工作鸣放会”上，发言的人着重对1956年的调薪工作提了意见，由于这一年的调薪工作是他主持的，为了表示欢迎群众提意见，他在会上也跟着鼓过几次掌。这就成了“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2．他曾经说过：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教授受压”。一个上级党委派来的代表在党委扩大会上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说教授受压，这不是指责我们共产党在压迫高级知识分子吗？这是赤裸裸的右派言论，说这话的人，难道还不是右派”！
这种奇怪的罪名，值不得再作分析。
对此，袁永熙的儿子陈必大在《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一文中谈得很深刻。 日子是我们自己一天一天过的，可怎么编织他们却全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 ……反对得对不对，只有一个标准：看谁在政治运动中倒下。如果上级和党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边，那你的反对就是站到了对立面，反对领导就是反了党。（见《第二条战线的功臣袁永熙》第196、20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袁永熙就因上述罪名被打成大右派、阶级异已分子。他的“罪行”和声讨他的文章占了7月2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一整版。他被强制到昌平县长城脚下一个劳改农场劳改，随之而来的也是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的家庭悲剧。
李锐因探寻骊珠，触怒龙颜而镣铐临身。
他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由党组织送到延安，1943年“抢救运动”中因被诬为特务，在延安的监狱——保安处关押了一年零三个月。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当过高岗，陈云的秘书，1952年改行从事他在武汉大学所学的专业——水电专业。1958年，被毛泽东调去担任他的兼职秘书。
自从做了毛泽东的秘书，他列席了1958、1959年除郑州会议以外的各次中央会议。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有自己的看法，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以钢为钢”的指导思想不科学，使其他方面都失去了比例，结果钢铁本身也上不去。而且“以什么为纲”这种口号容易导致简单化、片面化、单打一、滑出界限，他认为毛泽东是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观点绝对化，并用来指导经济，因此喜欢人为地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以为留出缺口的平衡才能带动经济发展。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在1958年的实践中，已被铁的事实证明：失败了，乌托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毛泽东初步认识到左倾思潮的危害，他在庐山会议之前做了一些纠“左”的工作，为了表示纠“左”的决心，他于1959年3月5日还在省市委书记会上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为了解决继续纠“左”的问题。
但在彭德怀写了一封供他参考的信之后，他感到彭在信中对“大跃进”缺点错误的批评超过了他设定的界限，（即“大跃进”成绩与缺点的关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成绩是九，缺点是一），再加上他与彭宿怨很深，认为彭德怀的信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便在同一个会上来了个风向逆转，把纠“左”变为反“右”，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毛把彭的信印发之前，曾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进行长谈，让他们知道彭德怀在历史上同他不一路，启发这几个“不知世事”（毛曾当着许多人这样说过李锐）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一边去。
这样的召见，表明毛对这五人很信任，很看重，要他们紧紧跟随他的政治意图行事。
但李锐却不领这份皇恩御旨，第二天，他就在田家英住处与与几个人议论，认为彭德怀的信内容很好，与他们的观点一致。李锐还激动地说：只有彭老总有这样的胆量，敢这样写。
黄克诚被通知上山之后，李锐就和周小舟去看黄，谈话中表露了这样一种看法：在前一段会议中，存在着不能多谈缺点的压力。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豪不含糊地批评了“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深刻分析形成缺点错误的根源。当张闻天的发言被当做批判的靶子印发之后，李锐对张闻天的发言表示赞同，认为张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跃进”作了全面评价，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比彭德怀的信讲得更清楚。
开始批判彭德怀之后，李锐和周小舟、周惠去找过黄克诚，当周小舟说毛泽东独断专行，就像斯大林晚年之后，李锐以愤激的语气说道：主席的讲话是翻云覆雨，主席不能一手遮天。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猛烈批斗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李锐不是中央委员，进“反党集团”还不够格，于是忝列第五，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
李锐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随之而来的同样是只有中国才可能发生的家庭悲剧。
1967年，即十年浩劫的第二年，有三个人来到李锐谪居的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找他调查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的情况。来人出示了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称他们是“批斗最大一小撮”专案组的。李锐听说专案组的组长是周总理，便请来人向总理转告：他认为毛主席身边最危险的不是胡、田、吴，而是时任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并揭发了陈的一些材料。两个月之后，李锐便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八年。
丈夫蒙冤受难，妻子怎么办？
不同的国家，不同时代的受难者的妻子对这一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签，同一时代同一个国家的受难者的妻子也因精神状态不同而作了迥然相异的回答。
1825年12月24日，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发生暴动，暴动的发难者是贵族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军官，他们斗争的目的是取消农奴制，限制沙皇和贵族的权力，有的甚至幻想成立民主共和国，这场暴动就是有名的“十二月党人事变”。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革命失败后，一百多个十二月党人被捕下狱，五个主要领导者被处绞型，其余的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诗人湼克拉索夫写的《俄罗斯女人》长诗中写的两个女人，便是流放西伯利亚的图鲁别茨盖公爵的妻子叶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图鲁别茨卡雅，和伏尔龚斯卡雅公爵的妻子马利亚·尼可莱耳夫娜·伏尔龚斯卡雅。
这两个受难者的妻子在丈夫被放逐之后采取的做法是：抛弃贵族的一切权利，不辞千辛万苦，到荒凉遥远的西伯利亚寻找丈夫，陪伴丈夫一起过苦难的生活。她们身上表现的善良、勇敢、高贵的品质十分感人。
