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50年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大饥荒
─记《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
王 屏
今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在新泽西和纽约合作召开了一个名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对上述中国当代史上这两个相隔久远但有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这次研讨会有近六十名学者参加，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之中有近年来揭露大跃进──大饥荒真相的著名学者，还有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杨继绳、姚监复、李若建、余习广、王东渝、胡杰、秦晖、刘军宁、崔卫平、卢跃刚、王天成等十余人。出席会议的北美学者有吴国光、丁抒、文贯中、宋永毅、陈意新、金和辉、张跃宏、李明珠、严家祺、程晓农、何清涟、陈奎德、胡平、夏明、郭建、王军涛、王丹、谢选骏、何晓清等近四十人。
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它导致了近四千万的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对比二十世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直接死亡人数（大约分别为一千万和三千万），这场在和平时期完全由政治运动导致的大规模的「人祸」，确实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人道悲剧。
承办这场研讨会的美国西东大学校长罗伯特?西任教士和商学院院长凯琳?鲍罗芙博士都表示：尽管他们都不是中国研究专家，但这么大的人道悲剧全人类都有职责吸取历史教训。为此，西东大学坚决支持这一国际研讨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他们都向与会代表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探索二十世纪最大悲剧的第一个国际研讨会
虽然中共的执政者对大跃进∕大饥荒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从来不鼓励学者认真地研究这一历史的悲剧。为此，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座教授、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董事长林培瑞博士在他的欢迎词中指出：「我一直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跃进看得不够重要。仅以非正常死亡率来衡量，大跃进──大饥荒中死去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的总数要比文革死去的总数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话，这个比率自然还更大。但谴责大跃进的文字也一样多二十倍吗？很可惜不是。……我们在反省的时候，这恐怕也是一个应该反省的问题。」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会议作为全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大跃进∕大饥荒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反省的结果。
今年以来，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有关大饥荒研究的上下两册的专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这部由他潜心调查写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万字的巨作，不仅引用了大量被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和他对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的独家采访，更对四川、安徽、甘肃等十一个重灾区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这一著作已经被学界不少知名学者认为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五十年后再看大跃进∕大饥荒」，第一个演讲者就是杨继绳。他的论文以《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为题，算出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间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分别为三千六百万人和约四千万人。大饥荒使中国损失人口共约七千六百万。第二位演讲者美国明尼苏达若曼学院丁抒教授，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专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次他的论文题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的下限》。他通过「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计算出全国在大饥荒期间（一九五八──一九六二）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三千五百万。值得一提的是：杨、丁两位都是文革中于清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他们最后都弃工从文，以科学家锲而不舍的精神来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敏感课题，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为此，这一小组的主持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指出：「恐怕后人会看到：清华大学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不是出了胡锦涛，而是出了杨继绳和丁抒！」这一评语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大饥荒发生的直接原因
毫无疑问，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有多种原因，如政治上的专制、领袖人物的野心和经济上的极端浮夸。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指出，如果中国当时实行民主制度，这样规模的饥荒是不可能的。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在他的论文《再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没有退出自由的强制性大锅饭》中指出：「森所说的民主制度可以认为是在当代避免饥荒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次上，我们还是不能回答以下问题。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专制国家。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并没有都发生饥荒呢？」他认为：「公社食堂在大饥荒中扮演了谋杀性的角色。首先，它所实行的所谓吃饭不要钱，诱使农民过多、过快地消耗了粮食，使本来应该能够使农民支撑到一九五九年年中夏粮下来的时候的粮食，早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或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就消耗殆尽，从而触发饥荒。同时，以当年中国农村的生产水平，所谓农业收入，主要就是能够满足生存的口粮。公社食堂控制了农民的口粮，其实也就控制了农民最主要的收入。」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余习广先生认为：庐山会议以后的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大减产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结果人为地制造了大饥荒。
