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楔子

1968年，河北省邱县“革命委员会”、“三代会（所谓工人、农民、学生代表的造反组织）”头头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抓国民党”大冤案。从当年元月到1969年3月，只有12万人的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严刑迫害致死，受株连群众达数万人。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被打成“国民党”。邱县境内“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整个邱县成为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
见《邱县志》

邱县“三代会”坏头头私设监狱、公堂、专政组二百五十处，使用了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各种酷刑：老虎凳、沸水浇头、火烧阴道、点天灯、剖腹、挖心、割肉剔骨、捅阴道、剪奶头、剪手指脚趾、墙上钉人、活扒皮、割生殖器等达四百多种。致使受害者精神失常、五官变形、四肢瘫痪、五脏损毁、伤筋断骨、家破人亡。
（引自人民日报社《群众来信摘编》第五六六期）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在会上他说，案件多的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邱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
（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在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的《纪要》中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决定撤销三号文件）。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
《邱县地方志》

1968年邱县发生的抓“国民党”大冤案，其刑讯逼供之凶狠残忍、灭绝人性亘古罕有。如今此事已过去四十年，然而对于为什么能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惨剧，却没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更谈不上提出可供借鉴的学术观点。笔者准备动笔的一年多时间，曾经问过数以百计的邯郸人：对文革期间的邱县抓国民党案知道多少？对象有各级政府官员、网络写手、大中学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名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人仅仅略知一二，根本不知道事情真相，更谈不上任何反思。

作为邯郸文化人，我们认为挖掘并写出这段历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从2005年开始，我们多次来到邱县采访。从县城规模来看，即使在邯郸本地也显得颇为落后。县政府四层办公小楼破旧不堪，至于农村建筑就用不着多说了。费了一番心思找到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们却出于种种顾虑讳莫如深。对此我们也能够理解：挨打、被批斗总不是什么光彩事，事情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政策得到落实。重揭已经愈合的疮疤不好受，何况当事双方后代大都能和睦相处，有的甚至已经结了儿女亲家。

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在邱县掌权的官员中，有不少是当年整人者与受害者后代。大家都承认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并不包含其它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那些还要世世代代继续相处的人们来说，不愿重提这场惨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当笔者把挖掘记述邱县惨案的想法说出来后，无论是邯郸人还是外地人都认为，非常有必要。大家一致表示，这样的历史不该忘记，应当让更多人知道。如果连这么沉痛的教训都不汲取，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邱县事件发生在1968年。到目前为止，除了《邱县志》对此有简明记述外，笔者尚未见到官方和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既不是对历史负责，也不是对社会负责。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被湮没，接近消逝了。如今在社会上、在网络中，为文革打抱不平，为极左路线喊冤者，怀念制造文革领袖者大有人在，如此现象反证了挖掘这段历史，让其重见天日有多么重要。

古人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不知道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如同失忆者一样，会成为无根的飘萍。只能依附于他人的历史文化，失去民族的本性。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数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的起码智慧是不在相同的地方第二次摔跤，尤其是不能在摔得鼻青脸肿的地方继续摔跤。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查明原因，少犯或不犯同类错误。只有汲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才能进步，只有牢记自身灾难的民族才可能免除灾难。

重提邱县惨案，并不是要揭谁的疮疤，也不是与哪些人过不去。我们与所有当事人没有丝毫恩怨，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对这场惨剧的重新认识汲取教训，寻找导致这场惨剧的真正原因，避免类似惨案再度发生！

历史正在被大家遗忘，不敢正视历史耻辱的人不会进步。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找不到病根，不能对症下药加以预防，当年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到那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一、翻开尘封的历史旧页

魔瓶被打开了

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最善于借时以逞。1967年，邱县武装部副部长，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赵玉春登上了邱县革委会主任的宝座。县委干事，造反派头头惠志广当上了邱县“三代会”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两个自认为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的人，终于掌握了决定邱县十几万人命运的权柄，他们当然要好好施展一番，尤其要让当年压制自己的人好好尝尝被压制的滋味。自此，邱县拉开了血雨腥风的序幕。

一本民国时期的县志成为抓国民党事件的导火索。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县中学校长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革命造反派们认定，国民党的县教育委员会委员，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刘雷是国民党，他的儿子刘一心必定是国民党！刘一心解放后长期担任邱县县委书记（1952～1958年任中共邱县县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赵玉春等人由此判断，刘一心就是国民党在邱县的总后台。他在掌握邱县大权期间，必然会发展地下国民党组织。

有了这样“鸡生蛋，蛋变鸡，鸡再生蛋，蛋再变鸡”的理论，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欣喜若狂，如果邱县能查出庞大的地下国民党组织，无异于在全国放了一颗卫星。一旦成功，县革命委员会成员都将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必然会乘“直升飞机”登上各级领导岗位。欲望之火熊熊燃烧，他们恨不得将所有设想立即变为现实。经过紧张的谋划，他们开始下手了。

1967年7月，县革委研究贯彻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时，县革委会主任赵玉春让县革委常委陈××当抓叛徒队长。

陈××时任县邮电局副局长，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他害怕抓叛徒抓到自己头上，同时对原县委书记刘一心任职期间不重用自己怀恨在心。便提出“贯彻中央指示不能死搬硬套，要结合邱县具体情况，邱县黑势力还是主要的，根子是刘一心，于好山是黑干将。刘一心是个总代表人物，把他揪回来就解决问题了。”

赵玉春表态说：“好！你是邱县的活字典，听你的，你组织几个人整他的材料”。

陈××马上组织“三老”（陈××、石××、张××）出主意，组织“三少”（惠广志、石××、石××）编材料。陈××说：“旧县志上的教育委员一定是国民党”。“三少”就根据陈××这句无中生有的话，把刘雷定为“国民党员”，刘一心（刘雷之子）定为“国民党”的总后台。说他们明里是共产党，暗中为国民党办事，邱县县委一翻牌就是国民党县党部。

他们按上述编造的假材料，给地区革命委员会写信，把刘一心从省二医院揪回邱县批斗。把于好山从邯郸县人武部（时任部长）揪回邱县实行专政。

很快，身为“走资派”的前县委书记刘一心被揪了回来。

刘一心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曾在邱县含辛茹苦工作多年，为改变邱县贫穷落后的面貌费尽了心血，他当然不会承认打手们臆造出来的罪名。专政组早就预备了各种刑具。这位没有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也没受过国民党刑罚的共产党员，领教了自己人的厉害。

让刘一心没想到的是，他之所以遭遇这样的灾难，就是因为他当政时，从没真正欣赏过赵副部长。在赵副部长与县武装部长于好山（后被“群专队”迫害致死）闹矛盾时，没有得到刘书记的支持。现在，风水轮流转，赵副部长可以掌握顶头上司的命运了。当年你没理他，如今他要理你了，而且要让你好好体验一番赵某的手段。

1968年1月，邱县成立“三代会”（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焦学金任主任（工人造反派头头），惠广志任副主任。“三代会”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成为全县抓“国民党”的策源地（抓国民党期间，县直、农村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

1968年4月17日，“三代会”首先对刘雷下了毒手，用种种酷刑折磨他，晕过去就用冷水泼醒。70多岁的老人被迫在他们编造的假材料上按了手印。违心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还“供”出他的儿子——前县委书记也是由他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令老人意想不到的是，“屈打成招”只是噩运的开头，而不是终止。

他所交待的国民党名单让造反派们如获至宝，由此形成的冲击波很快就牵动了整个县委和县政府，继而殃及全县，并迅速辐射到全国各地（这个革命老区曾经涌现出大批干部）。

刘雷被屈打成招没有让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活活打死了。他被打死后，尸体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手指被割下来，装到小瓶里，专门用来造假证据时按手印。

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既然是国民党，这个县的县委自然不是共产党的县委，而是翻牌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共产党的天下，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国民党县党部，破了这个 “天字号大案”，将是何等丰功伟绩！赵玉春利令智昏地说：“我挖出了一个‘国民党集团’，是有功之臣，我要把这具国民党僵尸抬到北京，向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邀功请赏！”

1968年4月15日，县成立斗批改战斗队（“三代会”原班人马），赵玉春在会上明确表示：“你们战斗队任务就是要杀一批，抓一批，处理一批。”

20日，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说：“刘雷承认了，还承认他儿子刘一心是他发展的国民党员”。赵玉春说：“县委书记是国民党员，一定要把这个集团搞出来，把上根下线都追清，有多少抓多少。挖出国民党，靠教育不是万能，没有一定温度是不行的。国民党顽固，群众起来揍他几下有啥要紧，对坏蛋打就打了，死就死了，我当家了，愿捕谁就捕谁。”

此后，惠广志等人对前县委书记刘一心又下了毒手。他们用尽各种刑具，将刘一心连续拷打7天7夜，几度昏死。刘一心还被拉到刑场进行假枪毙，令其招认老县委一班人都是国民党，刘一心在非人酷刑逼迫下，不得不招认。

刘家父子屈打成招，这个凭空捏造的国民党案由此坐实。一心邀功请赏的造反派们喜出望外，众多无辜者则大难临头。

有了“供词”，造反派们便开始用炼狱之火，向其他人讨要“人证”、“物证”了。于是他们找来当地两名曾加入过国民党的人，让他们交待其它人。造反派们天才地设计了一道刑罚：让他们各持一部手摇电话，把电线接到对方身上，各自摇动起来电击对方。不一会儿，被电得死去活来的二位便按照刑讯者的旨意写出了交代材料，承认他们加入国民党是老校长刘雷介绍的。

5月1日夜，“三代会”对原县委、人委县局级干部共8人（号称八大专案）动了大刑。通过逼供、引供、串供及指名认账的办法，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打成国民党集团。这八个人又咬出了二百多国民党！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因宁死不承认是国民党员，于1968年6月5日晚上被专政人员活活打死在审讯室。

“三代会”为深挖国民党，按教育、县直、公社、农村四条线把名单分发下去。并于当月召开了深挖国民党大会，播放高占元（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录音，动员全县造反派行动起来，大抓国民党。从此，抓国民党在全县普遍开展。

邱县成功地破获国民党县党部，如此功绩令邯郸地区革委会头头们大喜过望，这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先进典型。

1968年5月5日至11日，邯郸地区召开“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对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焦学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介绍了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冀南风雷报》上刊登题为《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文章。6月4日至8日，地革委召开了“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 8月18日，邱县革委会主任在邯郸地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全区刑讯逼供成风，逼打致死的人数骤增。

从1968年5月27日起，县革委会把全县7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了45天集训。赵玉春在会上说：“教育战线是黑窝子，庙小神灵大，浅池王八多。”集训期间，参加集训的教师被打成“国民党”141名，打死20名。

1968年6月，县召开抓“国民党”经验交流会，贾寨中心校长刘××介绍“一打二唬三威胁，敲锣打鼓看脸色”的经验，会后全县抓“国民党”打人升级。随后，“三代会”又捏造假情况，说“国民党”想暴乱！并于同月9日召开了抓暴乱分子广播大会，当场逮捕了武中伟（原县卫生局长）。

雪球越滚越大，仅仅七天七夜，全县就有四百八十多人在各种刑讯之下招认自己是国民党。为了扩大战果，打手们在全县搞了十八个试点村，形象地称为“爆炸点”，很快，这股邪恶之火遍及全县。

为使抓“国民党”更加深入，体现政策威力，11月3日，邱县革委会召开了三万人宽严大会，逮捕了陈玉玺（原县革委常委）、高怀宾（县委组织部干事），从严处理，对造假国民党证的杨××当场释放从宽处理。

为彻底打倒原县委，12月，邱县革委会召开公审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广播大会，把邱县曾经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案件翻过来，硬说是“国民党”集团陷害好人。并通过宣传发动，将邱县抓“国民党”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反人类的酷刑再述

面对从天而降的诬陷罪名，没有哪个无辜者会轻易就范。邱县各级专政小组为达到揪出暗藏的国民党目的，使出了浑身解数，发明创造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刑罚。该县上访群众1969年整理的手抄本小册子（《邱县流血惨案法西斯刑法四百例》），概述了那段历史。字里行间血肉飞迸，筋断骨裂，今天读来依然心惊肉跳，毛骨耸然。在此，笔者简单列举其中部分刑罚：

一、发刑。打手们用手或钳子夹住一缕头发硬拔，党员干部史明奎被打死前，头发基本上拔光。用油灯烧头发，冬省庄完小女教师张某头发被全部烧光。古城营大队专政组把沥青浇到受害人头上，然后用绳子捆住猛拉。

二、 头刑。打手们审问党员干部陈某时，把陈的头用板子夹住，再用木棒打板子。贾寨专政组打手用皮球往受害者头上猛砸，并把被关押人员集中起来，逼他们互相砸。杨二庄大队专政组用细麻绳将周某的头，用力绕了四、五圈，说是给周戴“紧箍咒”。疼的周某在地上打滚。

三、捆绑刑。打手们把一名受害者绑到床上，一连七八天不让吃饭、活动时必须背着床走。邱城轧花厂专政组把被害人用席箔卷住，头朝下竖起来整整两昼夜，放开后发现早已昏迷多时不省人事。熬鹰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把陈某双手捆在枣树上，脚尖刚刚能挨着地，整整吊了一个月。

四、大会战。谢里庄公社专政组把四名公社干部赶到一个院子，让150名学生一齐打这四个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东目寨公社召开数百人参加的抓国民党大会，将数十名所谓国民党员分到14个大队，14个刑场同时开打，受害者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

五、冻晒刑。各专政组的打手命令受害人冬天只能穿单衣，连冻五六天，把不少人冻的昏死过去。有的专政组令人受害者把衣服脱光，到雪地打滚。有的在雪夜成宿跪着，第二天成了雪人。东省庄专政组数九寒天令受害人爬在院子里，往身上泼水，把人和地冻到了一起成了冰棍。专政组在酷暑天将受害者捆住手脚，在烈日下暴晒，将不少人晒得中暑昏迷。闰村专政组把受害人埋进沙土中，连晒带焖，不少人发生皮肤溃烂。在三伏天，聂楼专政组打手令受害人穿着棉袄晒太阳。

六、四肢刑。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审问教师赵某时，用钳子将赵某的手指一个个折断。打手在审问干部王某时，竟将八个脚指甲上用钉子扎了眼。打手韩某在审讯贾寨大队王某时，逼着王用手榴弹砸自己的脚腕部。王砸的鲜血直流，韩仍不罢休，夺过手榴弹把王某腿骨砸断。不少专政组打手都使用了往指甲缝扎针等酷刑，一些受害者因坐老虎櫈落下终身残疾。

七、火刑。东省庄大队专政组打手用火柱把李某身上多处烧伤，等结痂后再用钳子把痂撕下来。大省庄中心学校专政组打手往校长张某身上倒煤油，将其活活烧死。庄头大队有位退休干部已经去世多时，打手们诬蔑他是国民党，将其刨出来，令其家属花五元钱买来煤油，将尸体公开烧掉。有的打手将烧红的火柱插入受害者肛门。

八、电刑。用手摇电话机过电，有时摇一部电话机，有时三四个电话一齐摇。有的把电话线两端捆到手上，有的把裸线拴到脖子上，有的拴到阴茎上，有的拴到乳头上。甚至用大号针头把人的两耳扎透，再穿上电线过电。他们把高某四肢捆牢，过电上百个小时，摇坏了六部电话机，致使高某把舌头咬烂，口吐白沫，多次昏死过去。水中过电。让被害人站在水里，然后把通上电的电线放进水里。电的人乱蹦，如果从水里跳出来，再用棍子把人打进去。拖拉机站的姚某受此刑被电昏了四次。

九、屎尿刑。打手们强迫多名受害者吃屎、喝尿。有个打手拉完屎让受害人夹上窝头吃，有个打手把厕所中的蛆捞到受害人面条中，强迫吃完。石街大队专政组逼供时，谁不承认，就让谁爬到茅坑上，长时间闻臭味。有的打手逼受害者交出国民党证，拿不出就往嘴里抹屎。

十、性虐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令被审妇女赤裸，将报纸夹在阴道，用火前后点着，说这叫骑火马。大省庄完小一女教师被一专政组凶手用木棍捅破阴道而死。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把男女受害人押到田间让群众批斗，令这些人脱光衣服，男下女上表演。石街大队专政组打手，将两名受害者阴茎拴住，面对面罚站，双方谁也动弹不得。他们还强令被关押的受害者互相鸡奸，互相唆生殖器，甚至必须将精液吞掉，否则就遭毒打。东省庄完小专政组打手强迫女教师赤裸，强迫两名男教师当众吃奶，不吃就打。马头完小专政组打手令两名被关押人员，按住受害妇女大腿，让狗舔阴道。打手们还把某女赤裸捆住，将公狗引来，让狗奸女人。南辛店专政组打手，强迫某男当众舔某女阴道，他们还令五名男女同时表演性交……

一个个专政组就是用这样灭绝人性的酷刑，把邱县变成了人间地狱。

刑讯逼出了国民党证据

据县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日本人的铁蹄曾残酷地蹂躏过这块四处平原，无险可依的小县，在日本人对抗日军民的疯狂杀戮中，有300多名共产党的地下干部被杀害。

二十年之后，这个县被“清查”凭空捏造出的所谓“国民党”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竟相当于八年抗日再加上三年多解放战争中牺牲人数的两倍！

战场上的敌人被打跑了，内部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却成功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没办成的事，革命造反派替他们完成了。