图鲁别茨卡雅是拉伐尔伯爵的女儿，是第一个到西伯利亚陪伴受政府惩罚的“十二月党人”的丈夫的人。她和父亲临别时咒骂皇宫是“阴暗的屋子”，和伊尔库茨克省长对话时，咒骂沙皇是“刽子手”。省长嘲笑她只是她丈夫的“空虚的幻觉”的牺牲品，只是她丈夫的“可怜的奴隶”时，她愤怒她喊道：
不！我不是可怜的奴隶
我是一个女人，他的妻！
就让我的命运悲苦吧—— 我要对它永远忠实！
啊，如果他为了另一个女人
而把我忘记，
那么，我就有勇气
不去作他的奴隶！
可是，我知道：我的情敌
就是对祖国的热爱，
如果本来应当是这样，那么
我就会对他原谅！……
省长让她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这文件写明只有她甘愿放弃贵族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才让她去西伯利亚，地毫不犹豫地签了字。她和丈夫一起在西伯利亚生活了二十八年，于1854年10月18日死在那里。
伏尔龚斯卡雅是有名的大将拉也夫斯基女儿。为了到西伯利亚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她与父亲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她认清了自己的道路，认清了沙皇时代一个俄罗斯女人应该走的道路，她并不因为丈夫是国事犯而将他抛弃，她了解丈夫干着什么样的事业，所以她终于说服了顽固的父亲，踏上前往西伯利亚的茫茫荒原。她的扎记中记下的在矿坑中与丈夫见面的情境，表露了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和对丈夫所受苦难无比的关切。
我跑了过去……一种神圣的情感
充满了我的心坎。
现在，我是在命中注定的矿坑，
听见了凄惨的声音。
当我看见丈夫身上的镣铐，
他的痛苦，我全明白了，
他苦受得很多，他也真会受苦……
我就情不自禁地在他面前跪下去，——首先我把镣铐送上自己的嘴唇，
然后便和丈夫拥抱亲吻！……
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女人》中所写的一切，并不是出于诗人的虚构，而是根据真实的当事人的扎记写成。
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有很多人被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抓进监狱，这些受到迫害的人，除了那些成为叛徒的人，都受到人民，特别是亲人的敬重和关心，他们的亲人虽然受到反动当局的歧视，有的还受到严密的监视，但支持革命的人都对他们给以关心和保护。被捕入狱的人和他们的亲人都不会感到孤独。
彝族共产党员毕恒光被捕后，敌人对他上过电刑，踩过杠子，还把他的耳朵用铁钉钉在木板上，逼他供出与昆明党组织的联络方法和联络地点。他的妻子赵国芳并不因自己也受到监视，安全受到威胁而害怕，还到监狱去看他。看到他耳垂上结着两大块伤疤，问他这是怎么搞的？他笑而不答。问他：“受了什么刑法”？毕恒光微微一笑，说道：“你想想，他们能对我客气吗？”1945年1月25日，昆明红山荒坡上响起的罪恶枪声，夺走了彝族撒尼人好儿子毕恒光的生命，他的妻子赵国芳也坚定地投入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1948年“七·一五”爱国民主运动中，有上千革命师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有七十六个被他们视为情节严重的人关进设于昆明钱局街的特种刑事监狱，我也是七十六人中的一个，而且是被看作情节最严重的八个中的一个。在受刑坐牢的日子，我们从不感到孤独，地下党和战友的关怀，亲人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使我们感到温暖。在允许进监探望的日子里，每次都有很多人来探望。特刑监的难友中，有的已有妻子或恋人，他们当中留在昆明的都冒着危险前来探监，因工作需要而离开昆明的，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她们的关心和惦念。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受难者的妻子面临的则是最艰难、最痛苦、最无奈的抉择。
其所以艰难、痛苦和无奈，是因为在当时已经形成一种神圣法规：领袖和党组织的决定，可以凌驾于宪法之上，可以扼制理性、正义和良心；领袖和党组织对某一个人的评价，就是唯一的绝对的评价，凡是被领袖和党组织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他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就得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他们的亲人必须与他划清界限，参加声讨，否则就是丧失阶级立场，敌我不分，就得受惩罚，子女也将受到牵连。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长期服用麻醉药之后就会对麻醉药的滋味习以为常，在上述这样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长期作用之下，以领袖意志和组织意志代替个人意志便成为思维定势。
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共产党员会得到什么样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他的言论和行为是否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决定于领袖和上级党组织中掌握实权者的政治需要，如果对他们获取权力和维护已得权力不利，你就可能横遭厄运，就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就会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而且，他们的行为都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出现，因而凡是被宣布为革命敌人的人，就成为人民声讨的对象，成为一个被人民唾弃的最孤立的人。
当整个社会处于畸形状态，谎言可以代替真理，权力可以扼制宰割理性，并且已经把这种颠倒制度化；当人们已经失去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虽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但个人意志不敢表达也无法表达的时候，横遭冤屈的受难者的妻子该怎么办？
如果受难者的妻子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就更难解决。
顾准的妻子叫汪璧，是个文静内向，善良诚挚，与顾准情深爱笃，相濡以沫，多次共渡惊涛骇浪的亲蜜伴侣。
1934年2月，顾准和几个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秘密成立了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秘密团体——进社。取名“进社”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促进苦难的祖国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进社的第一次会议是在顾准家的厨房举行，以后便规定每周在厨房举行一次秘密集会，这种集会便简称厨房会议。
江璧是顾准的学生。她很关心抗日救亡运动，所以顾准也吸收她参加厨房会议。
他俩情投意合，互相爱慕，于1934年12月结婚。
顾准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汪璧入党的时间，有关资料介绍的不够明确，但从她于1938年介绍抗日英雄茅丽瑛入党一事看出，她入党的时间是在1935年至1938年之间。
汪璧与顾准三十四年的夫妻生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4年至1949年，全部生活融于充满艰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他俩牺牲个人幸福，把一切都奉献给信仰和理想。1949年10月，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他俩却长期陷入沉重的苦难之中，肉体和心灵都受到人世间最痛心最残酷的折磨。
1934年，他们的家成为上海地下党印刷宣传品的一个点，在危急之时，汪璧曾和顾准的母亲紧急烧毁印刷品。 1935年，上海地下党遭到破坏，他俩有被捕的危险，党组织决定让他俩撤离上海，转移到北平。在北平，正赶上“一二·九”运动。情况好转之后，又返回上海。
1936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来到人间。
汪璧第二次怀孕时，顾准因躲避追捕，不能在身边照护，她因劳累过多，心情紧张而流产，流血甚多，生命垂危，顾准冒着危险到南市瞿直甫医院照顾妻子。