普遍的浮夸和狂热的造假，毫无疑问是大饥荒的重要中介。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论文题为《恐惧和造假：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会」》。他从一九五八年的肃反大跃进、强过一九五七年的政治运动密度、是中共党史上抓「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等几个方面说明，正是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造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的演讲也是同一课题。他的论文《趋利避害：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研究》，从高指针、高压出发，论文分析了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官员造假基础，指出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论文分析了几类造假动机和几种官员的造假，最后指出指针考核弊病的危害。
纽约州立大学巴法罗分校的张跃宏教授提出了「毛泽东究竟喜不喜欢下面的官员造假？」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与会的不少学者认为：（一）毛对此取的是完全的实用主义态度，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二）他历来宁左勿右，好大喜功；（三）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真话，还提出讲真话会「吃小亏」和「占大便宜」的道理，得罪了毛。结果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在文革中招来杀身之祸，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进一步从反面揭示了在中共体制的实际价值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制造大饥荒的祸首
对于大饥荒中毛泽东的责任，美国普林斯顿学社的陈奎德博士的论文《问责：三年大饥荒与毛泽东之责》首先从「责任伦理」和「意图伦理」的区分中进行分析。他认为：判断政治人物的伦理标准，首要的是「责任伦理」。陈奎德还力举史实指出：大饥荒不是毛泽东错误政策的「无意后果」而是「故意制造的死亡」。对这一课题，海外大饥荒网站（www.chinafamine.net）的主办人金和辉博士在他的论文《力倡与小纠：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政策认知和选择》里作了较为仔细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对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的认知，大体上经过了相互关联三个阶段。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这是『力倡』阶段，他通过大力倡导浮夸风、共产风等等，大搞群众运动，调动热情，排除反对，认为可以藉此创造赶英超美的经济奇迹。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期，属于『纠正和检查』阶段，他对前段时间狂热政策小作调整，整顿组织，展开核算，自以为可以藉此发现真实的跃进成果，并且加以巩固。第三阶段是庐山会议冲突之后，他自觉已无退路，既要维护大跃进政策的正确性不容怀疑，同时又不得不对灾难性的现实后果作出让步，于是他采取了自欺欺人的认知策略，一面作现实退却，一面用谎言来维护自己和党的权威。」
来自四川的著名作家、记者王东渝先生的论文题为《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他指出：四川省是中国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死亡人数在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之间，约占全国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导致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建国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是毛的亲信，他全力效忠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的政策；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性命为代价，四川因此成为大跃进的重灾区。
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大饥荒
美国斯瓦斯莫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明珠是英文学界研究中国饥荒史的专家，她的英文论文《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分析大饥荒》指出：在明清两代，中国的皇帝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对赈灾和饥荒无不尽心尽力。仅清朝，皇帝们因为自然灾荒而发的「罪己诏」就达三百多次。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导致，但是毛泽东及中共的执政者从不发「罪己诏」，比封建皇帝大为不如。李教授进一步对比了中国的大饥荒和前苏联在乌克兰的大饥荒，指出：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饿死毕竟是专制政权的错误政策所致，还因为饥荒发生后他们都刻意「保密」，宁可饿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要保密。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的陈意新教授则对大跃进∕大饥荒中安徽和江西的非正常死亡情况作了微观的比较。这两个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死了六百三十三万人，而后者只死了十八万人。他提出的问题是：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省际之间的死亡率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作为毛的亲信，在安徽建立了「专制型领导权」，他缺乏地方联系；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等人非但建立了一个「合作型的领导权」，还通过「紧密的地方联系」及时了解了底层的实情，进行了救灾。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研究员任不寐先生的发言《大饥荒与当代灾民理性》从哲学的角度对大饥荒的后果进行了一些思辨，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在当代获得了新的特征，即「掌权者的个人责任，使灾变彻底拥有了『人祸』的品质」。而饥荒发生以后，又有了更新的特征：「在古代，饥荒之后是荒政，而在当代，灾难之后是恩政──权力在灾民那里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为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机──恩人当执政。」
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所有这些有意义的思考和问题，都将伴随着这第一个关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国际研讨会的结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下去。