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银行行长、支书、村长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一个个惨死在共产党执政近二十年的土地上。

1969年1月，邯郸地区革委主任徐士信来邱县“三代会”看了所谓国民党证件后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搞了不少证据，但是不够……要抓紧把案子定下来。要准备立大功，也要准备犯大错误，要继续挖证件。”

地革委随后又派来两名“专家”，进驻“三代会”，进行“指导”达三个月之久。同时地革委为帮助邱县搞斗批改运动，又派来解放军一个连队和300名工人造反派，分赴到各公社、大队，用严刑逼取“国民党”证件。为此，县革委会选定林子、杨二庄、霍庄、郭村、东石彦固、高庄、大省庄、大寨、庄头、波流固等18个爆炸点。

“三代会”人员和县直抽调造反派骨干人员，亲自下到18个村，动用各种刑罚，逼迫被专政人员供出“国民党”证据。

林子村由县武装部马××参谋带队，为挖证件，调动5个村民兵200人，将林子村团团围住，抄了崔炳乾（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的家，拆房挖地7尺，打死崔炳乾和儿子崔树彬。逼迫崔炳乾60多岁老伴改嫁，崔树彬之妻当场气疯，结果一无所得。

杨二庄村共91户，384人，被打成“国民党员”46人，打成“三青团员”28人。14户因深挖找证件，挖倒房屋57间，打死4人，自杀（未遂）13人，致残32人。

18个爆炸点因深挖“国民党”证据，搞的最惨，破坏性最大，打死人最多。

国民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在18个爆炸点上，虽然专政组下了最大力气也没有找到。在黔驴技穷情况下，赵玉春指使“三代会”千方百计制造假证。“专政人员”采用以下办法终于搞到证据、证言和证人。

1、选举产生“国民党”县党部。“三代会”八大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逼供信”，让被专政人员承认县党部委员都是谁。说出的委员不一致，就在供出委员名下画正字，谁的票多，谁就是县党部委员。于是县“党部”于1968年10月在“三代会”主要头目亲手炮制下产生了，并产生了“书记长”。

2、制造信号枪、信号弹。农村干部王景昌（孟固村人，会制鞭炮）受刑不过说：“我会制炮打灯（一种两响鞭炮）。”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赵说：“会造也行，造也能说明问题，给他买东西让他造”。于是“三代会”被专政人员曹文学造了信号枪（木制品能打火药），王景昌造了信号弹（炮打灯）1000个，赵玉春夜间亲自试验后说：“行！”

3、画假党证。1968年10月，杨××被逼无奈，在专政组屋内墙上“学习园地”栏旧纸上，撕下一块方纸，写“证明杨××同志，系中国国民党员，特此证明，执行任务。”“三代会”将此拍成照片，作为唯一证据。

4、假情报站名单。大抄家时，在邱城东街申金明家抄出一个日记本，上边写有：“保人保畜情报站”，是个26人名单，背面还写有食堂窝头一个8大两。实际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用过的工作日记本。但在抓“国民党”时，硬把这名单上的26人逐个打成“国民党”情报员，把申金明打成“国民党”情报站站长。

5、“国民党”暴乱袖章。从杨××（邱城供销社售货员）处抄出红布黄字“连长”、“排长”两个袖标，这是1963年水灾后生产自救搞运输，带队干部用过的袖标，被定成“国民党”暴乱准备的袖章。

6、真国民党咬假国民党。让十几名老国民党员住在“三代会”，逼他们咬出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不咬就受刑，以受刑口供记录作为证词。

7、“三代会”人员替死人编写证明材料。把刘雷打死后，在“三代会”屋内挖地窖用药水存尸，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在药水瓶内用于按“手印”。又以死者名义编造了大批材料，都盖上他的“手印”作为证据。

8、把小孩玩具用的红缨枪、大刀片都拍成照片保存，说是“国民党”暴乱备好的武器。

9、把大抄家从农村抄来的铁丝、铁钳子拍成照片，说是“国民党”破坏电线用的工具。

10、把平除“东风渠”做为“国民党”破坏水利建设的证据。实际是牟冰如（县委书记）传达邯郸地委会议精神布置让平渠还田的。

鬼蜮伎俩，堂皇世上。

二、当年发生在邱县的故事

铮铮铁骨的县委副书记

大多数人受不了酷刑，被逼无奈，让说啥就说啥。不过也真有铁骨铮铮的硬汉，邱县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历史清清白白，经历也不复杂。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当干事、主任。一个从小逃荒要饭的青年，练就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县委大院，他以刻苦、勤奋、大公无私受人敬佩。他晋升县委副书记后，就象当年的焦裕禄那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农村，他给军烈属挑水，给老贫农推磨；邱县盐碱重，他到盐碱最重的村住下来蹲点，领导排涝压碱。乡亲们提起他，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造反派夺权后，有一天，他从乡下被叫回机关软禁起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中有差错，让他检查认识，他心甘情愿。但他的心是纯正的，对党绝无二心，没有党，哪有他今天的一切呢！他襟怀坦荡地等待着申诉的机会。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被“内定”成邱县“国民党”最后一任县党部书记长。

史明奎被带进阴森可怖的审讯室，一股呛人的霉味儿扑面而来。他是新社会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曾用“革命传统”教育别人，也教育着自己。从电影里，从舞台上，他才知道法西斯、日寇、国民党的刑讯室是什么样子：阴冷的锁链，烧红的烙铁、滴血的皮鞭、狰狞的老虎凳……他不是演员，但现在却被带到电影中见过的刑堂。面对恶狠狠的审讯，他惊呆了。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只加入过共产党，怎能说自己是“国民党”。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他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国民党”呢？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我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话音刚落，他的后脑勺便遭到沉重的一击。史明奎觉得脑袋就象炸了一样，他强忍着疼痛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拧住他的胳膊往上别，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撅起。史明奎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的，脑海一片空白。

这仅仅是刑罚的开始，审讯在继续，刑法在不断升级。史明奎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于是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头上汗如雨下。两腿先是麻木，接着变软，终于跌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吗？造反派打手又换了花样，来了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不能再弯，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困难。史明奎咬着牙坚持过来了，打手们再来个“挤刺猬”。让他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

史明奎在邱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刑讯，还要参加批斗会，以此推动全县运动发展，他曾在一天内被连续批斗八场。

除了在县城挨批斗，造反派们还拉着史明奎到各公社批斗。儿子、女儿只能在父亲被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的脸色蜡黄，人瘦了，显老了，头发胡子老长。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还不时地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的脚肿的象馒头一样，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拖拉着往前走。

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的情景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惦念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的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的鞋。

“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公社去批斗，他们便赶去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夫、舅舅一块儿去。

晚上，史明奎被关在公社一间黑屋里。他儿子、女儿跟着舅舅、姨夫去送鞋，没见着人，却招来了罪名：送双鞋用来这么多人吗？是想搞“劫持”？还是想搞“暴乱”？妻子在家里心急如焚，不见孩子归来。她哪里能想到，去送鞋的五个亲人已经全部被扣押起来。而她自己也没有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1968年6月5日，“三代会”头头对专案人员交代道：“他是咱县国民党县党部最后一任书记长，今晚你们落实他的问题，给我狠狠地整！”主子有令，打手闻风而动。当夜，史明奎被几个壮汉带到审讯室，“今晚你必须老实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两个多月的刑讯批斗，史明奎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镇静地说：“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打手们用皮鞭朝史明奎身上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冰凉的地上。几个壮汉将他抬起来，架上老虎凳。身子被绑在柱子上，两条腿被捆在木凳上。腰下塞进一块砖，又塞进一块，三块，四块……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昏死过去。当他被冷水浇醒之后，“头头”已亲临审讯室。“你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想交代？”“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头头气急败坏，用驳壳枪朝他胸部猛砸，又用子弹头刮他的肋骨。接着又反捆住史明奎的双手，把他吊在屋梁上。打手们把报纸点着，往他身上烧。火苗烤着肉，滋滋地冒着青烟，一股难闻的血腥的焦臭味儿，弥漫在审讯室里。

“说！谁是国民党？！”

史明奎嘴咬出了血，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知道，我不是……”

一个打手，用钳子夹起炽热的玻璃灯罩，嘻笑着朝他的胸脯按去。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史明奎留给人间的最后声音。

剖腹示忠

他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普通公社社员。按照“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各类政令，划分的斗争对象，绝对轮不到他的头上。可是，一场大清查“国民党”的强台风，却将他裹进了专政队。因为他“死不改悔”，他所领教过的刑法更是不胜枚举。单是“夹刑”他就受过好几种。打手们将他的上衣扒光，用铁钳子夹他的脊背上的肉，一边夹一边拧，不一会儿，他的脊背就青紫一片。

打手们还从牲口房里找到驴夹板，用驴夹板死命地夹挤他的腿肚子，几下就把他的腿夹挤得如同折断了一样。打手们用铁钳子夹住他的嘴唇，一边扯、一边拧，打手们还用两根木棍挤他的“太阳穴”……

他有怨、有愤、又恨。他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却没有人理解他、相信他，既然假的被视为真的，那真的无疑是假的了。最终，他选择了极端的表白方式。正值社员出工之际，他偷偷从专政组跑出来，回家拿了把牛耳尖刀，发疯似地跑到大街上，高声呼唤起来：“社员们听着，我是贫农，是党员，不是国民党。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心是黑的，共产党的心是红的。乡亲们，你们都来看呀，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边跑边喊，将手中的牛耳尖刀插进胸口。他慢慢跌倒在地，流下一滩鲜红的血。

绝不改口的标兵

邱县有位王某某，曾被评为全省青年标兵，是全县青年的榜样。他是党员，是村干部，是县里的红人。既然全县有那么庞大的地下“国民党”集团，他能不是“国民党”？于是他被关进了“牛棚”。

开头对付他的是“温火”，给他说明情况，晓以“大义”。遗憾的是这位姓王的农民，犟筋一根。很不“懂事”，嘴咬得很紧，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

“你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王某某回答得干脆肯定。

“再大声说一遍！”专政人员失望透了，动了肝火。

“不是就不是，咱不能胡说！”王××一字一句，说得很老实。

“你诬蔑谁胡说？” “造反派”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吼叫道。

“反正有人胡说。”

“太嚣张了！”

专案人员收起温和的面孔，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皮鞭顺头抽下来，在肩上、背上、手上、腿上，立即留下一条条血道子。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

接着“造反派”在他的手腕上穿铁丝，一阵剧疼昏了过去。鲜血顺着手臂流淌着，滴在地上，旋即凝固。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两手已被吊在屋梁上。两臂举着，脚刚刚踩着地，腿稍微软一下，全身重量就会全集中到一双手腕上。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疼，死不承认。

打手们围拢来，得意地问道：

“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我生下来就不会说假话！”他说的是真话。

“好！不说就这么吊着。啥时承认了，啥时就放你下来！”一个专政组长，气急败坏地喝叱道。

王某某就这么被吊着，稍一低头，就会痛不欲生。后来，“专政组”让他老娘来给他送饭，意思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娘提着瓦罐，里面盛着米汤。她见到孩子浑身是伤被吊着，泪水从老眼中涌出来。

“孩子，说了吧！别嘴硬了！”老母亲希望儿子早点结束这种地狱酷刑。

“娘！”他宽慰着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不会说假话。咱不是‘国民党’，咱咋能胡说呢！”

王某某在屋梁上被吊了七天七夜，168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松口，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七天七夜！度日如年的七天七夜。

母亲把儿子送上不归路

母亲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可是，在那疯狂的年月，却有一位母亲，将亲生儿子送上了黄泉路。 她的儿子是一位公社书记。家里人对这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他临终前告诉家人的。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

邱县清查“国民党”的十二级台风刮得山摇地动，公社书记突然被通知去县里开会。他急匆匆赶到县里，哪里是开会？到县里他就被关押进群众专政组，令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自打清查“国民党”的台风刮起，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听说先“下水”的不少人受刑不过，乱说乱咬。他工作多年，认识的人不少。只要有人受刑不过，提自己就得“下水”。真是怕啥有啥，现在真的轮上他了。专政组没有逼他去咬别人，而是逼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他根本没有藏匿什么“国民党档案材料”，拿什么往外交呢？

不交就是不老实，就是抗拒，就是顽固不化！审讯室里，他被蒙上了眼睛。只觉四周一片漆黑，猛然间一阵皮鞭抽过来，他慌忙躲闪，迎面又是一顿乱打，往哪躲都有人用皮鞭抽打。这种刑罚，名曰“打瞎子”。皮鞭抽打还是轻的，再不承认就用扁担打，腰、两肋、四肢，留下了道道伤痕。最后再来个“猪拱地”，一位壮汉提起他的双腿，让他头触地，由壮汉推着朝前拱……一连四天受刑，他实在受不了，瞅了个机会，逃出专政队。他不能回公社，更不敢回家。他蜷缩在庄稼地里，又闷、又热、又渴，浑身伤口针扎般疼。好容易涯到天黑，忍痛忍饥朝姨家赶去。不巧姨家没人，不得已，他摸黑朝自己家赶去。后半夜时，他敲开了自己的家门。当一家人见他一身破衣烂裤失魂落魄的样子，全惊呆了。他撩起衣衫，露出浑身血疤，一家人立即哭成一团。

“孩子，你犯了啥罪？”

“娘，我没犯罪呀？我从小逃荒要饭，十八岁入党，我怎么会是‘国民党’？我根本没见过‘国民党’的材料。我交不出来，他们就打……”

妻子一旁伤心地说：“你咋不找领导说清楚？听说县革委会主任是个解放军，你就去找他，找解放军！”

“找？去哪儿找？咱被打成‘国民党’，能见上面吗？打得实在受不了哇！……”

一家人抱成一团，哭又不敢大声哭，怕被外人听见，只能饮泪抽泣。天亮了，怕被人发现，先躲在兄弟家里。年迈的母亲饱经风霜，旧社会逃荒，曾领着四个孩子要饭到他乡。大女儿卖了，换下点粮食，又让兵匪抢走了。若不是翻身解放，也许这个家庭早不存在了，眼见着孩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儿子前思后想之后，按照妻子的提醒，给县革委会军代表写了封信。信写好，不敢在当地发，让两个女儿跑了四十多里地，在邻县一个邮电所将信寄出。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愁眉不展，苦苦想着办法。母亲老泪纵横，恳切地对他说：“孩子，你不能这么躲在家里，人家知道你跑了能不四处找？找到家咱说啥？躲不是个法子呀！没有共产党帮咱们翻身解放，就没咱这家人。你要相信党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胡说，党也不会冤枉好人的！”

“娘，我相信党！”“孩子，这就对了。”母亲开导着他，“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你在党，要相信领导，我看你还是回去给领导说清楚吧！”

“娘，我怕……”他抚摸着身上的伤痕，流下了眼泪。

“不怕，娘送你回去！”第二天，兄弟用独轮车推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带着两个孙女儿，将他送回到县上。

老母亲特意对专案组的人说：“同志，俺家世代都是本地的种田人，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俺，俺哪能有今天这一大家人。孩子干工作有错，该批评就批评，该处分就处分，可别再……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

老母亲说着，泪珠儿滚落下来，她饮泣着，没敢让“打”字溜出口。

“老太太放心回去吧，我们会按政策办的。”专案组人们说得很痛快。老人此举光明正大，怀抱着对上级领导无限信赖和对儿子的爱怜。老人将儿子送回县里，心里感到特别踏实，看在这张老脸面的份上，儿子不会再受罪了。

老人天天盼，日日想，希望儿子的问题早一天水落石出，一家人高高兴兴团聚到一起。二十天以后，儿子半夜三更又回来了。又是趁天黑逃出来的。

凑着昏暗的油灯，她看着孩子浑身的血淋淋的伤痕，旧伤痕上添新伤，比头回见到的更惨更吓人！老人心疼儿子，有什么法呢？心底那个坚强的信念远远超过了母爱。她宽慰一番儿子，用带批评的语气说：“孩子，你忍着点啊！老偷着往回跑，没罪也会添罪的！”

“娘，我受不了哇！”“那……”一家人商量着，没了主意。这时，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赶到他家，告诉他们，军代表打来电话，让老人把孩子再送回去。保证不再逼供，还保证发放隔离审查期间的工资。在善良的人眼里，从领导嘴里说出的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是靠得住的，是算数的。第二天一早，老人实在出不了门，对儿数落一番，让两个孙女将儿子送回县里。

仅仅隔了一天，噩耗传来：她的儿子死了！老人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直到这是她才醒过神来，面对魔鬼的凶暴残忍，善良和信赖又值几文钱？可惜她清醒得晚了！两年以后，省委落实政策工作组打开了她儿子的坟墓，开棺验尸。经查：右肋骨第六根骨折，左肋骨第八、第九两处骨折，前胸板骨两处骨折。很清楚，他惨死在酷刑下。

没有人会指责这位母亲残忍，她怎么会害自己的儿子？一个白发的母亲怎么会忍心把自己当拐杖使的儿子推上死路？她太相信那些满嘴“革命”名词的“革命者”了。

头悬梁

送人进阴曹地府的“吊刑”令人毛骨悚然。“吊”是一个比较恐怖的字眼。因为，瞪着眼珠、伸着长舌吊死鬼的形象早已在人们的脑海里扎了根。看见了“吊”字，难免不想起吊死鬼的吓人模样。“吊型”也是同样的恐怖，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在旧小说和旧电影里，常能看到如虎似狼的打手，大声叫嚷着：“把他吊起来狠狠地打！”普通的吊刑，是将受刑人的双手用绳索捆绑在一起用绳索吊在树上或房梁上，然后再用皮鞭抽打……