1938年，年仅两岁的儿子因感染脑膜炎，夭折了。
1940年，顾准舍弃400多元大洋收入的月薪和每月100多元大学教书收入的优裕条件，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汪璧支持顾准的决定，用自己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开支，担负起照看母亲的责任，同时在地下党的秘密电台从事特殊的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汪璧离开上海，进入华中根据地。她在华中与顾准见面。见面时却是有喜有悲，喜的是恩爱夫妻久别重逢，悲的是她告诉顾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因感染肺结核并发脑膜炎而夭折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
他们的大女儿顾淑林，是在1942年日军大扫荡开始不久时降生的，其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解放战争时期，他俩一直在解放区工作。
1947年，华东野战军决定把国民党大军吸引到胶东半岛，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紧急动员非军事人员分散隐蔽，当时汪璧在胶东工作，被列入疏散之列，她一个人带着婆婆和一对小儿女，登上挂着苏国旗的轮船疏散到大连。
1949年10月人民政权建立时，顾准和汪璧结婚已满十五年，十五年来，他俩舍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两个儿子不幸夭折，但他们在艰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同为理想和信仰奋斗，艰苦与共，患难相扶，政治上没有受到打击，（顾准于1943年10月到达延安时，“抢救运动”已近尾声，他幸运地躲过了被“抢救”的政治灾难），他们的生活，是美丽花朵编织起来的幸福生活。
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他俩在上海分别担任重要职务，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1952年进行“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没有经济问题的顾准却被打成“思想老虎”，与上海市委委员、市委秘书长黎玉同时以“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曾有人劝汪璧与顾准离婚，她回答说：她信任顾准，也理解顾准，愿与他共同渡过难关……，她对顾准的真挚感情，使劝说的人深为感动，顾准很感激汪璧，他在1955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的话：“我想到了我有一个这样好的家庭”，“我的生活如此稳定幸福，实在是一生中所未有的”。
1957年，顾准因维护国家利益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劳改，汪璧以坚强的态度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她认为：顾准主要是“嘴不好”，说了些别人不敢说或不会明说的话。她担负起全部家庭重担，顾准的亲戚评论说：“汪璧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顾准”。
顾准被送去劳改时，汪带着一家人送行，还在门口拍了一家人的合影照。
但是，对子女的教育却成了难题。
顾准本来就思考了一些关系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在劳改过程中又亲眼看到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他思考得更多更深，但这些，都不能跟子女讲。长女顾淑林，从小秉承顾准的优点，善于思考，爱钻研问题，一向喜欢与父亲讨论问题。1960年，顾淑林已十七岁，当顾准在她面前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弊端，批评“三面红旗”时，纯洁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觉地站在维护领袖威望和维护革命事业的立场，与父亲争吵起来。爱女激烈而“严正”的态度，使顾准十分苦恼。荒诞的政治意识，荒谬的理论和社会思潮已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青年，但自己无能力，也不可能改变这种现状。
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顾准与汪璧商议之后作出一个违心的决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看待，让子女和正统文化融为一体。
看到自己最亲的人中了毒不能给他们解毒，反而让他们继续中毒；自己蒙受的冤屈不能在亲人面前倾诉，还得让他们对横加于自己身上的冤屈认可和维护，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有思想的人最沉重的无奈。
1964年，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而遭罪，顾准因对宋往楠有思想影响而受到牵连，于1965年2月被“监护审查”。胸膜炎大病方愈的汪璧担心顾准写的探索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和笔记惹来麻烦，便和婆婆一起紧急销毁，担心用火销毁会引起邻居的注意，便把它沤烂之后投入抽水马桶中冲走。31年前，为了应付国民党的追查，她曾和婆婆一道用火销毁了在她家里印刷的中共地下党的宣传品，现在，在共产党掌握政权16年之后，这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却被迫又一次把丈夫珍贵思想的结晶销毁，被迫把探索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稿在抽水马桶中冲走，这叫人怎么理解？……
1965年7月，顾准以对宋德楠有思想影响的罪名，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这次被划为“极右派”，表示罪加一等。然后被送到周口店劳改。
顾准被第二次划为“右派”的消息传出后，在101中读书的幼子顾重之马上被扯去红领巾。
1966年，中国开始了以“文化大革命”作标签的十年浩劫，政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狂热，达到完全失去理性的疯狂程度。这时期，汪璧一直十分悒郁，十分痛苦，她面临着足以逼死人的两个难题：“要党还是要丈夫”？“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丈夫”？在两种忠诚不能并容的当时的中国，她痛苦地作出决定：和顾准离婚。
1966年小年，顾准获准回家去过春节。到家的下午，汪璧提出离婚。顾准想到1957年以来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他愿意今后独自承受苦难，他同意了。
1966年5月一个星期六，顾准回家取一些衣物，傍晚，汪璧回家，见到顾准，她痛苦地望着丈夫说道：“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说来就大口喘气。几十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自己深深爱着的受迫害的丈夫从劳改场所回来，突然相见，应该是十分惊喜，备加抚慰，但她说出的两句话中却连提两次“害人”，埋怨丈夫给家庭带来灾难。她清楚地知道丈夫是受害者。家庭因他而受害并不是丈夫的过错，是当时的政治思潮和领导者的过错，但她却言不由衷地说丈夫“害人”，可以看出她内心已经淤积着无穷无尽的苦痛，布满了层层叠叠的伤痕。
贾宝玉因与忠顺亲王府唱戏的琪官有往来，琪官失踪后，顺亲王府的管家到贾府找宝玉的父亲贾政要人。宝玉母亲王夫人的丫环金钊儿因宝玉与她有亲嫟动作，王夫人认为金钊儿勾引宝玉，把她打了一顿，金钊儿赌气投井身亡。两事并发，贾政认为宝玉违反礼教，用大板狠狠打了一顿。宝玉被打后，昏昏沉沉的睡着，忽觉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悲切之声，睁眼一看，不是别人，是黛玉。……黛玉心中有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吧！”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曹雪芹给这一回的标题是：“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林黛玉与宝玉都具有反礼教的观念，也并不认为宝玉的行为有错，但在看到宝玉被打的惨状，她却违反心意地说：“你可都改了吧！”可见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悲痛达到极点时，就会说出与自己意愿相反的话。