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
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
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本人亲历论析整风反右运动
“阳谋”背后的权谋
--------以本人亲历论析整风反右运动
郭道晖
[按]：本文作者郭道晖，1928年生，解放前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和《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是作者根据1957年他所知悉并纪录、保存下来的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本人在清华大学的亲身经历，参考其他有关材料，以新的视角对整风、反右运动的史实和理论问题所作的评析。
前 言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今年（2008）则是“处右” 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 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 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 。所谓“必要性 ”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 “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 .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 ）清华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全部“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 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 “量变到质变” 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 （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 人），其中被划为“右派” 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 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提到AB团，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1980年1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 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高法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都被杀光，夏曦还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反AB团就是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见到衣上插了一支钢笔，也被当做知识分子被拖出杀掉。）。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包括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矛头也是对着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初期批武训传、批胡适、俞平伯、胡风以及在机关和学校搞肃反，大都如此。
反右及所谓“扩大化”只是“失误”吗？——对广大党的基层干部而言，或可有“失误”之说；对始作俑者而言，既然公开声称是“阳谋”，就不是出于无心。事实上，毛泽东作为历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异己”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的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 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个人恩怨和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 失败的重大罪责。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的身边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 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于死地。这些都可说是阳谋，因为大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而且个人的专制都裹上了好听的“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乃至“大民主” 、“群众专政”的外衣。其阳谋背后的权谋，常人难以揣测。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 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权谋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却忽视了毛泽东对整风和鸣放本身的原初目的；也有些神化毛泽东早有反右的先见之明，神机妙算；更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纪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一、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
（一）整风为了防腐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 年党内就进行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自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给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起初也都是强调要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帮党整风。笔者在4月23日举行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听到传达彭真最近的讲话。他说：
目前主要是“放”。只许我放，不许你放，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恶霸作风。
有的干部对两种矛盾不分，以对待反革命办法对待人民。老干部是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但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干部（思想）未转变。讲矛盾，我们是主要方面。
现在不是极端民主，而是民主不够。群众写信不敢写名字。
有20%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应即发展一批（如梁思成）。” （据笔者保留至今的笔记本纪录，下同。）
到5月15日前某日，清华党委常委领导核心派我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各机关、高校、工厂领导人的会议，出席的大多是各单位一、二把手，听市委领导部署整风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都讲了话。彭真说：
现在（形势）比延安整风还好。一检查矛盾，矛盾都出来了。北大（发动“鸣放” ）较早，人大、清华也开始了，师大……。看出来，我们党不整不得了。虽然我们（进城）只7年多，但特权思想那么重，宗派主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的党员干部说）“我是领导人，你那算得什么！”一甩！官僚主义那样多，还有教条主义。……大学校中，对教授发通知不用“同志”（称呼），而“此令”，这简直不像话！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你怎么好意思“此令！”只有毛主席有时候才用“令”。