“文革”中“群众专政组织”对付“阶级异已分子”的“吊刑”却是花样翻新，难以枚举……

曲丽红是一位非常苗条漂亮的姑娘，特别是她的那条油光闪亮的大辫子，更是让周围的小伙子迷恋不已。她刚从卫校分配到了县医院，追求者就接踵而来。可她芳心另有所属，爱上了一位在外地上大学的中学同学。

许多被她拒绝过的人，便对她产生了一种癞蛤蟆吃不上天鹅肉的妒火。“文革”一开始，“癞蛤蟆”们就以她的父亲是“老右派”的名义，将她“隔离审查”。不久，又把她送进了专门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进了这种“学习班”，就如同进了阴曹地府一般。学习班的工作人员中仍有对她妒火中烧的“癞蛤蟆”，这次见到了“天鹅”落到了案板上，岂能轻易放过？得不到手便毁灭，这是流氓们的共同特征。

“癞蛤蟆”嘻皮笑脸的问曲丽红：“你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吗？”

曲丽红不知道问话中有圈套，就天真地回答：“知道。”

“你给我们讲一遍。”

曲丽红讲了一遍“头悬梁，锥刺骨”的典故。

“你想不想学习古人这种‘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

“想学。”

“好吧！我们就先让你学学‘头悬梁’。”

几个学习班的人用将绳子的一头扔过高高的房梁，用力一拉就将曲丽红吊离了地面，曲丽红的全部体重都坠在了她的头发上，她疼得泪流满面，双脚乱蹬，……最后，她那一头原本美丽的头发全部被揪断了。有许多头发根还连着一块块流着鲜血的头皮。

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天使，像烛火般被迅速扑灭。一个妙龄少女瀑布般的秀发，刹那间变成了一个血迹斑斑的秃瓢……

挂“衣服”

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民，自从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没有放过他。这一次他受的罪却是做梦都难以想象的。 那天，他随着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一起下地收工回来，就被“群专队”举起双手，用绳子将他的全身捆绑得直直挺挺的， “群专队”在墙壁上高高地钉上了木橛子，把他像挂衣服一样，牢牢地挂在墙壁上的木橛子上。理由是他在干活时，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薯。

当天下田务工时，他的确是拾起了掉在地上的一小块红薯，迅速地扔进了嘴里，没嚼几下，就囫囵个地咽进了肚子里。当时，在他身边的都是和他身份相同的“地、富、反、坏、右”，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群和他一样整日吃不饱的“难兄难弟”们，没等他走回村子里，就已经将他“检举揭发”了。

为了“杀鸡给猴看”，专政组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像挂衣服一样，连着五、六天被挂在墙壁上“示众”。

倒栽葱

“国民党”的老窝在台湾，“群专队”员们为了让关押的“国民党”经常地能看一看自己的大本营，就发明了一种“看蒋介石”的刑法，先将“国民党”脚朝上头向下吊在梁上，然后，令他向东南方张望，并要回答望见了什么，回答不出，就猛松绳子，让“国民党”头朝下栽到地下，名曰：“倒栽葱”。

有许多“国民党”，挨了几次“倒栽葱”后，就学乖了，只要回答出看到了蒋介石，就会“过关”，最后，竟发展到了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亲嘴……

荒唐的岁月就会如此荒唐创造奇迹，真是典型的中国式黑色幽默！

练射击

有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退伍军人也被打成了“国民党”，因他平时经常向年轻后生炫耀自己的枪法，当年轻的后生专了他的政之后，就让他“表演”了一场“单枪打坠”。后生们将他的右手食指用绳子捆住，把他吊在房梁上，一边向上吊他，一边问他“打枪还准不准”。用一根手指头负担起全身的重量，即使他当过兵，打过仗，这种罪他也禁不住，只能违心地回答说：“打不准，打不准……”

至于“穿耳悬梁”和“勾鼻梁”的刑法就更加凶残骇人了。邱县的“群专队”常用铁丝将受害人的两耳穿透，吊在房梁上，还用卖肉的铁勾子，勾住了受害人的鼻子，像勾猪肉一样，朝梁上吊，直到把受害人的鼻孔全部勾豁勾烂……

坐“飞机”

专政组的打手们常把受害者双手双脚捆在一起，反吊在房梁上，再用力地像荡秋千一样，把被吊者摇来晃去，名叫坐飞机……

还有一种刑法，名为“坐大桥”。令受害人脸朝下，将他的手足分别捆吊在四个墙角的铁钎子上，然后，用棍子猛打其吊坠着的躯体。

把受害人的头和脚分别吊在梁上，再往受害人的脊背上压石头，就名：“悬梁驮石”。

有一位老八路，日本鬼子没有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把他打死，却被自己的同胞用“悬梁驮石”的刑法，活活地勒死了。

手术屠刀

手术刀，是人类切除病灶，挽救生命的利器。在无影灯下，它被用来切除坏死的肌肤，剔除癌变的肿瘤。可是，当魔鬼握住了手术刀的时候，它的用途又会是什么呢？邱县“群专队”有一个外科医生，这位披着神圣白衣的“天使”，竟长着一颗魔鬼的心。他经常用手术刀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上刑，就像旧时执行“凌迟”的刽子手一样，一刀一刀地割着受害人的肌肤，据一位受害人回忆：“他一刀下去，有时能割下二两多肉。”

这位医生掌握了许多医学的知识，非常了解人体的解剖，他下手总是非常的利落，如果受害人受刑后的伤口刚刚长住，他也会重新将这个伤口再一次割开，让伤口重新感染、重新化脓……

语录事件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圣物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自己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罪恶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桨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待蓝色的火苗舔上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亵渎神灵，“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

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能很快地将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天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看护者们，用炼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公开的凌辱

当年一位很有前途的教师被打成右派，遣返回到邱县一个小村庄接受劳动改造。右派属于五类分子，加上出身不好，便被打入另册。他规规矩矩每天劳动，不敢越雷池半步。文革风暴没有忘记这个小村庄，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在这里仍有雷霆万钧之势。他首先成为专政对象，他的妻子也成了右派分子的臭婆娘。他们结婚多年，没有生育过。她长得还像大姑娘一样水灵，皮肤白净，胸脯高耸，腰肢柔韧，可谁也没见她笑过。她每天早晨和五类分子一起扫街，继而虔诚地跪在地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数说自己的反动罪行，然后再下地劳动。

她只是个家庭妇女，丈夫背黑锅，她自觉矮人三分，平时绝不多言。只是默默地在家里地里干活。但她已感觉到专政组长眼里闪烁着淫邪的恶光。她不敢告诉丈夫，怕他受不了精神压力。丈夫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她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大丈夫不能保妻室平安不是枉为人身吗？兔子急了也咬人。她怕丈夫做出失去理智的事。她很清楚，只要自己献出贞洁，专政组长就会马上改变对她们一家的态度。但是……她做不到，她没有遗传那样的血液。她的自尊和教养，使她把性爱的忠诚视同生命。

她被派去收玉米秆。专政组人员坐在田垅上，监督她劳动。

几个半大小子凑上来，围住这个右派臭婆娘，硬逼着她将衣服脱光。她受过各种低三下四的屈辱：罚跪、游街、挨斗，但人的起码尊严还埋在心底――怎么可能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呢？她本能地缩成一团，紧紧攥着衣襟。这伙小子见她不服从指挥，便一窝蜂似的拥来，你推我搡，又撕又扯，衣服很快被撕烂了。她最终没有护住自己，赤身裸体地横陈在光天化日之下。兽欲，在神圣的光环里，得到病态的满足。事情没有到此完结。一个半大小子更坏，他顺手折下根又粗又壮的玉蜀黍秆，朝她裸露阴部又戳又捣。

她惨叫着，哀求告饶，发疯似地挪动着身子，本能地用双手遮盖那隐密处。片刻时间，两股间、手腕上到处是鲜血淋淋。

近在咫尺的专政人员，如同一群性虐待狂，在一边发出欢快满足的狞笑。

……四周慢慢安静下来，像变成了一片死寂的荒漠。她承受的凌辱比遭受奸淫还要悲惨，她是那么孤独无助，在她旁边看稀罕的人们好像在看着一只待宰的羔羊，没有人觉得她有着与自己母亲、妻子、女儿与姐妹一样有着做为女人的尊严。围观者的良知随着她的人格尊严被剥蚀贻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她求生的欲望还没有泯灭。也许，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一场不清晰的恶梦，一切还会恢复到天下太平的从前。这是她忍辱活下去的理由，她想看到人们良心发现的时刻。所以，她披着被撕得条条缕缕的衣服，借夜色的掩护，忍疼含辱地爬回了家。

她不愿向丈夫吐露全部真情，只说在地里挨打了，正巧“身上也来了”，太难受，要丈夫去向村专政组请个假。

丈夫去了大半天才回转来。他说他挨门哀求，竟“感动”不了“上帝”。专政组长的口谕是：“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对待革命群众。改造就是要脱胎换骨，褪层皮流点血算个啥？明天照常扫街劳动！”

夜，漆黑一团。她和丈夫蜷缩在破旧的土炕上，抱做一团。泪水流进嘴里，又苦又咸。如果能放悲声，内心的积郁愤懑或许能得到一些排遣。可眼下连哭也不敢哭出声来，万一让在街巷巡逻的专政人员听到了，又是一条罪状。他们只能掩面而泣，他们脸贴脸，哽咽低诉，思前想后，哪里还有活路？她将白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丈夫，丈夫的牙咬碎了，嘴唇在滴血。罪已经受够，侮辱也该到头了，活下去的所有勇气都被击碎了。

他们相拥而泣，对这个人世间彻底绝望了。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这个走不到尽头的苦难人生让他们看不到一丝光亮。

如果有可能，就将一切希冀寄托于来世吧！

他们紧紧抱着，度过人生最后一个不眠之夜。一个长夜，他们终于把泪流尽了。这一夜太黑暗了，黑得让他们看不到一丝星光。

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没有看到过一双含着人间温煦的眼神，那怕是那么须臾一闪，也会成为他们含辱偷生的理由。然而没有任何希望，他们终于没有等到天亮。

专政人员破门而入，立刻惊住了：屋梁上，悬吊着两具尸体。两口子用的是一根绳子，一人一头，脸对着脸，好象还有话要说，但永远也说不出了，他们到死都在凝视着最爱的人。

惊慌旋即化为义愤，在那个年代，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现行反革命”。专政人员命令其它“五类分子”，从屋梁上卸下死尸，男的已经气绝，女的还有口气。由专政组长主持，在现场开了个斗尸会。“五类分子”一个个面如死灰，筛糠一般。专政组长指派几个“五类分子”去埋尸。女的似乎在动呢！谁敢去干这埋活人的事？几个五类分子“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我们有罪！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专政组长气汹汹地从旁边人手里夺过铁锨，朝女的头上直劈下去，立刻，头脑碎裂，鲜血四溅。她的眼睛懵懂地瞪着，象死鱼一样。

周围是围观的革命群众，他们胆颤心惊地举着拳头，在专政组长的带领下，高呼口号：“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声音参差不齐干涩无力，毫无人间气息。

这对苦难的夫妇，到死也没有赎尽“罪恶”。他们的尸首被人拖到村外，扔进水沟里，被人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土。人去场空，几只野狗窜了过来，用尖利的爪牙，刨出尸首，撕裂了皮肉，扯断了筋脉，大嚼大啖……

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半页曾经发生的一幕，两位无辜者连尸首都没留下来。

他们姓字名谁？冤魂何寄？时至今日，不知几人还记得这一对可怜的夫妻。

苍冥之间，一对卑微的生命，永远孤独地绝尘而去。

公然兽奸

一个极端贫穷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丑陋的众相，也就天然敌视一切世界的美丽，包括对美丽人生的毁灭欲望。

一个女服务员，臀部发育良好。在造反派眼里，大屁股女人都风流、都骚情。这伙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垂涎三尺，他们终于想出办法，将这位女服务员传到办公室，开始了审讯。她一迈进门坎，便嗅到一股血腥气，忍不住打个寒战。

一个专案人员坐在椅子后面，腿高高地翘到了桌子上。问道“你是啥出身？”“贫农”。“贫农？不对吧。”审问者转到她身后，拍着她的屁股问“贫农？这屁股不像？”

审问者怒吼起来“好你个地主婆，快老实交待！”

她知道地主婆是如何挨批斗的，吓得连说我不是，我不是。

“大屁股就是地主婆！”

两个壮汉好象性饥渴难耐的恶狼，主子一声喝，便立即扑上来，在她的乳房、屁股、大腿上乱摸起来，语无伦次地叫着“叫你不老实，快坦白！”

平时，干这种事的人要承担下贱、流氓的骂名。但时过境迁，同样是猥亵、调戏妇女，此时却成了革命行动。几个壮汉此刻一定暗暗庆幸，还是“革命”好，但愿这样的“革命”常住人间。

转瞬间，审讯室的灯被罩上了兰色复写纸，室内一片暗兰色，给人以恐怖感。这是打手们蓄意制造的地狱气氛。

恶鬼般的壮汉问到，“大屁股地主婆，你给谁看？是不是等蒋光头回来呀？哈哈，先露出来，让革命造反派看看吧”

她本能地反抗着。当一个壮汉拉她腰带时，她不顾一切自卫着，情急中将那壮汉手腕咬出了血。

“哎呀，你他妈的是狗！”

另一壮汉淫荡地眯起眼睛，“既然她像狗一样咬我们，我们就找一只狗来制一制她。”

说罢，他让几个同伙按住女服务员的四肢，从屋外牵来一条大狼狗。他三下五除二将女服务员的下衣扒光，从桌子上找到一块中午吃剩下的玉米面窝头，让狗闻了闻。便把窝头塞 进女服务员的阴道……

大狼狗张开大嘴向女服务员的阴道中的窝头咬去……这个壮汉此后经常利用狼狗给女犯人上刑。后来竟发展到让雄性狼狗扒在赤身裸体的女服务员身上，他把狼狗的生殖器剌激勃起，其它人按着女服务员，让狼狗奸污了这位女性。

“骑木驴”

人的生命和财产，在狩猎和被狩猎的规则中没有任何保障。

在邱县“红满天”造反司令部里有一间专门审讯犯人的“黑屋”。屋中有一个方桌，方桌的正中央钉着一个三寸多高的木橛子，这就是实施“推磨”的刑具。当时，“红满天”造反队经常把对方造反组织的成员或者家属“偷袭”过来，严刑“伺候”。这天，他们又捉到了一个对立面造反组织头头的女儿，这个女孩当时才刚刚十六岁。

“红满天”中的几个壮汉抓胳膊按脚地将女孩的衣服剥光，把赤身裸体的她抬上方桌，面朝下，再将方桌中央钉着的木橛子插入女孩的阴道，然后，推动着女孩的头和脚部，让女孩的躯体以那根插入阴道的木橛子为轴心旋转……在封建时代这样的刑罚叫“骑木驴”。

女孩失声地痛哭着、哀求着，狼心狗肺地壮汉们却不停地推着女孩的身体旋转、再旋转……女孩终于被折磨死了。她的死亡所有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的父亲是另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到世上，没有来得及体验一次当母亲的欢愉，没有体会到一个做妻子的幸福就被折磨死了……

兽性总爆发

在邱县的一个“群众专政队”中，一伙丧心病狂的恶魔、发明了“五人同颤”的酷刑。这是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酒足饭饱的“群专队”员们将十多名男女“国民党”押到了一间大教室内。教室的窗户全部都用厚草帘子遮盖住了，教室的正中央悬吊着一盏大汽灯，将教室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白得刺目，白得阴森。“群专队”员们舞动着木棍，让十多名男女“国民党”全部脱光衣服，几名年轻的女“国民党”稍有抗议，就马上遭到木棍的袭击，其余的“国民党”早已被打得麻木不仁，他们不仅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听从“群专队”员的命令，将那几个年轻女“国民党”的衣服也全部剥光。

这十多名“国民党”完全赤裸了身体，就像进了公共澡堂子一般，不同的是身边还围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员。在“群专队”一个头头的指挥下，一个男“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他是一个县里的干部，他本能地用手捂起自己的私处。这里是不能有耻辱心的，他马上就挨了“群专队”员一个大耳刮子。他被勒令像作体操一样，两手臂向两侧平举起来，一动也不许动。他的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暴露在许多异性的目光之中。他羞红了脸，恨不得地上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

又有一个女“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她的身体比较瘦小，两个“群专队”员架着她，让她骑上了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脖子上，女“国民党”没有敢反抗，她吓得小便都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然后，“群专队”员又让一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弯着腰，蹶起臀部，手在后面紧紧地抱住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臀部，又让一个男“国民党”骑跨在这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的腰上，最后，又找出了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国民党”，让他将生殖器顶入那个弯着腰、蹶起臀部的女“国民党”的肛门内……

恶魔们在最后的男“国民党”的屁股敲一棍子，这个男“国民党”就得动作一下，其它的四人也就随着动作一下……这就是“五人同颤”的由来。恶魔们看够了“五人同颤”还不肯罢休。还让赤裸着身体的男女“国民党”表演名为“下猪”的恶作剧。