汪璧在久别之后，看到自己时刻惦念于心的受苦的丈夫归来时，却说出“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这样的话，实际是痛苦到了极点时说出的与自己心意相背离的话。
袁永熙的妻子是陈琏
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陈布雷先后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政府的要员。
陈琏一生走的道路，是出生于豪门富家却背叛家庭，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读书的陈琏就与姐姐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进攻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小小的陈琏，从眼前的事实中就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不满情绪。
1938年她在四川国立二中读书，级任教师钱澄宇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共产党员。 钱澄宇得知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即以怀疑警惕的态度对待她。后来看到她穿着朴素，心地善良，没有半点小姐气，下乡宣传抗日又很极积，吃得苦，便改变了看法，对她进行革命的启发。 1939年6月，高中毕业前夕，陈琏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她考取当时疏散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地质系。她的组织关系的联系人，是西南联大支部书记袁永熙。陈琏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主要负责群众社团的工作。自此以后，她与袁永熙一直共同战斗在一起，虽然有时不能同在一个地区工作，但始终保持紧密联系。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民主堡垒。袁永熙和陈琏起了一定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形势紧张，袁永熙和陈琏一起疏散到滇南，袁留在个旧，陈琏分到石屏，都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1942年，陈琏准备奔赴延安，但临行前被邓颖超留下，周恩来和邓颖超要她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从事党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陈两人都调到北平工作。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结婚。
婚后一个多月，两人同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俩忍爱严刑逼供，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洩露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人民政权建立后，他俩都在团中央担任重要工作，1956年，袁永熙调清华大学党委工作。
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夫妻恩爱，孩子活泼可爱，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这个家庭破裂了！
袁永熙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批判之后，陈琏陷入极端痛苦之中。她了解袁永熙，信任袁永熙，袁永熙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处分袁永熙的又是她无限崇敬衷心信赖的中国共产党，她该怎么办呢。 她的父亲陈布雷因深感政治斗争的复杂残酷而后悔自己介入政治，因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而绝望自杀，自杀前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道：“不要再去弄什么政治了，千万不要弄……！”这是她父亲搞了一生政治的最后总结。但是她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的政治绝不会像国民党的政治那样残酷复杂，所以没有把父亲的话记在心上。
袁永熙被打成“右派”之后，她曾无恨感慨地说：“革命是多么残酷呀！以前革命的敌人是蒋介石统治集团，是地、富、反、坏，现在要增加一个右派”。而她，成了右派的妻子。
一方面是一起生活了十八年，深深相爱，十分了解，十分信任的丈夫，一方面是自己无比崇敬，衷心信赖的中国共产党，她该怎么办呢？她与汪璧一样，面临着足以逼死人的两个难题：“要党还是要丈夫”？“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丈夫”？
这时候，一位陈琏尊敬的领导人，也是袁永熙在清华大学的领导人来对她进行教育开导，他说：“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也是老党员了，一切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开头有点想不通，这不奇怪。我看相当多的一些同志，至今对党内右派恨不起来。这些同志思想认识跟不上。其实，斯大林同志早就说过，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正是这样，党内右派最容易迷惑人，危害也就更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感情是带有阶级性的。过去，你坚决与反动父亲决裂，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勇气，赢得了许多同志的钦佩。现在，革命深入了，阶级关系和革命对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你应该比过去更成熟。我看这点困难难不倒你，我相信你不会长期被温情困扰，党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山一样重的政治压力压在陈琏头上。
“要相信党，要相信党所决定的一切”，这些圣规圣训把陈琏对袁永熙的信任和了解镇住了。
陈琏终于痛下决心，被迫把夫妻恩爱和家庭温馨送上了政治祭坛，与袁永熙办了离婚手续。 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破裂，妻子没有了丈夫，儿女失去了父亲。这年，陈琏37岁，女儿必泓8岁，儿子必大6岁，小儿子小代还不足3岁。
陈琏一直惦记着丈夫，她调上海前，还让外甥女带着三个孩子与袁永熙团聚。十年浩劫期间，红卫兵抄家时，还从她箱子的最底层抄出她与袁永熙结婚的照片。
李锐的妻子是范元甄。
1938年，世界青联派代表团来中国，在武汉各界召开的欢迎世界青联的大会上，范元甄代表中国青年致词，那番精采的即席讲话，显示了她出众的才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那天，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王明曾说：“这样的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才知道，那时，范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她与李锐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相爱，于1939年在重庆结婚。
1939年底，他俩一起奔赴延安。
1943年4月，李税被诬陷为特务，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
李被捕后，范最初还平静，但已出现了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她在李被捕后六天的4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件事上，我要理性做去，不去想它，仿佛是平时一样……，我就很能平静。想到事情真是坏的话，我也还平静。但一想到这三年的共同生活，很难看出什么时，就有些不平静了，我很想知道事情的全部。
她与杨尚昆、博古谈话之后，便摆脱了信任党还是信任李锐的两难困境，用对党的信任代替了对李锐的信任。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