目前，上海、北京（鸣放）比较轰得多，……现在比较紧张了，也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上海工人、学生请愿的也很多，好几百人。
这样整，不要好久就可以把风气整好。
到现在为止，批评可分三类：（1）的确我们有缺点错误，至少90%以上是这类批评，是对的，不管话如何难听；（2）不正确的，听还是要听，但可不接受；（3）也还有反动思想在鸣：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资产阶级领导，有的不是批评，而是反攻，这些意见是少数。
报纸上不要把难听的话勾掉，要相信群众能鉴别，讲出来他会在群众中孤立。有的报纸把坏话勾掉了，是软弱，怕搞垮。----就是搞垮了，咱们再做几年地下工作，打游击，再搞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什么可怕？
我们这些缺点、问题，不整，就亡国。现在一整，睡午觉的人也少了。
十足的官僚主义也不少，占了茅坑不拉屎。
提出意见，还应该解决。可能解决的都应解决。
有的干部把自己的老婆硬要放在学校收发室、人事室，工作能力没人高，级别却比别人高。党内拼命争级，不争自己作了多少工作，不讲贡献，这不是咱们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人家比你能力强、本事高，是15级；你却13级，还与人争，你那么低级趣味！应当自动提出降级。不要搞成低级趣味。一个校长，同在一个院子 ，还（专为你）搞个收发室，你不是找挨骂？！“此令！”-----你为什么不“此致敬礼！”市委给你来个“此令”，你舒服吗？
你自己造成狂风暴雨，怪谁？有些同志很气，说要上吊。……
一个干部升了级，又撤（换）桌子又撤（换）椅子，……为什么如此低级趣味！
有些党员就会打推身拳，自己的事都推出去，不为群众打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像个党员样子。自己工作根本没有作好，一遇到别人批评，就打离身拳，自私自利！（郭按：我记得彭此话是严厉批评一位在场的工厂党委书记，此前他在会上受到刘仁和彭真的质问，当场检讨时还在“打离身拳”，引起彭、刘很大不满。我听到彭居然不留情面当众批评他，深感市委领导对整风的雷厉风行）。
工厂工人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不要搞乱了。对中小学生（的出路问题），一律不要许愿。只要他劳动，到工厂当学徒，到农村当农民（都可以）。不要许愿，不必去为毛主席竞选，不要你去买个好，我去买个好，这是市侩作风。说什么“我没有意见，只看领导如何。”
一面整风，一面听意见，一面改进。
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仁也讲了话，对整风作了部署，言辞也很严厉。其中批评了党内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腐败作风，并指出：
要使对我们有意见、不满的人都能提出来。他们要看，怕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绝大多数批评是对的。……三反五反，都是我们整他们，这一次应当让他们出出怨气，越难听的话越要听。如不整，共产党就会腐败下去，天下就不见得是我们的。良药苦口利于病。……东北沈阳工学院要求公审肃反五人小组。……凡搞错的，要道歉；原来在大会上斗争的就仍在大会上道歉，最后由市委负责。这件事越主动越好，不要羞羞答答，不承认错又不认错。肃反的结论也可考虑收回，不要装在青年档案中。
必须放。不能又放又收。……有人说，“不止毒草，毒蛇也出来了。”毒蛇也让他出来，毒蛇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从毛、彭、刘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来，他们起初确是要整风的，而且矛头是对着党内干部，看不出这里面有故意“引蛇出洞” 的图谋。至少也可推知，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和作为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刘仁这样级别的党的领导人，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也还不知道毛泽东另有“阳谋”。
此前，约在5月上旬（9日？）清华党委常委会上还曾传达了彭真另一次讲话，口气稍有不同：
“政治局开了会，认为原定学文件方式整风，现在看来不够。最近党外提了一下（意见），那么多，帮助极大。目前上海、北京真正放了，90%好。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从爱国主义看，好，耿直。如果像现在情形搞（下去），官僚主义等等很难存在下去。
发言中确有少数人反共。右派讲的不管怎样也要登。教育中间分子要用右派去教育。现在马寅初也说话了，说没有党不行。”
下面具体交代了报纸如何报道鸣放中的发言。特别叮嘱“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否则就被动了。”“整风是和风细雨。三反、肃反是敌我问题，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这是指共产党要执行这一条。但是党外（向我们）提意见则不然，我们要经得起狂风暴雨。”
“整风一方面整自己，改进作风；一方面使群众中右派向我们逐渐靠拢、改造。”“现在斗争比较复杂，一是我们要整风；但也确有另一面，有人想把我们整到资本主义，我看这就有点对抗性。”
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当局对“右派言论”开始警觉起来，但并没有要发动反右大斗争的意思，只是要在群众中孤立他们，教育改造他们，还希望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里还可以从此前邓小平对清华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的看法，来印证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专论）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的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的准备。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 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 。（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中共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还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文革后期“批邓” 时，有位紧跟“江青在清华的两条走狗——迟群、谢静宜”的清华原党委副书记胡某，却批判邓的这个报告是“狂热地鼓吹修正主义” 。
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但又说：“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枪，你怕他干什么?” 认为不要把他开除，要留下当“反面教员”。毛这句话，倒使他在反右中幸免追究。这也可以说，即使毛泽东在起初也并没有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扩大打击面。
2、整风意在敲打异己
以上所述关于整风以防腐，可说是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还另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异己、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批评薄一波的“右倾” 。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