“群专队”员们让一个年轻的女“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跪伏在女“国民党”的大腿之间，用头颅死劲地顶住女“国民党”的私处，又让一个男“国民党”装作接生的样子，去按摩这名女“国民党”的肚子。女“国民党”还得不停地学着母猪的叫唤声。那个用头颅死劲顶着女“国民党”私处的男“国民党”，也得不停地学着小猪的叫唤声，而且，还得隔一小会儿就报一下数。“群专队”员早已发了话，这窝不下够二十个小猪，就不能结束。

还有一个“群众专政组织”，曾揪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国民党”，女“国民党”是一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娘子，是那位男“国民党”的亲侄媳妇。“群专队”的恶魔们勒令这一男一女剥光自己衣服，先让当叔叔的赤裸裸的仰面朝上躺在坑上，再让当侄媳妇的同样赤裸裸地骑坐在当叔叔的生殖器上……“群专队”员们还拿着棍子在一旁问：“得不得？（舒服不舒服？）”不回答，就拿棍子打，直打得当叔叔和侄媳妇都回答：“得！”恶魔们才肯罢手。

1968年，邱县的大小“牛棚”全部人满为患。为了防止“专政对象”逃跑或自杀，“群专队”常将数十名“国民党”同关一室，而且不分男女。每天晚上临睡前，男女“国民党”都得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隔着窗户扔到院子里，待天亮鸡鸣时，再全部赤身裸体地列队站在院子内，听着口令，作广播体操，美其名曰：“闻鸡起舞”。谁作的姿式不规范，谁就会被揪出来挨打，而且还是让其他“被专政对象”动手打，打轻了也不能过关，自己也得挨打。这种“闻鸡起舞”每次都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即使是初冬时分，这群冻得浑身打颤的男女“国民党”仍要赤身裸体的坚持完“闻鸡起舞”，才能将昨天晚上临睡前，扔到院子里的衣服，拾起来穿在身上。

“群专队”员们，为了打破“专政对象”们的心理底线，让他（她）们自己不拿自己当人看，还强迫他（她）们男女同厕，当女“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就逼着男“国民党”趴在地上观望女“国民党”的生殖器。男“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同样逼着女“国民党”观望。有一位女受害人对此稍表示不满，“群专队”员马上就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跪在地上长时间地仔细“端详”一个男“国民党”的生殖器。最后还逼着这个男“国民党”向女受刑人的嘴里尿尿，男“国民党”一边尿，还一边唱着：“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

当夜幕降临时，同室而住的男女“国民党”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扔到院子里后，“群专队”的恶魔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她）们，恶魔们常让一个“国民党”趴在地上，然后，命令其他男女“国民党”压在这个“国民党身上，一个叠一个，下面人的肋条骨就会“咯咯”直响……有好几位受害人的肋骨都是这样被压折的。

如果恶魔们喝点酒，就会更加没有人性，经常让赤身裸体的男女“国民党”各自“配对”，不是男下女上，就是女下男上，而且，还必须用力做动作，每个人的表情也必须装出性交时那种欢愉的样子，谁要是不动作，或者是表情装得不逼真，谁就得“大刑伺候”。

若是“牛棚”中没有女性受害者，“群专队”的恶魔们同样会拿男受害人寻欢作乐。邱县的一个“群专队”，竟利用酷刑，威逼着被关押的男受害人互相鸡奸，互相口交，流出精液后还必须吞进肚子里……

邱县“群专队”的恶魔们，淫威四逞，连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曾抓住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同样无耻地将这一男一女的衣服剥光，将他（她）们赤身裸体地面对着面用绳子捆绑在一起。同走同停，名曰“牵线”。还逼着他（她）互相吐唾沫，然后再互相舔干净，名曰“亲嘴”。

在邱县的“群专队”中，恶魔们还发明创造了许多针对男女生殖器实施的刑法。每种刑法都是令人毛骨悚然……

人们常将男性的睾丸称之为“命根子”，不小心碰撞一下，都会令人疼痛得直冒冷汗。邱县的“群专队”根据这一特点，发明了一种名为“仙人摘桃”的酷刑，就是令男受害者脱下裤子，暴露其生殖器，施行者突然出手，又挤又捏又拧又拽受害者的睾丸。轻者令受害人疼得浑身冒冷汗，重者能令受害人当场疼得昏死过去。有一位年轻的小学教师，被打成“国民党”时，还未成婚，在牛棚中，他多次“领教”这种“仙人摘桃”，有好几次他都感觉到自己的睾丸被拧掉了……从“牛棚”解放以后，他结了婚。可是没有多久，老婆就跑到法院和他闹离婚，理由是“他失去了做丈夫的资格”。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割韭菜”本是一件菜地里的农活，却也被“想象力”丰富的“群专队”员们引用到酷刑之中，他们常把男女受害人绑在一个柱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用左手拉起受害人的阴毛，伸直右手的食指作出刀子状，在受害人被直的阴毛根部猛“削”“割”，常将男女受害人的阴毛，“削”“光”“割”净……

审问男受害人时，他们还有更绝的招数，先将受害人捆绑在桌子上或是椅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再用一根细绳子的一头捆系住受害人的阴茎，另一头系在房屋的门上，让这根细绳子绷得直直的，然后审讯者就拿着一根棍子，先敲打一下绳子，再问话。绳子被敲打后，就会扯动受害人的阴茎，审讯者敲打的幅度越大，绳子扯动受害人阴茎的力度就会越大。审讯者一般敲不了几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肿胀起来，若是连敲十多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又青又紫……“群专队”将这种酷刑美其名曰：“弹琴”。他们还用木棍和其它棍状物捅扎女受害人阴道，用铁丝捅扎男受害人尿道，刑法翻新，邱县的“群专队”有一种名为“挖地道”的酷行，就是用掰直的曲别针，从受害人的阴茎口捅进去，一直捅到尿道的拐弯处，捅得受害人小便如同血水一般，解一次小便，就如同上一次大刑一样疼痛难忍……

惨无人道的酷刑将一个个无辜者屈打成招，将一个个守法公民打残打死。和平时期的邱县真成了毛泽东在一首诗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人

古往今来，大凡改朝换代时期，总会出现一些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或是乱世枭雄，或是奸佞群小。大浪淘沙，不仅使黄金与泥沙俱下，更使得沉渣泛起。在邱县的县志上，辑录了两位极可能是很平庸的人物。

这便是邱县国民党案的始作俑者赵玉春。他原是县武装部的副政委， 靠“造反”发迹，被推上了邱县的政治舞台。这个不起眼的外籍人物的出现，让古朴而贫穷的邱县于“十年浩劫”间，平添了更为深重的人祸。

关于这个人，2001年编纂的《邱县志》对其有如下记载：

赵玉春（1925——1996），河南省民权县李馆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部队文书、指员员、团政治处主任、邱县武装部政委。1967年3月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核心组长、地革委委员。

赵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期间，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施用酷刑三百多种大搞逼供，在全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假案。把邱县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到“文革”前的6任县委书记、7任县长打成“国民党员”，把文革前80%以上的县委机关和县直科局级干部，70%以上的公社干部和50%以上的大队支部书记都打成“国民党员”。在这一假案中，共打成“国民党员”3835人，打伤致残1316人，逼打致死544人。赵玉春亲自审讯后不久被逼打致死的就有4人。他制造的这个“国民党”假案，牵涉到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23个部队和中央8个部，使100多名领导干部受到迫害。

1974年赵玉春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8年保外就医，1996年死于山西沁源县。

从履历中可知，他是个15岁入党，17岁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红小鬼”。从乡下孩子到革命干部，也几乎都是在革命军队中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直到文革后期，恶贯满盈地从“政治舞台”退出，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好像从没有脱离过“革命”。

他的前半生，先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在和平年代的革命军队做“政治”工作，直到“夺权”成为邱县实际的“当家人”。就是在他“当家作主”“准备立大功”时 ，制造“国民党假案”酿成弥天大祸。他的后半生则被逮捕判刑，至到病死山西。

他“善终”的这一年，恰是文革发动后的整整二十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比较成熟的时期，饶有意味的是：他革命的年代都是人民少吃没穿，个体尊严和生命得不到保障、动乱频仍的时代。他不再革命的时候，国兴家旺，人民的生活步入小康，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再因言获罪，不再由于追求幸福生活横遭凌虐。

这个简介附着他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当时的年龄好象四十岁上下，身着当时的红星领章军服，由于帽沿下阴影过重，这个绷着嘴，鼓着高颧骨，这个面无表情的中年汉子显得十分阴郁。他主政邱县的短暂几年内，我们没看到他办过一件可以彪柄后世的好事。

地方志中说赵玉春“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恐怕说不过去。他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且是久经锻炼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轻易被他人利用左右？在这场大惨案中，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干什么或不干什么，完全是个人阴暗心理借势借时恶性发作。赵玉春有自己的野心，有自己的主张，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和行动。他把自己的命运系于极左路线战车，无法无天，横冲直撞，必然是自取灭亡。

惠志广的故事

另一个因祸害一方而载入地方志的本籍人物，就是赵玉春的主要搭档惠广志。

《地方志》记载：

惠广志——1933年生，大郭斗村人，现在押。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资料员、县委办公室干事。“文革”中任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副主任。伙同赵玉春等一伙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邱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大冤案。采用数百种刑法，大搞逼供，坐阵指挥逼打致死多人。1969年4月17日畏罪潜逃，1969年12月9日缉拿归案。1970年5月4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1984年11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惠广志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赵玉春为什么要制造这场大冤狱呢？后来的人替他总结了两条：一是打击素与之不和的武装部部长。二是想“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前者是私愤，后者是为了加官进爵。这样的总结显然太实际了，也许这就是大家的直观印象吧。紧跟政治形势，积极追求进步。在当时，也许这是最正当的理由。而他就是因为制造了大惨案被提拔为地区革委会委员，在此前和此后，还没有哪位邱县头头同时兼任过这一职务。

邱县县委干事惠广志，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恐怕这一辈子也难当上科级干部，这一次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全县第二把手。

在邱县，还有一大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借时以逞，与他一起发迹：

农林局技术员杨某某打死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郝梦怀，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

临时工王某某打死县委副书记史明奎，转干调公检法机关；

社员郑某某操纵打死残废军人张同勋，入党、提为县委委员、团县委副书记；

临时工张某某打死科局级干部王洪章，提为法院副院长；

临时工陈某某打死社直干部于金岭，入党转干，提为南辛店公社副书记；

临时工霍某某（父、兄妹共打死十人）转干入党，提为县海河指挥部政办室负责人；

临时工马某某是打死粮食局长任尽中、副局长刘凤祥、干部牛文会的主犯，提为商业局生产部经理、总支副书记；

李某某是抓“国民党”的主谋者之一，是给退休干部点天灯的主犯，提为公安局副局长……

打人、整人造反、革命就能升官，如此际遇岂能放过，于是屑小之徒如苍蝇逐臭般蜂拥而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都被政治运动异化了，惠志广也不例外。假如没有文革，他只是一个县城普通干部，是个从乡间走进城里的小市民。

他生得白白净净，看似文净，其实脾气很怪。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很执拗。人家往东，他偏往西，说话办事总好扭着劲儿。文革狂飚骤起，使他从县委的普通干事，一夜之间成了邱县的风云人物。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做过帝王梦，也许隐匿在他内心最深处的愿望没有机会释放。作为一个权欲极强的人，在和平时期，他的所有毛病充其量不过是个性强而已。没想到中国大陆在和平时期居然能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终于可以在邱县左右乾坤翻云覆雨。于是，惠志广的野心象咆哮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

1966年初，邱县公安局从乡间破获一起“九宫道”案件，从他舅舅家搜出“黄绫珠”“八挂图”。经查：他的外祖父是坛主，舅舅是外帮，父亲是“内阁”，母亲称之为“如意菩萨”。自幼的耳濡目染，使他明白了许多神权至上的玄机，还明白了神可以由人制造。

他沉默不语，窥测时机。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一天就来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智勇双全”，既有主意，又敢出头硬干，很快登上了“三代会”第二号人物的宝座。

在小弟兄们的崇拜中，惠志广开始享受神的尊严。有一天，他生病在家休息。前往探望的人不少，于是办公室宣布：“不能去打扰他，打扰他就是打扰革命。凡前往探病的，必须经县革委批准！”

同村的邻居旁敲侧击地对惠志广父亲说：

“别让志广由着性子来，稳当点好！”

他父亲不屑一顾，得意洋洋地说：“乱世出英雄嘛！”

一个家庭如果能出个英雄，那也算是祖上的积德，祖坟风水兴旺。不仅能光宗耀祖，还可炫耀乡里。进不了紫禁城不要紧，当上“土皇帝”足以威风八面。在那个非常时期，惠志广风光无限：要权有权，要钱有钱，想整谁就整谁，生杀夺予，尽在唇齿之间。

如何领略当“土皇帝”感觉呢？惠志广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了显示尊贵的方法。他离开喧嚣县城，一头扎进家里。他脱得精赤条条，钻进那条绘龙画凤的棉被窝里，在土坑上整整躺了六天。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都成了他随叫随到的侍者。饿了，老婆做好饭，在被窝里喂他；想吃糖豆，老娘将糖纸剥开放进他的嘴里。想抽烟，老爹先点燃，再让他叼上。腰乏困了，老爹还得给他舒筋捶背。想屙了尿了，闺女给他端屎端尿……

他暗自惬意：旧社会村里的土鳖地主老财能在炕上躺上六天不起吗？他表情平静，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和舒坦，他感到了受人崇拜的份量。从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那激动、慌张、羞怯、恭顺、羡慕、满足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答案。视野之内，方圆数村，包括列祖列宗，谁曾享受过如此风光！

为了显示威风，他让跟随他左右的专政队员将村“专政组”抓获的“国民党”员押进他的“金銮殿”，他依旧赤条条地用被子裹着身子审讯。

专政队员腰里悬挂着手枪，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两边，如同大殿上威风凛凛的锦衣卫。

惠志广的老爹、老娘、老婆、闺女，哪见过如此场面？戏台上县太爷审案，也要相形见绌。刹那间，小屋变成了县衙门，如果再有人跪伏在地，呼喝一声“吾皇万岁”，那昼思夜想的帝王梦，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遵照他的吩咐，村专政组将“国民党”犯人押进他家，他要躺在被窝里“抓革命”。

“态度老实吗？”

他一声吆喝，“国民党”们浑身哆嗦。

“念咱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低头认罪，听我的话，我给你活路！”

“政策是皮条，攥在我手里，能松能紧。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别怪我不讲情义！……”

犯人们战战兢兢，点头哈腰，吓得不敢正眼看他，惠志广神魂颠倒地飘飘欲仙。

惠志广通知村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村民们忧心忡忡，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了。会场黑压压地参差不齐。会场前边，放了张方桌，旁边放了把太师圈椅。在村革委会主任及专政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会场。有位在场的农民画家清晰地记着当时场面，经他描绘，画面大致是这样的：惠志广穿着洗过几次略微显旧的军便服，腰扎武装带，别着两把盒子枪，坐在太师圈椅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慢慢悠悠地吸着，喷吐着烟圈儿。

村革委会主任上穿白短袖衫，下穿紫花布裤衩。裤衩是乡下传统做法，长过膝盖，脚穿黑凉鞋，短袖衫左臂戴着印有×ד造反团”的红袖箍，右肩挎着“红宝书”袋，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毕恭毕敬地站在惠志广旁边。

虽然现已无人能回忆当年这位“三代会”二号人物讲话的完整内容，但主旨无非是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他慷慨激昂地抡着胳膊训话，他的老爹在一旁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胆战心惊的村民蜷缩着脖梗，生怕大祸临头。

只是这种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受害者开始上告，上级开始落实政策，他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几个月后，他终于落入法网。

一时期县里不知从哪里涌来的孤儿寡母挤进他家，又哭又闹，来了一拨又一拨，如同冤魂缠身，无法驱散。当这种渲泄达到顶点，报复行为便占了上风，人们三下五除二，砸了他家门楼。

他的家属，他的子女，面对如潮的遗孤寡母，似乎意识到自家的罪过。同样的胆颤心惊，不敢言语。

象征着权势的街门楼坍塌了，标志着这个家庭的败落，——也许，标志的是一个时代的彻底败落与终结！

三、邱县与邯郸

当年的报道

为了给读者以更直观的感受，笔者特地选摘了当时发表在《邯郸日报》上的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

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开幕

决心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在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文艺界和公、检、法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取得辉煌战果的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刮起更猛烈的群众专政的十二级台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于五月五日上午正式开幕。这次大会预计开七天，到五月十一日结束。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地、市、县、区、社及公交企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有战斗在“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共一千六百余人。

这次大会是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会议。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和邯郸驻军首长对这次大会都很重视。为了把大会开好，大会推选出三十一名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周吉福同志，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史绍尹、杜连达、李其荣、王保成、贾胜君同志；人民解放军邯郸驻军首长杨文亭、陈魁元、余焕春、郭成英、郭泗海、杨金海同志、邯郸市武装部长王伟同志；整顿公检法、文艺界领导小组成员石悟、靳瑀、梁泊、田世文同志。邯郸四代会、三级联委的负责人刘相友、聂金马、宋法高、崔思云、张耀徳、张孟春、李佩武等同志也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与会人员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对派，或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任命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阶级斗争实践所做的最最科学的总结，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精辟、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特别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次大会，是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召开的，是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持久的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动员大会 ，是向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隐藏的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发动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会，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又一次大发动大会，这是我区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的召开，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