就这样，夫妻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
她还做了一件完全不该做的事。
她与李锐离婚了。
李锐在被关押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从监狱出来了。
范主动要求与他复婚，他俩又重新成为夫妻。
解放战争时期，他俩转战于冀热辽地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苗苗，是在避开敌人追击的行军途中生的。
从1945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他俩深深相爱，过着很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女儿李南央看了他俩的书信和范的日记，编辑出版了一本《父母昨日书》，她在编者序中这样写道：
母亲的信的内容也使我惊讶，没想到她对父亲曾有过那样的柔情与娇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父亲的爱，使我难以相信这些信出自后来对父亲恨得咬牙齿的母亲之手。
李南央说的范对李恨得咬牙切齿的时间，是在1959年李锐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随者之后。
对于“大跃进”，范原来的看法与李锐基本相同，李锐因支持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而被打成反党分子之后，范就完全站在党的立场对待李锐。李被遣送北大荒劳改之前，先在水电部受批判。李锐曾对女儿说，那时他白天在部里换斗，回家后母亲继续对他审讯，精神完全得不到休息。
李锐于1960年4月被发配北大荒。在北大荒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他写信请范给他寄点东西，范还去信挖苦。范还把他们夫妻间讲的枕边话写成揭发材料，把李的两封信交给组织。
范元甄提出离婚，他们于1961年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由两个老共产党员组成的经历过22年风风雨雨，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就这样在政治风浪中彻底破裂了。
汪璧、陈琏、范元甄都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经历过严峻的考验，都与丈夫共同渡过惊涛骇浪，相知甚深，情真爱笃，为什么在丈夫蒙受冤屈的时候却忍痛与丈夫离异？这不能只从她们身上找原因，主要得从制度、政治意识、社会心理，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上找原因。
前面探讨延安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和造成的后果时，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其真实目的是把毛泽东这个活着的人变成活着的神，培育个人崇拜观念，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强化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建立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切事情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把知识分子作为改造对象，用思想改造和暴力镇压的文武两手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和“原罪感”，灵魂旁边随时都站着警察，迫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为驯服工具，而且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成为驯服工具。这样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意识，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后，又运用政治运动使之强化和深化，从而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生活于精神奴役之中。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为两大类型：
第一种是由士转化为仕的类型。
属于这一类型的，主要有下述三种人：
一、善于“消化”领袖和上司的意图，并用适当形式表达出来的人。这类人的代表是陈伯达，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194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就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陈伯达对他主子的任何一种思想都能够“消化”，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延安日记》第57页）。
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正确的观点，但为了适应领袖和上司的需要，却甘愿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扭曲自己的人。
三、以清教徒式的虔诚对待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这种人，可以称之为毛式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
这三种人都能仕途顺畅，手握大权。
第二种类型是以士为职志的人。
属于这类型的主要下述几种人：
一、远离政治，潜心于科学研究的人。
二、在朝隐居或在野隐居，其中有的人虽然对国家大事有真知灼见，但因洞明世事而不愿表露。
三、对党的决定和上级指示不作理性思考就盲目信赖，忠实执行的人。
四、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他们因追求真理而勇闯禁区，因忧国扰民而骑虎背进净言。他们中有的虽然身为高官，但依然是士而不是仕。
属于第二类型的第四种人，都难于逃脱受难的厄运。顾准、袁永熙、李锐就是这样的受难者。
这三个受难者的妻子与丈夫离婚，离婚的原因存在差别，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汪璧、陈琏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身不由己地提出离婚，范元甄提出离婚也含有无可奈何的成分，但又同时含有维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动机，有一定的主动性。她们三人的共同点是：都带有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创伤是促成三个革命家庭发生变故的重要原因。
“胡风集团”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对他们的处理，比“右派”、“反党集团”的处理严重得多，后者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前者是敌我矛盾按敌我矛盾处理，凡被定为骨干的都判刑入狱，但是，“胡风集团”受难者的妻子对待受难丈夫的态度却与汪、陈、范三个老党员的态度迥然相异。路莘在《受难者的妻子们》一书中介绍了十五个胡风冤案受难者的妻子，十五人中只有王曼恬一人与丈夫鲁藜划清界限，与鲁藜离婚。其他十四人的事迹非常感人，现介绍两人于后。
任敏是贾植芳的妻子。贾植芳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在监狱里关了十一年。
任敏在贾植芳被捕后，被拘留了一年多，出狱后，先在卫生出版社做校对，后来做编辑。
1958年底，任敏作为一个“支边人员”被逐出上海，发放到青海，被安排在一所山区小学里教书。
半年后，她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检举信，说她曾在这个朋友家里说过“胡风案件”是个冤案，是周扬搞宗派，她因此第二次入狱，这次进的是青海高原的监狱。
形体弱小的任敏，在监狱里做的主要是搬运尸体的工作。当时是“大跃进”时期，人为的饥荒使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监狱中的囚犯，死亡率很高。抬死尸的活计，使她难以摆脱死亡的折磨。
1962年，因为饿死的人太多，监狱的粮食不够供应囚徒，不得不遣散一些犯人，让他们自己出去找饭吃。任敏也被遣散。为了能在贾植芳出狱之后可以团聚，她选择了回山西，和贾植芳的父母住在一起。
