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50年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大饥荒
─记《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
王 屏
今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在新泽西和纽约合作召开了一个名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个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这次研讨会有近六十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之中有近年来揭露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著名学者，还有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杨继绳、姚监复、李若建、余习广、王东渝、胡杰、秦晖、刘军宁、崔卫平、卢跃刚、王天成等十余人。出席会议的北美学者有吴国光、丁抒、文贯中、宋永毅、陈意新、金和辉、张跃宏、李明珠、严家祺、程晓农、何清涟、陈奎德、胡平、夏明、郭建、王军涛、王丹、谢选骏、何晓清等近四十人。
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它导致了近四千万的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对比二十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直接死亡人数（大约分别为一千万和三千万），这场在和平时期完全由政治运动导致的大规模的「人祸」，确实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
承办这场研讨会的美国西东大学校长罗伯特?西任教士和商学院院长凯琳?鲍罗芙博士都表示：尽管他们都不是中国研究专家，但这么大的人道悲剧全人类都有职责吸取历史教训。为此，西东大学坚决支持这一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他们都向与会代表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悲剧的第一个国际研讨会
虽然中共的执政者对大跃进∕大饥荒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从来不鼓励学者认真地研究这一历史的悲剧。为此，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座教授、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董事长林培瑞博士在他的欢迎词中指出：「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倍吗？很可惜不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会议作为全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大跃进∕大饥荒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反省的结果。
今年以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上下两册的专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这部由他潜心调查写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著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五十年后再看大跃进∕大饥荒」，第一个演讲者就是杨继绳。他的论文以《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为题，算出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间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分别为三千六百万人和约四千万人。大饥荒使中国损失人口共约七千六百万。第二位演讲者美国明尼苏达若曼学院丁抒教授，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专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次他的论文题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的下限》。他通过「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计算出全国在大饥荒期间（一九五八──一九六二）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三千五百万。值得一提的是：杨、丁两位都是文革中于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他们最后都弃工从文，以科学家锲而不舍的精神来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敏感课题，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为此，这一小组的主持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指出：「恐怕后人会看到：清华大学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不是出了胡锦涛，而是出了杨继绳和丁抒！」这一评语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大饥荒发生的直接原因
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指出，如果中国当时实行民主制度，这样规模的饥荒是不可能的。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在他的论文《再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没有退出自由的强制性大锅饭》中指出：「森所说的民主制度可以认为是在当代避免饥荒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次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专制国家。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并没有都发生饥荒呢？」他认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扮演了谋杀性的角色。首先，它所实行的所谓吃饭不要钱，诱使农民过多、过快地消耗了粮食，使本来应该能够使农民支撑到一九五九年年中夏粮下来的时候的粮食，早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或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就消耗殆尽，从而触发饥荒。同时，以当年中国农村的生产水平，所谓农业收入，主要就是能够满足生存的口粮。公社食堂控制了农民的口粮，其实也就控制了农民最主要的收入。」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余习广先生认为：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普遍的浮夸和狂热的造假，毫无疑问是大饥荒的重要中介。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论文题为《恐惧和造假：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会」》。他从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强过一九五七年的政治运动密度、是中共党史上抓「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等几个方面说明，正是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造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演讲也是同一课题。他的论文《趋利避害：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研究》，从高指针、高压出发，论文分析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指出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论文分析了几类造假动机和几种官员的造假，最后指出指针考核弊病的危害。
纽约州立大学巴法罗分校的张跃宏教授提出了「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与会的不少学者认为：（一）毛对此取的是完全的实用主义态度，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二）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三）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占大便宜」的道理，得罪了毛。结果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揭示了在中共体制的实际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制造大饥荒的祸首
对于大饥荒中毛泽东的责任，美国普林斯顿学社的陈奎德博士的论文《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首先从「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的区分中进行分析。他认为：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标准，首要的是「责任伦理」。陈奎德还力举史实指出：大饥荒不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无意后果」而是「故意制造的死亡」。对这一课题，海外大饥荒网站（www.chinafamine.net）的主办人金和辉博士在他的论文《力倡与小纠：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政策认知和选择》里作了较为仔细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的认知，大体上经过了相互关联三个阶段。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这是『力倡』阶段，他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群众运动，调动热情，排除反对，认为可以藉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期，属于『纠正和检查』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藉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作出让步，于是他采取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作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
来自四川的著名作家、记者王东渝先生的论文题为《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他指出：四川省是中国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死亡人数在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之间，约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导致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建国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是毛的亲信，他全力效忠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的政策；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性命为代价，四川因此成为大跃进的重灾区。
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大饥荒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明珠是英文学界研究中国饥荒史的专家，她的英文论文《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分析大饥荒》指出：在明清两代，中国的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对赈灾和饥荒无不尽心尽力。仅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三百多次。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导致，但是毛泽东及中共的执政者从不发「罪己诏」，比封建皇帝大为不如。李教授进一步对比了中国的大饥荒和前苏联在乌克兰的大饥荒，指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饿死毕竟是专制政权的错误政策所致，还因为饥荒发生后他们都刻意「保密」，宁可饿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要保密。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的陈意新教授则对大跃进∕大饥荒中安徽和江西的非正常死亡情况作了微观的比较。这两个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死了六百三十三万人，而后者只死了十八万人。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省际之间的死亡率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作为毛的亲信，在安徽建立了「专制型领导权」，他缺乏地方联系；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等人非但建立了一个「合作型的领导权」，还通过「紧密的地方联系」及时了解了底层的实情，进行了救灾。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研究员任不寐先生的发言《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从哲学的角度对大饥荒的后果进行了一些思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特征，即「掌权者的个人责任，使灾变彻底拥有了『人祸』的品质」。而饥荒发生以后，又有了更新的特征：「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是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为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
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所有这些有意义的思考和问题，都将伴随着这第一个关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的结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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