在热烈的掌声中，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致开幕词。

徐士信同志在开幕词中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吹响了向阶级敌人全面进攻的战斗号角。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三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召开了由邯郸市、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同志，文艺战线“支左”的解放军同志参加的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的动员大会。四月十九日，又召开了“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向阶级敌人发起全面进攻的誓师大会。”从此，邯郸地区狠揭阶级斗争盖子，向阶级人民展开全面进攻的高潮掀起来了，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徐士信同志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最近中国赫鲁晓夫同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翻案的妖风，从右的方面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扑，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徐士信同志说：这次大会，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向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展开更猛烈的进攻。我们要在对敌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对阶级敌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进攻战，把一切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地挖出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应对他们实行专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巩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徐士信同志最后强调指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中，我们一定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最新指示”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联系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进一步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集中力量，向阶级敌人打一场“人民战争”，给阶级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这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命运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邯郸日报》1968年5月6日增刊第九号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胜利闭幕

邯郸地区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洋溢着强烈战斗气氛的“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历经八天，于十二日下午胜利闭幕。在这历经八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反复的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先后听取了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同志的报告，组织了现场参观，分组进行了讨论，广泛地举行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最后，还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无比强大的炮火，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极为猛烈的进攻，战地练兵式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邯郸地区的代理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小集团“地总”的黑后台、旧专署的副专员王谆。这次大会，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会，是战地动员、激战前的发动、更猛烈的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的大会，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把我区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推向一个更加猛烈、更加踏实、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十二日下午，与会一千六百余名代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隆重地举行大会闭幕式。参加大会闭幕式的主席团成员有：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周吉福同志，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史绍尹、杜连达、王保成、贾胜君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邯郸驻军首长杨文亭、余焕春、郭泗海同志、邯郸市武装部长董铁夫同志；整顿公检法、文艺领导小组石悟、靳瑀、梁泊、田世文同志；邯郸四代会、三级联为的负责人刘相友、宋法高、崔思云、李佩武等同志。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与会同志手捧红彤彤的宝书，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最最衷心的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最最真诚的学习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整个会场洋溢着浓郁的战斗气氛。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讲了话。

徐士信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对大会作了简要总结，回顾了邯郸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强调指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二是自我党建党以来就存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因此，我们必须把当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提高到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上来认识，上纲上线，也只有上纲上线，我们才能看清这场斗争的实质，更准确地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

徐士信同志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搞对敌斗争，首要是把斗争矛头对准阶级敌人。我们这次斗争，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对准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

当谈到对敌斗争的时候，徐士信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准、狠、稳的打击阶级敌人。准，就是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狠，就是对敌斗争勇敢，毫不手软，毫无顾虑，就是把阶级敌人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能翻身；稳，就是要文斗不武斗，从调查研究入手，大量的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事实，深刻地触及阶级敌人的丑恶灵魂，有理有据地制服敌人。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在对敌斗争中，一定要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团结绝大多数人。

最后，徐士信同志强调指出，在当前对敌斗争中，右倾仍是主要危险。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要用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把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搞好。

大会在“庆祝大会胜利成功！”“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和雄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邯郸日报》1968年5月13日第二版



狠、稳、准向敌人开炮

当前，一场围歼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在我区已获得辉煌战果，阶级敌人的没顶之灾来临了。接近死亡的阶级敌人，必然更加猖狂、更加狡猾的进行垂死挣扎。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敌情观念，更加提高对斗争策略，及时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狠、稳、准向敌人开炮！

狠。“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在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对敌人决不能报半点幻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管他们是气势汹汹的敌人，还是装得令人可怜的小丑；不管他们是岸上的狗，还是落了水的狗；不管他们是“一撮毛”，还是“座山雕”；不管他们市明火执仗的家伙，还是在幕后拿羽毛扇的坏蛋；也不管他们是彭德怀式的“海瑞”，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中国赫秃驴，还是反革命两面派......我们都要统统一概收拾，把他们彻底地消灭，来个斩草除根，叫他们彻底完蛋。要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二级台风把各个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都刮出来，把他们斗得比狗屎还臭！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稳。稳扎稳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调查研究，既要有对敌恨之入骨的革命性，也要有阶级分析的科学态度。要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要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看到阶级敌人不断变化的阴谋方式，必须研究它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当前，要特别警惕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向我们进攻，这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只有我们认清了敌人的反革命策略，才能确立我们的革命策略，做到胸有成竹，百战百胜，立于不败之地。

准。有的放矢，百发百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必须分清敌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好专谁的政的问题。一定要把炮口始终对准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决不能把敌我矛盾扩大化，要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展开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的高潮，使阶级敌人无藏身之地。

狠、稳、准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狠，是向阶级敌人斗争的根本立场问题，对敌人不狠，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向阶级敌人斗争就根本无从谈起；狠稳而不准，越狠方向越偏，敌人没打住，自己人、同盟军身上可能埃了枪子；稳、准而不狠，就是右倾保守，对敌人视而不见，见而不狠，因此，只有狠、稳、准向敌人开炮，才能致敌于死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乘胜追击，使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二级台风刮得更加猛烈，狠狠地、稳稳地、准准地向阶级敌人开炮！开炮！！

转自《冀南风雷》本报有删节

《邯郸日报》1968年5月16日第四版

以上三篇是从过去报纸上找到的原文，黑体字也按原文处理。然而翻遍当时所有的邯郸日报，也没有关于邱县的只言片语，更没有全市私设刑堂，打死打残几千人的任何痕迹。不过，从这些文件的气势中，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当时的红色恐怖形势有多么严峻。

邯郸各县区抓国民党情况



以下是我们根据邯郸地方志摘录的资料，只是不少地方志将这一时段的内容大大压缩甚至完全忽略了，不过，从已经披露的事实中，我们依然可以感觉扑面而来的血雨腥风。

邱县事件不是孤立的。除了与全国大气候有关，还与当时主持邯郸革委会工作的头头有直接关系。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和驻军干部对邱县事件予以极大关注，鼎力支持，从全市抽调大批骨干人员到邱县协助抓国民党。1968年5月，地区革委会召开了“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全面介绍邱县抓国民党经验，要求在全地区推广。很快，邯郸地区掀起了抓国民党高潮。

磁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初还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攻打磁县县城事件。1967年邯郸两派群众组织斗争十分激烈，1968年初，陈伯达到邯郸表态，说市联委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地总派是保守派。此后邯郸市内及各县地总派骨干都集中到了磁县县城。长期驻守在城外的“县总”派为夺取胜利，四处求援。邯郸市联委头头向陈伯达报告情况，得到了支持。邯郸驻军、安阳驻军配合“县总”派，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一些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在邯郸驻军一名副军长的指挥下，进攻县城。从2月9日凌晨开始，先是用高音喇叭发动政治攻势，当入城队伍进入鼓楼下“红总”界线时，“红总”派奉命开枪射击。走在队伍前的解放军战士当场死伤10余人，部队随即奉命还击，双方展开激战。“二九”事件中，双方参战5000多人，其中“红总”派700—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伤残数百人，烧毁县粮库粮食40万公斤、县油棉加工厂皮棉5万余公斤，还烧毁部分厂房和设备，经济损失27万余元。

磁县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上级关于进行“斗、批、改”的安排，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活动。首先密捕了“国民党嫌疑”韩万林（共产党员，开河公社教师），并成立了“专案组”。在刑讯逼供下，韩万林编造了一个“磁县国民党组织人员名单”。5月14日，县革委副主任白中新等10余人署名大字报在县委大院贴出，没有充分证据就公然说原县委书记索明福是暗藏在党内的“国民党特务”。6月21日，县革委清查“国民党特务”办公室成立。正式对原县委主要领导进行专案审查。大字报贴出后，索明福自杀，专案组继任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郝健华、县委副书记吴树金、副县长赵文爱等9人（后扩大到20多人）关押到邮电局、农机站、农电局等单位进行逼供审讯，逼供磁县新“国民党”问题。与此同时，县专案组还在陶泉公社杨庄村搞了抓“新国民党”活动。在严刑逼供下，杨庄129户中有130人被打成“国民党员”，其中8人被致死，10人被致残。

文革中全县共制造冤假错案932起，涉及8880人，冤假错案中属非正常死亡的288人，查明死因后搞清结案的285人。犯有打砸抢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的613人，县革委会主任白中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办。

以上均见《磁县志》

曲周县抓国民党情况

曲周县离邱县最近，两县曾经有过合并的历史。邱县抓国民党一马当先，曲周县也是近墨者黑。1968年1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制造了国民党假案。

1968年1月5日“红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组成“三代会”合署办公；首先制造了“赵庄国民党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共产党员赵文英及赵相、赵文彦等75人被诬告为国民党。“三代会”群专组进驻赵庄动用刑具逼供，全村503人，有464人被诬陷为国民党，其中16人遭到毒打，6人致伤残，2人被打死，大队党支部17名共产党员有11名被打成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国民党假案”。

“三代会”群专组又将赵庄国民党案“经验”推广全县。先后举办了原县委、政府领导和干部参加的“县革委学习班”及“小教学习班”、“中教学习班”、“公检法改造学习班”、“文艺整顿学习班”、“火线学习班”等，把905名所谓的“走资派”、“特务”、“国民党”、“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坏头头”等干部、群众分别集中到学习班，大搞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被打残，有的被毒打致死。1968年5月29日至10月底，在城关中学举办的小教学习班学习“赵庄大队国民党案”经验，将539名小学教师关押审讯，大搞刑讯逼供、动用刑罚上百种，有102人被打成国民党，进行公开揪斗。被咬成国民党未公开揪斗的109人，其中致死6人，致残57人，电残44人。同时因刑讯逼供，涉及全县17个公社592人，外县42人被诬陷为国民党。3月26日至10月底举办的“县革委学习班”期间使32位同志遭受迫害，被诬为国民党12人，致死2人，致残5人，留有后遗症7人。在学习班中对原县委副书记、邯郸行署视察委员会副主任王进山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精神摧残，并被诬为叛徒。7月24日，王进山被迫害含冤去世。

曲周县有副社长以上领导干部253人，有227人被诬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叛徒”等遭到批斗，27人致残，17人致死；大队书记和大队长680人，有495人被揪斗毒打，44人致残，23人致死。

在抓国民党运动中，曲周县共有3500人遭批斗毒打，其中559人被把伤致残，360人被迫害致死。造成冤假错案1377起，涉及8787人，（1447户被抄家）株连3万余人。

文革之后，在“文革”中因犯有严重罪行被逮捕的23人，被判刑18人，受党纪处分的114人，行政处分56人。销毁“文革”材料10914份。

见《曲周志》第27页

馆陶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全县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运动，全县造成冤假错案463起，抄家1192户，被揪斗毒打的干部群众5500余人，其中致死450人，致残650人，其中错揪国民党员2500人，致死175人，致残340余人。

见《馆陶县志》第193页

永年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27日，县“五人小组”办公室汇总全县对敌斗争情况是：共揪出批斗对象2012人。其中被定为特务10人，叛徒14人，死不改悔走派71人，右派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465人。6月，永年县教育战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举办火线学习班，历时三个月。中小学全部停课。中学教师集中临铭关中学，小学教师集中各区驻地。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广大教师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迫害。教师被批斗致死6人，开除约30人，受处分的300余人，戴帽的10人。

见《永年县志》第42—43页

涉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7日，全县开始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不少党员、干部、群众被捆绑、吊打、游街示众，有的遭受毒打，致残、致死。在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批所谓的“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军派”、“反动派”、“黑干将”、“坏头头”等也分别受到“专政”和关押。原县委常委、委员22人均被打成走资派、国民党、特务、三反分子，247名县直机关科、局级、公社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207人被扣上各种帽子，遭到批斗、毒打。5月15日，成立涉县三代会（工代、农代、红代）和工人纠察队。18日，三代会将原县委、县人委、公检法、文卫部门的干部职工331人集中到大礼堂举办“火线学习班”为期4个月，学习班中，人人过关，惊恐万状。5月30日，“三代会”派出工作组分驻寺子岩、偏城、小车、小曲蛟、前宽嶂等村举办“火线学习班”，将3467人错打成国民党或嫌疑分子。

1982年12月，全县共平反冤假错案380起，给3081名假国民党员发了平反证书，销毁整理过的资料、信件、证明、假口供及传单等5800余件。查清了230人非正常死因和978人被打伤或致残的责任人；对被害、被抄家和受株连的人员除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外，还据损失、家庭及遗属生活困难程度给予子女安排工作和适当经济照顾。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进行组织清理，共清理出犯“打砸抢”错误的1250人。群众谅解解脱1020人，处理230人。其中：逮捕判刑18人，开除党籍18人，留党查看14人，党内警告18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取消党员资格31人，受行政处分的54人，受其它处分的76人。

见《涉县志》第573—574页

鸡泽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8日，城关公社董双塔大队刑讯逼出“国民党”假案，涉及全县10个大队及县直机关，共27人，其中2人被殴打致残。5月10日，县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组建。5月25日，孙堡营公社刑讯逼供出“新国民党”假案，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搞逼、供、信逐步发展扩散，涉及全县9个公社55个大队及县直单位共791人，触动506人，致死51人，致残45人。5月，双塔公社东双塔大队刑讯逼供出“地下党”假案，涉及全县12个大队及县直机关22人，其中致死3人，致残4人。

6月18日，邢堤公社刑讯逼供出“迎蒋团”大假案，在严重逼供信的情况下，迅速扩散到全县14个单位、7个公社40个大队及邯郸市、外县共揪出1126人、触动302人，致死24人，致残72人。

6月19日至9月初，全县小学教职员工集中到县城进行整顿，有37人被打成“国民党”、20人被打成“三青团”、“迎蒋团”，其中致死2人，致残5人。

见《鸡泽志》第30页

广平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1月28日，广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日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布全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统归县革命委员会，宣读了《广平县革命委员会公告》、《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广平的三年远景规划》等，会后举行了游行。县革委会成立后发布《大力开展环境革命化公告》，各单位、各公社设置毛主席像台，县城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挖渔池。3月13日，县革委常委决定：迅速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3月22日，县革委会核心组决定：要整党挖叛徒、改造公检法、。4月初县革委会办文教火线学习班，把100多名干部集中起来审查，有的遭到严刑逼供，制造了一桩桩冤假错案。5月3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委会，决定：十二级台风要“刮走资派”、“坏头头”，要兵对兵、将对将，指挥官上阵，打进攻仗。5月1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4万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贯彻“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精神，全县层层“深挖国民党”。5月27日夜，分3个战场抓国民党，对被抓的人吊打逼供。戏院经理薄万录当夜被折磨而死。全县制造假国民党869起。至5月底，县直机关121名干部、全县公社1188名干部、群众被揪了出来。刑讯逼供造成16人非正常死亡。9月1日，县革委办党政学习班，把50余名所谓打倒的干部集中起来，严加看管，大搞逼供。——错捕错判160多人，以反革命罪错杀5人，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见《广平县志》第418页

大名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3月至10月，大名县革命委员会集中了一大批人，举办了“党政干部学习班”、“文艺学习班”、“教师学习班”等，批判所谓“资产阶阶反动路线”、“文艺黑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全县大刮“十二级台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同时推行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在干部队伍中大抓国民党。该县“在文革中死亡197人”。

见《大名县志》第393页

其它县，特别是邯郸市区在抓国民党运动中都有行动，但史志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笔者只好从略。

从部分县区史志公开的情况来看，邯郸地区仅1968年抓国民党案，就打死近一千五百人。如果全部统计，估计被打死者不会少于两千人。

我父亲被打成了国民党

我父亲田博祥当年在邯郸市第五中学任校长。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平时小心谨慎，与人为善，文革开始，他并没挨多少批斗。但1968年，刮十二级台风，他没有躲过那场劫难。忘了是几月份，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家门（当时我家就在学校住）楞住了，一夜之间学校院内贴满了揪出国民党员田博祥的大标语。我父亲当天就被关进“牛棚”，革委会的打手们勒令交待他自己的国民党问题。他们的依据是我大伯1928年曾任安新县（河北省保定地区）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所以必然会发展我父亲入国民党。

孰不知，我大伯田绥祥1924年先加入了共产党，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父亲叔伯兄弟五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共产党。我大伯当年是奉命加入国民党，为的是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由于他与国民党高官张历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个人关系好，1941年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处第一科科员、专员，还当上了国大代表。把许多重要情报直接交给董必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是我大伯结婚的主婚人和证婚人。学校的造反派们可不管这些，他们需要抓出国民党来完成政治任务。不过按他们掌握的所谓证据，我父亲加入国民党的年龄只有13岁，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证据不充分，所以我父亲没有遭到毒打。我大伯1963年已经去世，校革委会的调查人员后来专门找到董必武办公室，那时董老虽然不在位，但也没有被打倒。董老出具证明后，我父亲才最终得以解脱。父亲被整的几年，我们五个子女作为黑五类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与邱县的情况相比，我们家真算得上烧高香了。

四、艰难的平反过程

上告

1968年5月1日，在抓“国民党”高潮之际，邱县就有人开始向省、中央写信告状。人民执着地相信党，并相信大救星毛主席上了坏人的当。

就在邱县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些受迫害的人便开始到北京告状，拉开了反迫害的序幕。海南岛港务局党委书记张继原（曾任邱县敌工站站长）。1968年5月来家乡探母，被“三代会”揪住“专政”达半年之久，受尽酷刑。其爱人李顺清曾五次给省、中央写信。邱城郭树同直接到中央告状。中央接待站同志给河北接待站写信，明确指出“邱县捆绑吊打是军阀作风，如情况属实应禁止”。