她住的是一间破败的马厩，连窗户也没有，她忍受着各种艰苦，默默地干活，她抱定一个信念，好好地活着，等待贾植芳回来团聚。
乡亲对她产生同情，好心人还劝她：“干吗不重新嫁人呢？趁着还年轻，不要等了，他或许回不来了”。他的回答很坚决，很干脆，她说：“我就是要等他回来”。她还说：“我就是要等待着看个结果。”
任敏的等待没有落空，地等到了贾植芳归来，等到了“胡风集团”冤案的彻底平反。
杨友梅是罗洛的恋人。
罗洛被打成“胡风集团”成员被捕入狱之后，杨友梅面临严峻的考验，不少人劝她另找对象，有的好心人还为她介绍对象，但她没有改变初衷，她不相信罗洛会是反革命分子，她知道，狱中的罗洛更需要她的精神上的支持。
罗洛出狱后，在许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情况下，她顶住社会压力，把自己的命运与罗洛拴在一起，于1958年结为夫妻。
他们新婚不久，厄运又一次降临，背着“政治问题”的罗洛被作为“支边人员”发放青海。陈友梅又一次笑对厄难，她主动要求到青海，与罗洛生活在一起。
诗人冀汸为陈友梅的事迹深深感动，他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究竟为了什么——
甘愿离开你所在的繁华的城市？
甘愿放弃你最称心的工作？
甘愿无视亲人的泪水，同他们诀别，甘愿忍受嘲笑和婉惜，宣布和L结婚？甘愿历尽艰辛跟他来到高原的陌生之地？甘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未知数联在一起
……
你是共青团员，年轻的战士
你究竟怀着什么信念？
如此坚定，毫不犹豫？
杨友梅和罗洛在青海一呆就是二十二年，他们相扶相持，顶住了人生的磨难，他们曾因吃树皮草根而中毒，险些断送生命。
为什么这几个受难者的妻子如此坚定，毫不犹豫地甘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未知数——最终值可能等于零，甚至是无穷大的负数——联在一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们身上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
四、凄怨的悲歌，世纪的墓碑
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中华民族陷入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深重的苦难之中。
在正义、良知和尊严可以被随意蹂躏砍杀的那段历史时期，顾准和汪璧、袁永熙和陈琏、李锐和范元甄，又面临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他们的抉择具有更深更高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财政部的造反派对汪璧抓住不放，为了追查汪璧和顾准的“黑关系”，从顾准家中抄出的《毛选》上，发现写有“逻辑不通”、“脱离实际”、“错误”等批语，认为这是“恶攻罪”，便把此事与汪璧挂钩，说她“长期窝藏反革命罪证”。他1964年协助顾准销毁手稿笔记的事被揭发出来，她又被诬为“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销毁反革命罪证”。她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有口难辩，痛苦不堪。她为了跟党走，才忍痛与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丈夫离婚，而现在竟得到这种待遇！精神和心灵的折磨是最残酷的折磨，想想1952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绝望了！一年前，她忍受心灵的剧痛离开了丈夫，现在又得忍受剧痛离开还需要她扶持照顾的孩子，1968年4月8日，她服了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离开了人世。这年，她54岁。
她的绝笔书只有这么一句：“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这是在认罪吗？不是，这是对那些以戕杀正义、扼杀理性为能事的人的控诉。
陈琏调上海后，在华东局工作。
1967年3月，当时的中共中央，将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印发全国，把一批原来的重要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统统诬陷为叛徒。这是有预谋的权力斗争的重要一着。从此，“揪叛徒”的邪风便刮遍全国，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的造反派便把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
她背叛家庭，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高中毕业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诬陷为怀着特殊目的混进革命队伍。
1947年被捕之后，她忍受酷刑，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洩露党的秘密，出狱之后，组织上作过审查，作过结论，却因在国民党政府当高官的父亲陈布雷为她取保出狱，就被认定为自首叛变。
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丈夫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她为了与党保持一致，用“阶级感情”代替个人感情，忍痛与丈夫离婚，而今只因箱底保存一张结婚照片，就被认为与“右派”划不清界限，丧失阶级立场。
一个对党忠诚，紧紧跟着走，为党奉献了一切的老共产党员，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她绝望了。
1967年11月19日，她忍痛扔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从11层楼的窗口往下跳，结束了年仅48岁的生命！
她在遗书中写道：“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却被共产党逼了自杀，这是悲剧中最大的悲剧。自杀原因多种多样，汪璧、陈琏的自杀，与邓拓、周小舟、田家英、傅雷、翦伯赞等受人尊敬的革命者的自杀，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在全民犯罪中选择死亡，也就是在精神地狱中选择了对天堂的向往和追求，他们以对愚昧世界的遗弃言说着他们的抗议和忠告”，“用他们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的失望与悲悯”（摩罗：《四十年无祭、四十年无思、四十年无耻》）。
1980年，中国社科院、财政部等单位，为顾准和汪璧这两位忠贞的共产党人，隆重举行追悼仪式，讣告高度评价了顾准和汪璧的一生。中共上海市委于1979年为陈琏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场的声声抽泣，表达了对这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英雄的怀念，也表达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极左路线的申斥。1980年，西南联大北京和上海的校友会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陈琏的文集，胡耀邦为纪念陈琏写了这样的题词：“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范元甄与李锐于1961年离婚，从1961年至1978年这十七年，是中国历史大动盪时期，极左路线在这段时期曾经发展到顶峰，到了1978年它又开始受到批判和清算。范元甄怎样渡过这十七年，李南央的《父母昨日书》和刘晓梦的《李锐其人》没有作具体介绍，但李南央还是在书中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范还在继续维护极左路线。她于1976年给女儿李南央的男朋友林卫东的信中这样写道：“‘家庭破裂’一语，对我就不适用，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员（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斗争时间长，过程艰苦，但就其结局而言，是一场胜利的斗争。对我，是跟随毛主席进行路线斗争，并从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幸福过程。别看这个过程中有眼泪，也有时痛苦，但那是虽有缺点的真正的战士才能理解与体验的莫大幸福”。