1968年11月3日，省革委会第一次派刁吉龙（某团政委）为组长的5人调查组来邱县。当天正赶上邱县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杨××按坦白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陈××、高××不交代问题从严处理，立即逮捕。杨所造假“国民党”证，印有陈玉奎手掌印，手掌痕迹是用清水画成手掌图案用红纸染色制成的。刁吉龙发现是假证，立即回省汇报。11月10日省革委会又派刁吉龙带9人第二次来邱县，提问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等人，还看了一些所谓的证件、证据，发现不少问题。1969年1月省革委会派某师安政委和刁吉龙带队一行10人第三次来邱县进行全面调查，认定邱县“国民党”案是打出来的。

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第四次派工作组，李顶昌（某师政委）、刁吉龙为正副组长，一行6人来到邱县，当天命令赵玉春跑步把“三代会”牌子搞掉，并宣布立即停止抓“国民党”，解散全县所有专政组，无条件放人。“三代会”人员和受害干部集中办学习班。并在县招待所挂上“河北省革委来信来访接待站”大牌子，使这场旷古罕有的大冤案得以制止。

自此，全县受害群众纷纷来反映问题，哭诉冤情。4月，上级决定以县革委名义在政府大院举办学习班，请重点公社和县直近六百名受害者揭发检举。历时四个月，案情已经基本查清。

然而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谁越左谁就是革命派，谁说公平公道话，谁就是落后保守势力。往往吃亏挨整，这是导致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也是邱县冤案迟迟不能平反昭雪的主要原因。

反复

1969年6月，省革委第五次派300人工作队，薛浅翔为队长，地区派来1000人工作队，周吉福（地革委副主任）为队长，杨红志（某团政委）为副队长，来邱县一同落实政策。因省、地认识不一致，省工作队不久全部返回省会。

8月8日，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周吉福、杨红志都讲了话。杨所讲的八条意见其内容完全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保护“造反派”的。认为邱县抓“国民党”是犯了清队扩大化错误。这种丧失基本党性原则，不顾事实的讲话使调查成果失去了基本意义。

这个世界也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在地革委工作队支持下，全县又立即搞了“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建党支部。仅7天，各村大部分党支部都建立起来了，人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边是冤深似海，一边是喜从天降。

这样一来受害群众意见更大了。同年9月省革委召开各县革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会，李雪峰（省革委主任）在大会上点了牟××（邱县原县委书记，革委副主任）的名。并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是错误的，问题是严重的，会后专门把邱县全体常委留下继续学习。其后省市又多次组织邱县整人者和受害者双方参加学习班。

后来形势出现逆转，1970年“一打三反”，再次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受迫害的老干部。“三种人”（追随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仍占据领导岗位。1970年至1974年又提拔犯错误干部75人，其中社、局级42人。

1974年1月8日，省委制定了三号文件，将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队扩大化”错误。省委研究邱县群众上访问题时，后来取代李雪峰的省革委负责人刘子厚说：“尽管一个没有抓住，还是抓国民党扩大化”、“不准上访，上访要扣住”，“他闹你就拘留”，“房子坏了，生活困难的，该解决的就解决。无非是公家拿些钱”，“可多花一些钱”。

接着，省、地派190人工作组到邱县，省薛浅翔、地区李文彪（地革委副主任）带队，落实三号文件。同时，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各公社大队明确一名副书记专抓落实政策工作。但由于省委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混淆了大是大非。虽然拘捕13人，处理53人，也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可抵制省委三号文件的干部群众同时受到了打击迫害。

1975年4月，有关部门把告状受害代表数人软禁100天，令其检查越轨行为。1975年秋又把受害干部70多人调到邯郸党校整顿90天。并以种种借口处理受害干部，而专政组杀人、打人凶手仍逍遥法外，“三种人（文革中打、砸、抢分子）”仍被提拔重用。到粉碎“四人帮”前，两年内先后又提拔“三种人”干部41人，其中社、局级以上的26人，进大队领导班子414人。为保护犯错误干部调外地工作51人，为排斥受害干部调外地工作16人。从1970年至1976年10月，犯了错误后入党人员达到355人。如此倒行逆施引起了受害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大大激化了矛盾。

坚冰难消，黑云压城。邱县在受害人眼里可谓“暗无天日”。但这不等于他们服气了，害怕了，退缩了。

执着的上访

1974年冬，邱县受害群众数百人到北京上访。坚决要求“否定省委三号文件，枪毙惠广志”。100人到新华门，十二寡妇（逼打致死的县、局级领导干部家属）多次到中南海，哭诉冤情。从1975年至1978年数百名受害群众到北京上访12次。他们以精卫填海精神不屈不挠地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上访：打不赢“官司”誓不罢休。

在县城。一位头发过早灰白的母亲也在“告状”，她的方法太特别了。她拉着一辆破旧的排子车，车上躺着的是她惨死的儿子。白发人哭送黑发人。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大街，她家离县城也不太远，她天天拉着孩子的尸体绕县城一圈，一路哭诉。第二天再拉着破车“游街”，她说不清多少天了，反正孩子的尸首早已经变质、腐烂、变臭，腥臭剌鼻的黑水从车底盘的缝隙流淌下来，令整个县城气味冲天，像不散的阴魂，惨不忍睹。

孩子啊，你死得不安生啊，屈死了也不能入土。实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尸体抬进屋里土炕上，然后将门窗用砖堵住，而她就坐在门口发呆。

她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哪朝哪代，也不能让人白白屈死！

有一天，邱县革委会大院突然拥进数百名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充满义愤的男女。他们不时暴发出高声的怒骂和低声的哭泣，整个大院充满了震撼灵魂的悲泣。

招待所的通铺大炕上挤满了残肢断指的男人，会议桌上横躺着的酷刑致残的老者，还有手持状纸的老妇，哭哭啼啼的孩子。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怒火冲天。女人来寻丈夫，老人来寻儿子，孩子要找父亲，——可他们的亲人已早怀着愤懑、冤屈、不安的灵魂到天国去了。他们走得太悲苦，太残酷，太冤枉，太匆忙，没有向亲人道声永诀，有的尸骨无存，魂无归处。他们直呼着亲人的姓名要找仇人索命。

他们要为亲人平反昭雪讨还血债！

大院食堂开饭了，那一双双粗糙干裂的大手，抓起冒着热气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跃进免费吃食堂之后，这些解放后依然贫穷的百姓又一次免费吃了食堂，而且无人敢出来拦阻。他们吃得很野，由于心绪沸腾，肉包子吃起来似乎像吃谁的肉和血，伴着自己苦涩的泪。

毕竟僧多粥少。

夜幕降临，寒气袭来。奔波一天了，怒吼一天了，这些累乏了的人们从小推车上，从扁担上解下铺盖卷，在墙角，在树下寻找一块平整一点的地方；哭哑了嗓子的娘儿们找来砖头支锅挖灶，又从路边捡拾枯草树枝，燃火起灶。霎时间，“大院”两侧浊烟四起，一片愁云惨雾。叫声，骂声依然不绝于耳。墙角边、屋檐下、排子车盘底、刚搭起的草棚里——瑟瑟凉风中悬着触目惊心的诉状，象招魂的纸幡，更像一个个不死的冤魂飘荡。

戾气太重，冤魂难遣。告状诉冤的人们，只是那些死者留在阳光世道的最后的哀泣，也是世道不公的最后见证者。劫后余生的人们，不甘心吞声咽气苟活残生。他们要看到恶人得到追究，坏人绳之以法的那一天。

相距一百多里的地革委大院门口，几乎也摆开了同样的阵势，同样聚集着大群邱县上访民众。大院正门两侧，全被大幅标语、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那些红笔勾勒的醒目标题：《邱县法西斯刑法大观》，其刑法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全，从早到晚，大字报前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纷纷为上访者鸣不平。

一位老者跪伏在大门之外，声嘶力竭地长号：冤枉啊！冤枉！！！

在他们眼里，共产党的机关就是他们申冤的唯一指望！共产党让天下的穷人翻了身做了主，这些为穷人打天下出过力流过血卖过命的共产党员们怎么就让人把自己的“命”都“革”了呢？

冤枉呵！他那嘶哑的长啸在天际久久回荡。

中央一槌定音

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8月，省、地又往邱县派来工作组。省里由肖光、康敏带队，地委逢志明（地委副书记）带队，从县直抽调200名干部配合省、地工作组深入到各社队调查落实。1978年9月29日，邯郸地委召开30万人大会（电话会议），为邱县等县市、地直机关“国民党”假案彻底平反。

1978年10月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到邱县案问题。他说：“由于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河北邱县共12万人，有人制造了一个叫做‘新国民党’的大冤案......使用了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寄出去（证明是国民党的假材料）涉及17个省130多个县，23个部队......”

1978年11月5日中央派来工作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甫为组长，还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总政、人民日报社5个机关的干部、省人大副主任吴庆城，省公安厅长王文同，地委副书记李文彪，还有原省、地工作组领导肖光、康敏、逢志明等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邱案进行重新调查，历时5个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

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纪要》，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到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作出决定，三号文件被撤销）。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此后落实“国民党”案才步入正确轨道。

1981年11月26日，邱县又有300名受害群众上访到省，反映“三种人”继续掌权情况。27日省委书记王诤接见了上访群众。听取逢志明、褚魁耀（邱县县委副书记）的汇报后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中凡是提棒子上来的人，全部除名。”回县后，全面传达了王诤的指示。1982年1月18日，邱县县委召开了广播大会，褚魁耀宣读了中共邱县县委关于为邱县“国民党”大假案、大冤案以及“一打三反”中受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彻底平反的三个决定。县委书记阎广禄讲话表示：坚决把邱县“国民党”案落实好。

1982年2月9日—16日，省委书记王诤等领导及邯郸地委领导开会决定，由邯郸地委作出《关于解决“邱案”遗留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在押犯的判处、三种人的处理、邱案中犯错误后入党人员的处理、受害者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照顾、建好各级班子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83年1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发了11号文件，对邱案问题的处理规定了三条：一是不开杀戒；二是地委审定交政法部门办理；三是宣判前做好受害者和犯错误的人双方家属工作，成熟一个审判一个。

落实政策，处理罪犯

经济政策落实情况。“文革”期间全县被抄家523户、涉及2101人，抄损物品折款436，466元，已退赔356，466元，有8万元未查证落实。被扣发工资的388人，总额达131，104元。

对“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通过查证落实，定案处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的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无期徒刑的6人，判处死缓的1人。其中抓“国民党”案主要责任人赵玉春判刑15年，惠广志判处死缓。在抓“国民党”案中犯有错误的共6231人，其中犯严重错误的663人。犯一般错误的1288人，犯较轻错误的4280人。大部分检查了错误，得到群众谅解。

对“文革”期间被逼打致死人员解决埋葬费63，519元，解决抚恤金671人，用款76，223元，另有477名遗属享有了定期定额补助。自1969年到1983年共用款1，615，933元，平时对受害户救济用款298，257元，国家对40个重点大队进行补偿支援，拨给农田建设款100万元，因抓“国民党”被打伤致残的1316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305人，1969年至1983年伤残的治疗费国家共用款34.7万元，农村社员伤残1011人，享受补工的755人，补助劳动日15.1万个。不少受害者子女到矿山和城市参加了工作。政策落实到群众的心眼里，群众就会真心拥护。邱县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国民党”假案不仅为邱县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给困难重重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一年制造的冤案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平反，期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及各种社会资源难以统计，经历了这场浩劫的邱县在许多年之后都难以恢复元气。多少年之后，人们在形容邱县人生活时都还说：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不少人年年外出逃荒要饭。

看到这里，读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邱县会发生如此惨案？这也是我们选题写作的主要目的，还是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答案吧。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邱县

邱县惨案的发生固然是大气候所致，但肯定有其独特的内在原因。所幸邱县于2000年完成了一本县志，这是一部客观记述历史的煌煌大作。正是这本志书，为笔者写作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分析了解邱县风土民情，社会变迁。

看待任何事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笔者根据邱县志记载的事实，试图从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多角度扫瞄，试图找出导致这场大惨案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邱县自然环境

从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前人编纂的《丘县志》在集序开端曾如是写道：

丘为东郡蕞尔邑，旧虽有志，荒略不备，——丘地素称砂碛凋残，与他邑异——至穷黎逃绝，石田愈多。（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又：丘以弹丸之地，旧原无志。——因取阅志牒，观其风土源流，丁赋隆瘠——轸此凋蔽小邑，抚字催科，日兢兢覆悚惧。（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邱县是华北冲积平原的组成部分，全县地貌基本平坦，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原是黄河、漳河故道。东与山东省交界，北与邢台地区毗邻。

在邯郸19个县区中，邱县是人口、面积最小，地理位置最偏僻的县之一。

邱县基本上是农业县，在过去的耕地面积中，轻重度盐碱地占50％以上(近年来，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由当年的一米左右降到了三十多米，过去的盐碱地已经变成了好地)。

该地区十年九旱，又极易遭受洪涝灾害。建国后发生过四次大洪灾，其中1956年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受灾人口9.3万，倒塌房屋24600间。1963年大雨，平地水深4－6尺，184个村庄绝收，倒塌房屋61170间。1993年大雨，平均降水300多毫米，倒塌房屋2500间。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7.2级地震波及到邱县，有三个公社房屋倒塌严重。在邯郸地区各县中，属于受灾较重的县。

邱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没有资源和交通优势，信息封闭生产方式落后。然而这些条件与周边县域大同小异，不足以成为案发诱因。

邱县的历史

邱县文化积淀深厚，西汉建制，原为丘县，雍正三年，为避孔丘之讳，改丘为邱。邱县历史上长期归山东管辖，1940年划归冀南区。此后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行署。1958年并入曲周县，1962年恢复县制，隶属邯郸行署，九十年代归邯郸市管辖。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偏僻，辖区的频繁变更，很容易使人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

历史上邱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人口数量变化颇大。明朝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两掠邱县，村庄十毁八九，全县所剩不足千人。明洪武、永乐年，官方组织了两次大批移民，形成了现在的主要村庄。该县人口源流大体由四部分组成：原籍人，山西、山东移民、灾荒年要饭或经商落户、建国后工作分配或因婚迁入。

以下是邱县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剧烈年代的数据，不难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历过多少苦难。

公元前67年汉宣帝三年，12521人；

公元726年唐玄宗天宝元年，113880人

北宋时期，由于辽兵南犯，邱县屡遭劫掠，人口降至14720人。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县内人口达32277人，到清顺治四年，由于自然灾害与李自成和清军作战，人口锐减到14793人；

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全县已达86348人，

公元1944年，民国33年，因兵匪骚扰和蝗虫成灾，瘟疫流行，人口骤降到43896人；

解放后的邱县人民终于可以安居乐业，实现了人口稳步增长。

公元1949年，77220人，

公元1968年，126238人，

公元1999年199124人。

文化教育情况

邱县于元代（1290年）草建学官，明洪武初增设学官，到清代社学、义学、书院、学田应运而生，入学者多富家子弟。清以前家庭、家族或塾师自己设立的教学处所，一般只有一个塾师，采取个别教育法，没有固定学制，对学生以启蒙识字为主。教材一般采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年龄较大的有《增广贤文》、《四书》、《五经》等。光绪末年废科举，兴新学。

1902年，知县张福承捐俸制钱600串，于邱城文庙内办县立小学，又立蒙学堂6处，是为邱县教育之始。到民国元年（1912年），私塾一律取消。到1915年全县有师范讲习所一处，高级小学5处，女子高级小学一处，村办小学102处，在校生2086人。1937年日军入侵，敌占区学校被摧毁，抗日游击区曾建立抗日小学，贫苦子弟得以入学。1944年邱县解放后，学校数量大增。建国后教育发展与全国大同小异。

邱县在民国20年（1931年）筹建了民众教育馆，此为县图书文化馆前身。有瓦房9间，馆长1人，馆员4人。由于政局不稳，经费短缺，时办时停。1948年建立正式文化馆，租用3间民房。以后逐年发展，文革期间处于瘫痪状态。1981年各公社相继建立文化站，选拔了26名艺术人才担任站长，建立文化活动室84间，使文化活动在农村开展起来。

1984年，县投资22万元建立文化综合楼一座，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陈跛子夫妇创办的青蛙漫画组名扬国内外，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2000年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漫画）之乡。

综上所述，该县教育文化水平一般，或者说处于较低水平。

小县创造了抗战奇迹

“七七”事变后，邱县县长奉命南逃，县境一片混乱。王来贤纠集兵痞流氓打家劫舍，勒索钱财，到1938年组成了号称万人的土匪队伍，他们以及多股土匪盘据邱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后被八路军歼灭。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一部与日军在南和县激战后，退入邱县县城，日军尾随截击。二十九军留一决死营掩护撤退。日军攻城时，被击毙500多人。后日军出动3000人，100多门大炮猛攻。破城后，日军疯狂大屠杀，在县城内杀害无辜居民80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数千头家畜家禽被抢，其它财产难以估算。

敌人的暴行激发了邱县人民的无比义愤，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抗战期间，全县参军人数4800人，539人为国捐躯，300余人负伤致残。