第二个信息：这十七年中她并没有重新组织家庭，李锐于1979年彻底平反之后，她又主动提出与李锐复婚，反对李锐与她复婚最坚决的是她的女儿李南央。
从这两条信息中看出，范元甄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矛盾与痛苦。
她在1943年7月22日的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一切都是‘政治’，我只有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这话真是说对了，从1961年开始，她又一次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汪璧、陈琏唱的是悲歌，范元甄唱的也是悲歌，但她是精神奴役创伤比较重的一个，她的悲歌提供的启示，与汪璧、陈琏的悲歌提供的启示有着质的差别。
朱正在《父母昨日书》的序言中对她作了这样的评价：“范元甄的不幸，就是成了这一场思想改造或曰精神污染的牺牲品”。
王若水在《左倾心理病》一文中提出的看法是：“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出某种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
她的女儿李南央甚至说出这样愤激的话：“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她说的不仅是范元甄一个人，而是范元甄这一类人。
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受难者，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在遍布荆棘和玻璃碎屑的地方，用带血的光脚走出一条理性的、智慧的、自由的路。
顾准第二次戴止“右派”帽子之后，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更为严酷的折磨。
他长时期干的是强制性的劳动，还得忍受饥饿的煎熬。
他受过红卫兵和外调人员的毒打和机关造反派折磨性的批斗。
他的心脏旁边长了恶性肿瘤，常常咯血，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一个知识分子肉体上可能受到的折磨，除了坐牢受刑，他都尝到了。
失去了党籍，成了革命的“敌人”。
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她后来又服毒自杀。
子女对他不理解，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他生命垂危时，得不到子女的照顾，他想见子女一面，子女也不愿见。 老母亲居住在身为高官的妹妹家里，他想见老母一面也无法实现。 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可能受到的折磨，他都受到了。
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他却做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他敢于闯破禁区，探讨有关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并冒着危险，把探讨的结果，写成文字。 他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传世之作中，提出了以价格的自由涨落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正是地地道道的市场规律。享有“吴市场”之誉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说过：“顾准是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孙治方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也是受了顾准的启发。
他从各个角度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索，他发现，他面临的，其实是获得了革命胜利以后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人民长远利益的大问题。
他强调研究人道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与其研究共产主义，不如研究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非人化的气氛中，创造不出人类的幸福与真正的价值”。
他强调，“要防止青年堕入盲从主义”，应该提倡“民主个人主义”。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做“海燕式的英雄或模范人物，但同时保证他们拥有做普通人应得的各种权昨”。他说：“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即人权，公共社会里的个人权利。 他憎恶专制主义，他写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的学术思想很丰富，他离开人世二十年之后由弟弟陈敏之编辑出版的《顾准文集》，汇集了他的主要论著。这本书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当墨水写成的，其中有些篇章还是在病入膏肓，生命垂危的时候写成的。该书的出版引起震动效应，人们为他的遭遇感叹，对他在艰苦险恶的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对著作中渗透着的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和疾虐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产生敬佩之情，《顾准文集》被誉为可以与《鲁迅全集》相媲美的伟大作品。
在每一个可通行的路口
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即使转身而去
也避不开他那冷峻，清明
且不无怜悯的眼神
即便走得很远
也走不出他那思想的晨曦
投射于这片土地的光与影
即便进入坟墓
那几度远去今又隆隆而来的涛声
终会叩响尘封的墓门
这是《顾准寻思录》列为第一篇的诗，副标题是《顾准文集》评论，正标题是四个醒目的大字《面对顾准》，没有作者的名字，这似乎是编者对《寻思录》一书的点题之作。 顾准于1974年病逝，时年59岁。 顾准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当代著名的影响较大的思想家李慎之对他的评价很具代表性。他写道：
有人说，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小时候读过泰戈尔的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折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段话就使我的心灵震颤难已。60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顾准的子女也是精神奴役创伤比较重的青年，顾准病情严重时，很希望子女来招呼，子女却拒绝了。当时在长春林业部工作的顾重之在给顾准弟弟陈敏之的信中曾经这样写道：“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他们把对亲人的冷酷当做革命坚定性的表现。 经济研究所一些有成就的专家，出于对顾准的敬重，出于对他的子女因愚昧而导致的冷酷无情的感慨，轮流到医院照顾顾准。 他的子女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之后，非常后悔，女儿顾淑林在《迟到的理解》一文中的一段话，即表达了悔恨的心情。她写道：
我的家庭的离异，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从来不是轻松的事，如果说过去还有一种超乎家庭关系之外的神圣责任感部分地掩盖了亲子感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是赤裸裸地经受着感情的煎熬。我逐年地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地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是在数不清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呀。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从1957年到1979年，袁永熙过的是用荆棘编织起来的苦日子。他先在昌平县长城脚下一个劳改农场劳改了五年，还曾感染羊炭疽病。1962年，从“右派”变为“摘帽右派”，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宫县教中学。他什么课都能上，上得很好，俨然一个“全才”，他正直善良，成了老百姓眼中一个可敬的人。
人们对他由尊敬发展为关怀，促成了他和张兰芬的婚事。
张兰芬是南宫中学的化学老师，为人质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本来决定终身独身，但因对袁永熙的敬重，在人们的热心关怀下，和袁永熙成了夫妻。
十年浩劫期间，袁被说成是刘少奇、彭真安在南宫县的定时炸弹，被斗得死去活来，她见势不妙，直冲县人民武装部，见到支左部队首长，双膝跪倒，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亏这些军队干部出面干涉，才把袁从危难中救出。袁被关进牛棚之后，她为了能在牛棚中直接照顾袁，便惹火烧身，故意与红卫兵激烈冲突，让他们把本来不被红卫注意的她变成斗争对象，也被关进牛棚。张兰芬心地之单纯、性情之强韧，只认天理亲情，藐视“革命”的戒律与教条，像她这样故意惹火烧身救助当时被视为“敌人”的丈夫的女人，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袁永熙的人格魅力感动了她，得到她的爱，她把她的一切献给了袁永熙，成了袁的保护神。没有张兰芬，袁永熙很难熬过“文革”这一劫难。
张兰芬与陈琏的区别就在于她身上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她是一个该爱什么就爱什么，该恨什么就恨什么的人。
李锐在秦城监狱囚禁了八年。
他的囚徒生活很独特，他用一瓶龙胆紫药水和棉花签在《列宁文选》的空白处写了几百首诗。
1967年，他因检举陈伯达而被旧禁于秦城监狱。他被单独囚禁。单独囚禁是对囚徒最残酷的折磨。1973年的一天，放风时他作跑步锻炼，跌了一跤，碰破手腕，护士给了他一瓶龙胆紫药水和几根棉签，回牢房后，他突发奇想，用紫药水和棉签在允许阅读的《列宁文选》的空白处写诗，诗的内容很丰富，蕴含了对生命的热爱，对黑暗的抗争，对人权的追求，他还有这样一个企望：将来女儿有缘看到这些诗时，知道她的父亲不是“牛鬼蛇神”。
这些诗于19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就叫《龙胆紫集》，这个书名是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突破“左”毒禁区的领军人物之一——李普取的。赵朴初为这本诗集的题词中有这样的诗句：“度尽劫波才不减，诗心铁壁能通”，“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令人回味无穷。
1993年以来，李锐的著作颇为丰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庐山会议实录》、《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李锐近作》。
史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历史的真实，其次才是对历史的认识，读史的最大苦恼就在于很难读到历史的真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她说：“如果希特勒胜利了，对他们的鉴定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的”（见该书第78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作了一点补充，我认为：历史不仅总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总是为胜利者写的。何方在《党史笔记》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中共党史主流派写的中共党史，是以“制造和积极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宗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就是宣传个人崇拜的标本（见该书第659页）。郭沫若有关历史真实的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知者不敢讲，写者不知道，久而久之，历史就这样写下去了。”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有的写者，知道了也不敢写。就这样，我们很难在史书中读到历史的真实。
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的可贵处就在于：他既是知者，又是敢写的写者。
他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各种会议，可以作详细记录，他是知者。他在逆境中国绕中围革命的正剧和悲剧作过认真的反思，属于最早一批走出个人迷信，闯入“左”的禁区的共产党人，他能认识历史的真实，敢于揭露历史的真实，他是敢写的写者。这一切，决定了《庐山会议实录》成为一部具有震撼力的价值很高的史书，被誉为当代中国的第一部信史。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中发生的这场斗争，是一场真理与权力，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良心与奴性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真理屈从于权力，奴性支配良心，在应该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却决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的权位巩固了，全国人则因此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场斗争的直接后果是：380万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不少人被迫害死亡；4040万人饿死，（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死于自然灾害，绝大部分死于人为的灾害），死亡人数，超过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亡人数的总和。
这段史实，过去的史书大都歪曲事实真象，欺骗国人，或者是轻描淡写，一幌而过，是李锐第一次把事实真象揭露出来，并作了深刻的分析。
《庐山会议实录》的出版，在全国形成强烈的冲击波，连一向远离政治的钱钟书都说：“愚夫妇递番研读，惊心眩目”。
但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追随者却对李锐恨得咬牙切啮，他们说：“假如当时把李锐整死，不就没有后来的《庐山会议实录》了吗？（《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冯东书：《谁也无法垄断历史》）。这从另一面说明，《实录》的出版，对极“左”路线推行者和伪造历史的“党史学家”给了狠狠的一击。
李锐在其它著作和文章中，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具有深刻的理性的认识和剖析，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
他平反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他身为高官却不减士的本色，他依然是士而不是仕。
他没有接受范元甄提出的复婚意见，与张玉珍重新组成家庭，过着和谐的家庭生活。
他的《八十自寿》，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也表述了晚年的心志：
曾探骊珠沦厄运，
仍骑虎背进诤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
堪慰平生未左偏。
他至今仍是镣铐之舞者，《李锐近作》不能在大陆出版，只能到香港出版，国家对他的行动仍有限制，不准他出国。 顾准、袁永熙、李锐是无数镣铐之舞者中的三个，他们用镣铐之舞的语汇，塑立起一座“世纪的墓碑”。
五、不是结语的结语
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灵魂旁边不再站着警察？
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精神奴役的创伤能够彻底消除？
什么时候，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者之舞不再是镣铐之舞，而是象敦煌璧画中的《飞天》那样，能够在辽阔天空和灿烂的阳光下自由翱翔？
2006年9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