日军盘据邱县五年多，实行了血腥统治，并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在邱县境内开辟了根据地，自1942年9月，冀南特区党委、行署、银行、新华社、兵工厂一直活动在邱北地区，直到1945年邱县解放。宋任穷说，邱县救冀南，冀南靠邱县，是“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模范县。

1939年，八路军陈赓旅长率部在邱县香城固巧设埋伏，毙敌250多人，活捉8人。我部队仅伤亡50余人。此役受到蒋介石致电表彰，成为平原地区伏击强大敌军的经典战役。

抗战中，我抗日军民曾三次攻入邱县县城，于1944年5月25日攻克县城，成为“冀南光复第一城”。

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经历如此惨烈的血与火洗礼，在抗战中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在全国也不多见。

抗战期间邱县参军抗日的人特别多，解放战争期间，许多人南下北上，有不少人成为高级干部，不少老百姓获得了解放区政府各种荣誉称号。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为革命捐躯同时又被省市民政部门认定的革命烈士有1034名。据邱县地方志记载，1966年前，80％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抗日战争煅炼考验。到1999年底，邱县尚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448名，均享受定额生活补助。

邱县土改在解放区搞得比较早。据说，当年这里执行土改政策最坚决，凡是地主，全家老少一个不留，统统被处死。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了更多血与火的洗礼。在他们血液里，少的是相濡以沫的平和，多的是你死我活的抗争。

六、建国后至文革前的邱县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实现了政令一统，从此不再有兵匪之祸，邱县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

邱县老百姓经历过长期动乱，后来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倒了蒋介石的腐败政权，成立新中国。邱县人民不仅亲眼看见，也亲身经历了这些伟大的历史变迁。过去遇到自然灾害老百姓大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新中国成立后，邱县虽然多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后都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这样的好事过去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

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对毛泽东当年的英明领导充满崇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饱含朴素感情的邱县老百姓相信，党和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加之当年媒体热火朝天地进行个人崇拜宣传，老百姓对大救星只有信仰忠诚。因此从来都是非常积极地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无论搞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还是文革，邱县老百姓都义无反顾地走在前列。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都有朴素的感情，他们能做到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贯彻落实上级指示。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热情有余，理性不足，很容易出现过火现象。这在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观察邱县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完全可以看出整个国家的运行轨迹。事实上，由于非常积极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建国后邱县县情几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的缩影。

镇反

1950年10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邱县县委要求以村为单位摸清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五种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对梅花拳、九宫道、圣贤道等会道门组织进行重点打击。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到1952年底运动结束，全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17名，其中处决31名，判刑56名，管制4名。

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决定》，邱县干部职工470人参加了三反运动。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上楼“一鞭赶”，下楼人人过关，互相揭发。“有枣没枣打三竿”，县直单位各区都成立了打虎队（虎是指贪污一千元以上的人），口号是“要当景阳岗上打虎英雄，不当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关公”。对怀疑对象大会批，小会斗，出现了推打揪头发等逼供现象，发生了被审查者逃跑和自杀事件。最后定性为“老虎”22只，有贪污违纪行为者51人，分别予以刑事和政纪处分。

肃反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县干部职工1000余人分三批进行。其中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355人集中到邯郸专署搞运动。最后定案查出，反革命分子1人，坏分子2人。

整风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整风运动。邱县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县28个单位五百多人参加，学习文件，对照检查自己。各机关召开鸣放座谈会856次，在鸣放中有人说了一些激烈的话，在反右中成了运动对象。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邱县整风领导小组在鸣放开始后就内定右派对象。把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统统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有16人被错打成右派。1958年3月到7月，将全县教员集中起来进行反右斗争，错划右派52人。分别给予降级、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等处分，其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人民公社化

1958年1月18日至2月13日，河北省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听取中央书记处领导作的《生产大跃进的报告》，邱县县委及时召开县乡两级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修订粮棉跃进计划，要求干部群众做到五化：思想革命化、指挥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作风群众化、生活艰苦化。从此拉开大跃进序幕。

运动开始，干部群众怀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锁门，户户没闲人，为实现“四无村”（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村村组织专业队，学生每天必须上交一定数量的苍蝇。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在几天之内就宣告全部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成立初期，组织上按军事化要求，以团营连排进行编制，搞大兵团作战。一平二调风盛行，个人消费搞平均主义，无偿地从各集体经济组织调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队与队、村与村不分你我，土地可以相互占有，人财物可以互相利用。还取消了公私界限，社员房屋家具树木可以随便使用，随便砍伐。

分配上公社曾一度推行工资制：生活上推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部分日用品少量分配给个人，吃饭食堂化、穿衣缝纫化、幼儿入托化、米面加工化，并提出队队建敬老院。上述作法除食堂外，到年底大都自行终止。

大炼钢铁

1958年9月21日，邯郸地委指示，为在钢铁上超英赶美，实行全民大炼钢铁。提出“钢铁元帅升了帐，一切工作把路让”。邱县境内组织了近六千人到武安磁山，参加大炼钢铁会战。经过五个月奋战，炼出了一堆铁石混合物。

县内村村建起炼钢土炉，到年底共建炉600多个，近两万人参加劳动。以木柴为燃料，用从各户强行收来的铁锅、铁炉、门鼻、水车等为原料，人拉风箱吹风，最后炼成废铁疙瘩。

生产大跃进

1958年，各人民公社均办起“万亩丰产田”。要求平均亩产要达到3000斤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建成卫星田，亩产要达到五千至一万斤，全县亩产要超过2000斤，为达到此目标，公社搞“大比武”、“擂台赛”。县委、人委领导干部包片，公社领导干部坐阵指挥，集中人力、畜力、工具大搞人海战术的“大兵团作战”，昼夜苦战，深翻土地2～5尺深，以求高产。在评比竞赛中，谁声势大，谁报的产量高，谁就夺红旗；谁讲实话，谁倒数第一，就插白旗，并定为右倾保守。因此，每到检查时，劳力往丰产方里调，往大路边摆，造成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虚假景象。

在作物种植上，强调青一色，如种不符合要求的作物，统统拔掉。在报产量时，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了不挨批判争先进，竞相攀比，一个比一个报的高，某干部竟报一块红薯重120斤。秋后，县搞展览要这块红薯，汇报人说“烂”了，至今仍传为笑谈。

1958年本是风调雨顺，粮食、棉花全面丰收，然而到收获季节，绝大多数强壮男劳力在炼钢前线，搞农业多为老弱病残、妇女小孩，粮食成熟不能及时收割，烂在地里，丢在道旁，红薯用犁翻，只捡露出地面的大块，棉花采摘不净，谷子、玉米扔在地里没人管，损失惨重。小麦播种时因缺乏劳力，进度缓慢，误了农时。并且播种要求“密植高产”，一亩下种40至50公斤甚至一布袋，致使麦苗太稠长不起来。大跃进中虚报产量，造成群众吃“空头粮”，导致1959年开始进入大饥荒困难时期。

大办食堂

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强制群众到集体食堂入伙，称之为“社会主义阵地”。群众家中不准冒烟，谁不入食堂，便批判是“社会主义绊脚石”，村干部挨门进行搜查，发现藏粮，一律没收。粮食以生产队为单位，初建时因粮食充实，吃饭不要钱，群众连吃带扔，造成很大浪费。到1959年春，粮食供应紧张，食堂实行定指标限量发放饭票制，男劳力日0.5公斤，女劳力0.4公斤，小孩0.3公斤。到1960年，不得不食用野菜、树皮和代食品、最普遍的代食品有玉米轴、麦麸用火碱渍、石灰水泡致溶化，掺少量红薯面蒸窝头；有红薯秧、花生皮、棉花壳，粉碎掺少许玉米面蒸窝头，榆、槐、杨、柳等树叶尽采为食，实行瓜菜代维持生活。浮肿病普遍发生，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成为多发病，食堂越办越糟糕，管理不善，指标又低，群众意见很大。1961年5月3日至8日周恩来总理到邯郸查看武安、涉县食堂后，5月17日下达指示，食堂全部解散，群众传统的一家一灶，自主用餐得以恢复。

人民公社化前，中央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号召人民跑步迈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人民公社化之后，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盛行。造成管理体制混乱，运行机制失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四清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指示在农村开展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随后又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县委于5月23日召开各公社干部会议，人人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发生大洪水，运动暂停。1964年初，中共中央制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四清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将运动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同年2月1日，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大会，有4270人参加。学习23条，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清查四不清问题，同时布置生产救灾工作。

采取群众揭发，干部检查的方法，坚持说服教育，彻底检查，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对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实行原物退原物，没原物折合成钱或物件顶。

全县共查出1744名社队干部犯有经济四不清错误，多占粮钱物等行为当时退赔了大部分，没退清的定了还款计划。1964年4月20日，全县粗线条四清结束。

文革

岁月如川，星转斗移——1966年，新中国迎来了自己的第十七个年头。

十七年来，“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到了1966年，毛泽东主席酝酿了一场更深入广泛和持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这一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又一个多事之秋。

此前不久，通过长期秘密筹划，姚文元公开发表了硝烟味甚浓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重要社论。紧接着，八月六日，毛泽东亲自发表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大幕拉开。

根据毛泽东的号召和《五一六通知》精神，地处冀南东部贫穷的弹丸小县——邱县县委于8月6日至11日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主要内容是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树立一批敢造反的尖子，并传达了8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紧接着邱县一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邱县“文革”就此展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身着军装、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在天安门检阅了首都百万群众游行队伍。

邱县县一中有140名教师进京受到接见，回县后立即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8月25日，县一中第一次把教导主任李保书揪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几天内从县城到农村，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如造反总部、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战师等。全县红卫兵很快发展到4万人，红小兵（小学生）也发展了约1万人，山雨欲来，厉兵秣马。

从1966年8月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邱县渐渐进入高潮。县城和农村，大街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字标语：“彻底砸烂黑县委”，“彻底摧毁邱县黑势力”，“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事实”、“打倒保皇派”等，矛头直指全县各级党政负责人。

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不仅仅“夺权”，还要“革”（传统）文化的“命”！

1966年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邱县的红卫兵、红小兵，首先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了大抄家，继而，走村串户大破“四旧”。砸神像，摔香炉，毁古书，禁止一切宗教活动。一些文物、古迹、寺庙、戏衣，古碑和古坟，旧屋和徽记，名人字画、古式家具、祖传家谱和器皿等统统被捣毁，各百货商店的商品印有“龙”、“凤”、“麒麟”等图案的也一律销毁。

邱县南辛店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分商品因有上述图案，8月27日被南辛店农中、高小的红卫兵（师生）放火烧了132种商品，损失1500多元。红卫兵在大街上见“飞鸽”自行车商标就撬，见尾灯就砸（扬言飞鸽向右飞，尾灯隐现国民党党徽）。现代迷信弥盖全国，也弥漫了荒僻的邱县。

破“四旧”后，开始了立“四新”活动（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妇女剪去了长发，脱去花布衣，换上绿军装。县城门店、机关、学校、村庄纷纷更换成卫东、红旗、永红、立新等“革命”名称。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以后，邱县全面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活动，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早晨各机关进行天天读，雷打不动。每逢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全体干部群众集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一浪高过一浪的“造神”运动 “高歌猛进”登峰造极。

1967年3月，全国各级革委会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苦，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苦，思新社会甜），并组织干部、群众吃忆苦饭（吃糠菜窝头）。邱县大力推广南辛公社西倪宋村的经验：在毛主席像前摆忆苦台（糠窝头），思甜台（玉米面窝头），幸福台（白面镆），每天吃饭前看“三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干部、群众在饭前或工作前，必须面向毛主席像做“四首先”：（1）全体站立，面对毛主席像，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一人领念，大家齐声高呼：“首先，让我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2)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3）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4）唱一首革命歌曲（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

语录对话流行公共场所。社交或者购买商品，首先以毛主席语录对话开头。比如，进商店买者先说：“斗私批修”，售货员对答说：“为人民服务”，而后再说买啥商品。村头路口均有红小兵把守，行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才放行。

“忠”字化形式把个人崇拜不断推向极端。为表明对毛主席的忠心，每人胸前至少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门口、街口都绘有毛主席巨幅画像；门、窗、家俱等处都印有毛主席头像和“忠”字；大街两旁树立语录牌；居民房屋、中堂绘有毛主席头像；有的还编演“忠”字舞、唱“忠”字歌、行“忠”字礼。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自觉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请示一天工作如何做好，晚上汇报一天工作成绩，检讨不足，狠斗“私”字一闪念。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月27日，县直十几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人委的印章，罢了县委书记、县长的官。当晚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开始反夺权，一时间，战云密布，火药味十足。

这场角逐的最后胜利者，当然是根红苗壮的人物。那就是十五岁参加革命军队的县武装部副部长赵玉春，他被推举为县革委会主任。另一位是县“三代会”群众组织主任惠广志。

这二人占据邱县政治舞台后，便一手导演了震惊全国的大冤案、大惨案。

七、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情况

文革初期，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虽然轰轰烈烈，但雷声大雨点小。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才是人人难过的鬼门关。

　　1968年1月2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而且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二月份毛泽东决定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很快就把地方政权掌握到手。

　　不久，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

1968年5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拉开了序幕。

　 有人估计，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从邯郸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差距不算太大。笔者从网上查找到了如下资料：

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宝山县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人口特别少的县，“清队”中被整死的人相对少一些。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江西万年县公安局统计，全县“清队”中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石家庄铁路分局“清队”，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湖南大学自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在审判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审判法官列举了清队期间发生在全国的以下重大案件。

栽赃陷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据不完全统计，有据可查者，全国受他们诬陷、迫害的人有７２．９５万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有３．４８万人。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中央局被诬陷的有２０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１３人；国务院副总理１２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５人；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４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人中的８８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６０人中的３７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届人大常委１１５人中被诬陷的有６０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１５９人中，被诬陷的有７４人。

重大恶性案件

一、赵健民案17000余人冤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分子。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

二、冀东李楚离案3000人死于非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8万多人受株连，3000人死于非命。

三、内蒙内人党整死16000人。文革中，乌兰夫被打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全区有346000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87180多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

四、“广东地下党”冤案，使7100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85人致死。

五、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军内制造大批冤案，使８万多人遭诬陷，1169人被迫害致死。

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18人被迫害致死；

七、文艺界被诬陷、迫害的有2600多人。

八、归国华侨、侨眷被诬陷、迫害有1.3万多人，281人被迫害致死。

见《中国大审判: 公审林彪、江青十名主犯纪实》

在1968年发生的惨案中，全国比邱县更惨烈的还有两次大案。

一是广西钦州大屠杀。

有资料称，钦州文革被逼害者达22100余人，致死10420人。

该地区灵山县檀墟公社民兵营长和大队支书宣布：“各生产队把地主捉来，杀一个奖三元六角钱！”各队迅速把出身地主家庭的六十二人押到大队交民兵打死、勒死。从悬赏到屠杀完毕，前後不足两小时。陆屋公社南湖、陆东两大队把集中在公社修桥劳改的“四类分子”四十二人分两批打死勒死後，将尸体投入石膏矿坑，致使永远无法收尸。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饭。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

二是湖南省道县大屠杀。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文革期间，该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照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年龄者仅仅10天。杀人手段有10种：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投溶洞，6、活埋， 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摔死。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邱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耀邦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耀邦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算说：“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摘自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八、为什么说文革是邱县惨案导火索

文革就是践踏宪法法律

人是由动物转化而来，骨子里就有兽的野蛮。人类需要共存，首先要讲秩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人类文明首先是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依靠道德约束和法律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大家才可能和谐相处，安居乐业。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传达了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该文由陈伯达授意、口述、拟订标题并最终审定。版面处理上，在头版头条使用了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字，以期造成强劲的视觉冲击。

社论高调指出：“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外敌入侵、政变发生的情况下，居然惊世骇俗地论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突出政治形势敌我誓不两立严重性、制造恐怖气氛的基础上，并用煽动性语言说：“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暗示可以冲破历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秩序和条条框框。“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因为牛鬼蛇神的外延不确指，使得千百万无辜者惨遭荼毒，有的挨批斗，有的被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甚至丧失生命。

社论标题“横扫”富于动感、气势，又意味着扫荡、扫除的干净、彻底，手段的强硬、暴烈。它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使他们威风扫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口号之一，也是推动“文革”进一步开展的催化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错误提出，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和破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以此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文革序幕。并以极大的势能和加速度，不可逆转地呼啸向前。

当年，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他戴上红卫兵袖章，鼓励红卫兵小将，“奋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各地造反派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公检法，造成了司法机关瘫痪。这些身为专政工具的部门，虽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毕竟要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可以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而革命造反派只要打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就可以随时对几乎任何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横扫肇始于以红卫兵对牛鬼蛇神抄家。这时的牛鬼蛇神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刑具棍棒、皮带。

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为什么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呢？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曾经这样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

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们放开手脚开始搞“红色恐怖”。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当时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文革开始时，刘少奇曾手捧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的公民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可是直到他被残酷迫害致死，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有派上用场。

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其要害就是在革命名义下，践踏宪法法律。在这场浩劫中，数千万守法公民受到人格侮辱，被任意抄家，被迫害致死乃至被逼自杀者比比皆是。没有法律保护，权势者成了为所欲为的洪水猛兽，失势者则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邱县革命造反派之所以兽性大发，敢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人间地狱，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私设公堂无罪、打人无罪、杀人无罪，法律已经成了废纸。

文革就是践踏传统道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固然有许多不合理成分。但是，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信条依然不可或缺。在法律缺失或不健全的地方，如果大家能遵循起码的道德，社会基础就不会动摇。即使有人兴风作浪，大家也不会积极参与。

为了破除大家的禁忌，不受道德束缚，文革伊始，毛泽东就提出破四旧、立四新，实现“两个决裂”。即与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其它文化基本上被定性为“封、资、修”，大量文物惨遭浩劫。各种典籍图书被纵火焚烧或送进造纸厂。仁义礼智信，尊老爱幼等传统道德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传统道德观念荡然无存，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成了全社会狂热追逐的唯一道德。

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挖祖坟是不共戴天之仇。文革爆发后，邱县竟有90％以上的古墓被挖，棺材被砸，尸骨抛撒荒野。传统的人伦关系被新型政治关系取代，在毛泽东看来，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是不同阶级对立引发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因此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可调和的，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就要倡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

毛泽东很清楚，这样的斗争理论，在知识分子中没有市场。最欢迎这种理论的人，是不成熟的青年学生和缺少文化知识的工人农民。为此，毛泽东发明了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以保护群众积极性为名，鼓励他们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而邱县的造反派们以彻底革命者大无畏精神，将斗争哲学运用于实践并推向极致。

抓“叛徒集团”树立了榜样

突破了道德法律防线后，中央文革小组又开始了典型引路。1967年，媒体铺天盖地宣传文革的辉煌胜利：挖出了以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是以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手炮制的大冤案，为此，办案人员捕风捉影，栽赃陷害，严刑逼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大批担任中央重要职务的领导人打成叛徒。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此示范效应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的斗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毛泽东在此期间有一条最高指示，意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深刻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也就是说，这种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当十二级台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头脑发热的造反派斗志昂扬，充满了上阵杀敌般的冲动。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造反派，怎么可能对阶级敌人手下留情？更何况破获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就等于放了政治卫星，相关人员就会青云直上，登上权力宝座。于是，白手起家，急于立功的造反派们，恨不得一下子揪出所有阶级敌人，特别是隐藏极深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从此，全国到处开设刑讯公堂，严刑逼供成风，邱县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在特定的环境中，当权的一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是许多挨整的人心里非常很清楚，如果换了位置，自己完全可能成为比对方毫不逊色的打手。

革委会提供了组织保障

要想干成大事，必须有组织保障。如果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元化的组织，有的人即使想干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1968年，文革进行到了第三年。那一年，在支左部队的介入下，全国相继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这种政治组织，消灭了不同派别，集党政财文、生杀荣辱所有权力于一身。革委会头头只要打出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号，其行为不会受到任何制约。这些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本地、本单位人员的命运。

革委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也是专政机构。为了革命利益，人、财、物无偿提供，满足需要。掌握了革委会大权，就等于掌握了本辖区范围的生杀大权，成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革委会以组织的名义进行政治斗争，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数不胜数，进入学习班的成员大都被定性为“牛鬼蛇神”，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斗（争）批（判）改（造）对象。正是靠着这样的组织保证，邱县大冤案才得以从上到下，由点到面迅速铺开。

邱县革委会抓国民党的所有策划、行动都得到了上级革委会的强力支持。召开万人大会介绍经验，发表整版文章声援，派出工作组强化领导。历史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不走向极端，不制造冤假错案不符合客观规律。

斗争哲学促使斗争持续升级

此案中被错划为国民党的大多数人是该县各级干部。

为什么众人很轻易地被激发起仇恨呢？恐怕与建国后干部执行极左路线不无关系。从1957年搞合作社开始，农民被迫走上集体化道路，可以说大家基本上没过上好日子。在城市、农村的二元化发展过程中，农民沦为二等公民。农业支援工业，巨大的差价把农村搜刮的一穷二白。成立人民公社后，农民更是缺少起码的公民权利。大办集体食堂，谁家也不许存粮食，大队干部挨家挨户搜，搜出来不但没收，当事人还会关黑屋挨打。大办钢铁时，村干部把每家的铁器搜刮一空，连箱子鼻，门锁都摘下拿走。当时，农民经常义务出工修渠挖河，数九寒天人人都得脱光脊梁干活，谁头上不冒汗，棒子队说打就打……这类情况，笔者在河北省曲周县（与邱县相邻，曾与邱县合并过）插队下乡时，经常有老乡们说起。

在奉行斗争哲学的国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既是斗争方式，也是生存方式。“仇恨入心要发芽”，没有多少受害者会心如止水，打掉牙和血吞。他们大都相信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冤冤相报交替进行。

由于当年政治运动都是以极左路线取得胜利告终，因而当权者越来越左。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斗争哲学，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以整人为能事。当他们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沦为斗争对象时，很容易引发他人的报复。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缺少文化、道德、法治的农村，宣泄仇恨的报复往往会以十分惨烈的方式进行。各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自古以来就有“盗亦有道”的说法。

当社会正常秩序被彻底打破，出现了法律道德真空时，一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没有文化、没有希望得到他人尊重的人，就可能借时以逞，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这样一则至今仍在邱县流传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东南乡有个独身汉，名叫王未兰。他勤俭憨直，不善言辞。灾年父母饥饿早亡，一生愿望如同他的世代祖先：“攒钱、盖房、娶妻、生子”，到老能过上好日子，天天能吃上饼卷肉。

人民公社化年代，他当饲养员常年挣高分，一年到头能分上几十元，但进城赶集总是怀揣窝头，站在大众食堂烙饼炉旁边，眼看着别人吃饼卷肉，却不舍的买一卷解馋。后来攒钱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喂饱牲口去赶集，闻到饼卷肉的香味，馋的直咽唾沫。但想到娶妻生子的重任，王未兰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回家啃老咸菜。

转眼到了中国春天刚开始的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他的门坎。种棉花、速致富、盖新房、添家具，他48岁那年开始有人登门提亲。然而此时他却受到命运的捉弄，偏偏患了噎食病（食道癌），吃不下去饭，发现时已到晚期。一天天消瘦，汤水难进，临终断断续续地说了句“我这一辈子也没吃上饼卷肉……”就咽气了。

他死后，族弟在他枕中找出一叠人民币（外人谁也不知有多少）。烧“三七”纸时，“良心”驱使族弟骑车到县城买了两张饼卷，一卷肥肠，一卷牛肉猪肘。恭敬地放在族兄的坟前。不停地说:：“哥，吃吧，哥，解解馋吧”。片刻，见四周无人，捧起饼卷，自言自语道：“还是我替你吃了吧！”

王未兰如此之低的愿望，经过一生努力却未能实现，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类似王未兰处境的人，如果有了可以无法无天的环境，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发生邱县惨案的特殊性

同样的自然环境，同样的历史背景，为什么偏偏邱县会发生如此灭绝人性的大惨案呢？根据以上所述事实，经过梳理，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地理位置边缘的人，渴望得到重视。作为一个平原小县，邱县几乎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有野心的赵玉春等人利用文革动乱时机，以抓国民党邀宠，试图成为政治明星。

自然灾害频发，民生凋敝，缺少财富积累，人们没有安居乐业的长远打算。文化水平低，道德素质差，跟风搞运动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

武装斗争惨烈，民不聊生。百姓要么被强权欺侮，要么进行武力反抗，几十年的暴力争斗，导致好勇斗狠成风。

政治运动频繁，败坏了社会道德，恶化了干群关系。

文革无法无天，给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提供了最佳舞台，流氓加文盲掌握了农村生杀大权，使群体兽性发作成为可能。

一批人格不健全的人，在文革中取得了邱县最高权力，成了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没有政治经验，缺乏法治观念的“支左”部队推波助澜。

以革命的名义成为压倒一切的借口。由于多年政治运动倒行逆施，导致社会没有人性制约、没有法律制约、没有道德制约、没有权力制约，使斗争不断升级走向极端。

邱县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缺乏不同价值观念的信息交流，加之文化程度低，道德水平差，贫穷落后，在土皇帝的淫威下，其主导思想恶性膨胀时，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文革最疯狂时期，在文化程度较高、信息量相对丰富的城市，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还是保持了应有的冷静。他们的价值观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辐射，虽然不能影响政局，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普通人的行为。有的红卫兵在学校打了人，回家后受到长辈批评，以后很有可能不再参与。

邱县抓国民党大惨案的发生，绝对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中国“文革”的缩影，是斗争哲学通过群众运动走向极端的必然。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诸多惨案，这类情况虽然像金字塔尖一样，属于极端现象。但是，这个金字塔毕竟是由巨大的塔基支撑起来的。当年，自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学校当权派和黑五类就成为专政对象，红五类们可以不择手段恣意凌辱任何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无数守法公民被所谓“革命群众”剥夺了生存权利。打人、杀人不必承担法律责任——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发生邱县大惨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性为何泯灭

在这里，笔者想引用中国文坛泰斗巴金的封笔之作，这篇小文也许能说明许多问题：

《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在这篇短文中，巴金提出了神、兽、人三个概念。虽然隐晦，其指向并不难理解：所谓神是指群体崇拜的领袖人物；所谓兽是指巴金自己以及没有思想的人（当年除了神之外，谁有思想并公开表达就死无葬身之地）。巴金所指的人不是一般意义的人，而是能够享受宪法权利的公民。中国文学泰斗级人物公然承认自己曾经是兽，这需要何等勇气？！

当年通过有组织的个人崇拜，领袖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紧跟领袖的官员成了不可侵犯的神。其时只要出身红五类，都可以自我神圣一把，随时可以批判、斗争黑五类以及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

巴金的思路十分明显：当个别人成为超越法律的神灵，另一部分人必然沦为祭祀神灵的供品；神灵的旨谕能够压倒一切，世人大脑若不休止则有无妄之灾。而人不思考与兽有何差异？所以巴金把自己比喻为兽。

人被奉为神就会失去正常人性，世人对神只能顶礼膜拜，不许品头论足。神不仅凌架于世人之上，还要把芸芸众生当成兽来作践，谁敢不服则有专政工具伺候。

新中国成立后，被神化的毛泽东成了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他的个人意志左右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由各民族、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制定的宪法便被束之高阁，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人道主义被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头衔。

毛泽东违背宪法和经济发展规律，大搞一言堂，犯下了一次次严重错误后，自己不承认错误，又担心他人追究错误，便用更大的错误掩盖过去的错误，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越来越左。于是在和平时期，革命成了时髦，斗争成了生活方式。发动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斗争不断深入发展使得党内外各种矛盾日益尖锐，难以调和。

人一过百，形形色色。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抱有不同目的的各色人等都要登上政治舞台施展拳脚，往往是越极端越能赢得喝彩。群众情绪被点燃后，便如同雪球下山势不可当。纲常法纪、物质财富、尊严生命都可能毁于一旦。

对于缺少法制观念的人来说，既然消灭敌人的生命是革命行为，那么折磨和虐待生命也就顺理成章。对于没有文化、缺少道德修养的农民造反派来说，这样的革命运动等于给他们提供了兽性飙发的机会，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将兽欲变成现实，而且越走越远。

革委会成立后的使命就是进行革命斗争，然而到了1968年，并没有真正的斗争对象。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成了死老虎。要想取得引人瞩目的辉煌成果，只能从自己的队伍中查找和制造阶级敌人，于是便开始了自相残杀。

有道是两和皆友，两斗皆仇。在倡导斗争哲学的国度，对手之间的矛盾只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得手的一方，往往不择手段，穷追猛打，将对手斩草除根，以防后患。他们的这种行为注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压迫深，反抗重。局面一旦失控，就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冤冤相报。斗争走向极致必然是人性泯灭。有人对纳粹制造犹太人大屠杀、阿富汗塔利班炸毁阿米扬大佛行为难以理解，其实，这与当年疯狂的极左路线如出一辙。

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只是在文明教化、道德约束、法律监管下，人的理性才可能压抑兽性。如果社会提供了无法无天的丛林环境，恐怕相当一部分人会无所顾忌地摆脱所有文明束缚，干出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伤天害理事情，完全可能比最残忍的野兽凶猛十倍百倍。

不仅仅是邱县惨案，文革期间违法侵害人权行为虽然遍及全国。但共同规律是农村比城市严重，青年学生比成年人严重，基层单位比社会上层严重，文化水平低的人比文化水平高的人严重。由此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文革的初衷，他就是利用青年学生和工人农民的无知无畏，打破社会秩序，并打倒政治对手，进而维护自己的一言堂统治地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威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罪恶的牺牲品，倒霉只是来早与来迟的问题。

九、邱县悲剧将来能否重演？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类似悲剧还可能发生吗？

应当说，可能性有，但实现的机会不多。

为什么说有可能呢？请看以下事实：

就在2007年元月份，在邯郸政府办的《邯郸论坛》上，就有一些网友公开提出，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文革，说文革对推动社会进步有历史意义。还有许多网站，早就公开提出给文革平反，给江青平反。并公开提出，现在的政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中国社会唯一正确路线。

从人的本性来看。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兽性）摆脱的多些和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40页》

如果没有强大的法律强制、文化教育、道德约束，信仰追求，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兽。

普通百姓心理变态以兽性报复社会，其能量也极为有限。前几年，石家庄市的靳如超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爆炸案，炸死了一百多人，算是最大的案件。近几年特大杀人案，杀死十几个人后，大都能抓捕归案。

事实上，最大的危险仍然来自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权力还是自上而下任命，而不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权力的天性是向授权者负责，这就必然导致权力向上级而不是向选民负责。于是，滥用权力引发的民众上访、群体暴力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

然而由于当局的对策大都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虽然查处了个别现象，但滥用权力的腐败趋势却日益严重。教改、医改、房改失败，垄断企业鱼肉公众，买官卖官、司法腐败、媒体腐败等不公正现象，令社会不满情绪难以缓解。假如朝鲜的金正日、伊朗的内贾德、委内瑞拉的查维斯式人物登上权力宝座，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成果很可能毁于一旦。

中国有极端主义的深厚土壤，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愚民教育和愚民管理，使国人养成了不当草民就当暴民的思维定式。民众不敢、不会也不可能通过参与现实政治维护自身权益。由于处于一盘散沙的他们根本无力与官府抗衡。当自己的不公、不满日益加深时，他们要么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要么揭竿而起，聚众造反。毛泽东当年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总结。

这种状态的延续，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在社会动荡中，最容易得势的是极端势力。他们若登上政治舞台，必然采取极端措施，当然，邱县大惨案不一定会重新复制。但类似现象完全可能发生。

要避免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落入陷阱，最重要的是立出明显标志，提醒所有人提高警惕，防止类似灾难重演。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政治教科书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淡化文革。对曾经的历史悲剧三缄其口，反思文革的著作难得登上主流传媒。邱县惨案过去不过四十年，可近千万邯郸人，知道者寥寥无几。更谈不上汲取教训。

之所以说悲剧重演的机会不多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是失去了发动政治运动的经济基础。过去实行的是公有制，工农商学兵吃的都是公家饭，领袖让干啥就得干啥，否则就有性命之忧。现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大家都要自己找饭吃，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有恒产者有恒心”，随着国人物质财富的增长，文化道德水平日益提高，谁也不会听信别人瞎忽悠，停产停工搞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再去铤而走险干违法乱纪伤天害理的事。

二是失去了发动政治运动的政治基础。党中央确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高度评价，标志着斗争哲学在中国政坛难有立足之地。

三是民主法治是人心所向。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人有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有了依照宪法行使公民权利的强烈要求，这必将推动宪政改革发展。宪政的最大特征是给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机会，再靠全社会的力量及时拿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样的社会制度就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十、如何避免邱县悲剧的发生？

马克思早就说过，“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它是与人性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从这个角度认识，就很容易理解，邱县惨案的偶然因素固然很多，但归根到底是社会制度决定了发生的必然性。纵观人类社会发展世界历史，唯一的出路就是建设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社会？就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得到法律保护，能得到全面落实的社会。

就是把官本位转变成民本位，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实现公民选举权力，公民决定权力，公民监督权力。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系统地、全面地进行公民权利教育，培养和引导公民懂得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如何使用权利，如何维护权利。公民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会自觉为国家履行义务，承担公民责任。大多数公民有了这样的意识，官员们就不敢胡作非为，社会权力之舟才能按人民的意志航行。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虽然共产党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是直到今天，宪法的公民政治权利依然被束之高阁，公民权利教育至今尚未被提到议事日程。

表面上看，由于公众监督不能到位，现在的掌权者可以呼风唤雨。但这种局面的持续，未必为所有当权者满意。当社会福利有了保障，利益不再成为最重要追求时，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崇尚道德，追求公民尊严。

如今已不同于闭关锁国的冷战时期，国门大开让国人有了比较鉴别，互联网使思想交流变得轻而易举，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早已形成共识，民主法治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实现民主法治、公平公正放在首要位置，足以表明，党心所向与民心所向是一致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由于有着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从未有过发展宪政民主的历史经验，要通过合法途径从既得利益群体手中争取权利绝不是一件容易事（虽然他们只是为数极少的一些人）。

这就需要中国社会有良知的文人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法治尊严，维护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监督政府官员不能滥用权力。当越来越多的公民觉醒，开始自觉地行使公民权利之时，才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健康和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邱县惨案以及文革悲剧才不会重演。

文章部分史料及事实引自《邱县志》及《疯狂岁月》一书，作者刘兴华、华章著，特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