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更使他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见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发言，载当时会议所发中央国家机关第12组第14号简报。）在上述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而现今 “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在握，他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至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就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谋算，因“右派” （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 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反而矛头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 、“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老和尚” 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何况党内很多中高级干部也反对大鸣大放（详后），他怕失去广大干部的支持，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 “放” 为“收” ，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但是，党内中基层干部中借整风来排除异己，公报私仇，则大有人在。）
二、对大鸣大放阶段的历史评价
对整风反右，我认为需要分两个阶段和两类对象来分析。
所谓两个阶段，是指鸣放阶段和反右阶段；两种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这两阶段和两种对象是应加区别看待的。
（一）“大鸣大放”是一场人民民主的宪政运动
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来审视和评价，单就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阶段而言，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批胡风、机关学校内部肃反等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在一部分人士中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初次思想解放的尝试。
据官方统计，5 月2日至5 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意见也越来越直击要害。
清华大学师生鸣放的内容
前面提到的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1956年9月16日给党的“八大”的信），认为“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地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艺术作品中“把人民的自发的好强提高到首位”；在组织上机构上把统一的组织机构化为许多性情相投的人结合起来的小单位，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他认为目前是和平时期，军事机构不应占有优越的地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要求用自报公议的方法来挑选党的积极分子。（转引自《清华大学反右大事记》）。现在不难评断，蒋维泓的这些意见是切中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日益彰显的弊病。
到1957年5、6月间整风鸣放期间，清华学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问题，如批评1952年学苏搞院系调整，使清华沦为单纯工科大学，要求实行“理工合校”；对党的干部作风不满，贴大字报要求团委书记；反对党委领导干部享有特权，要求取消对他们的“优待证”，……等等。属于政治性的则有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在学生中搞肃反，侵犯人权，其中有云：“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其杂文《神、鬼、人》中说：“人之所以敬神（隐喻共产党）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表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还有的大字报要求“还政于民” 、为胡风翻案；……等等。这些言论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实则都是公民言论自由，而且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在教授中，经反复动员鸣放，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大多是教育方针和体制、党群关系问题。如无线电系教授常迵（他此前还是靠拢党的进步教授）说，党群之间有道墙，虽不是铜墙铁壁，却是篱笆墙，隔篱相望，就是走不到一块。墙的筑成，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表现在只信任党员，不信任非党员。（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1957年5月22日第184期） 物理系一位教授何成钧批评校领导，说“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至于政治方面，则多集中在肃反中的侵犯人权问题，物理教研组被错批斗的教师诉说肃反中 “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 他们批评校党委主持的肃反是违反宪法，肃反案件应该交法院审理。他们还举出1954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为自己和他人在肃反中所受冤屈辩护。（见1957年6月3日第190期《新清华》报道。） 这表明当时教师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人权观念。而党中央及基层干部则为了搞所谓的阶级斗争，而不顾刚通过才3年的宪法。
此外，物理系一位刚“海归”的教授徐璋本，不谙中国“国情”和政局，误认为中国有像美国一样的言论自由，大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要实行多党制民主，这种思想言论在国内头脑“正常”的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反右初即被作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关入监狱。
北大、人大学生的鸣放在民主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上比清华要高很多。已有许多文章专题论述，这里不赘。
法学界法律界的鸣放。
这是值得特别加以反思的。我在1998年主编了一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一部分是以访谈录的方式请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学者回忆当年的情况。使我得出两点感慨：一是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是一个重灾区，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二是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 实际上是针对执政党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法治呼吁和启蒙，可是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
政法干部与法学者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是惊人的。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象上海第二中级法院民庭20人中，划为右派的有8人，占40%。有的学校法律系的老教授几乎“一网打尽”。象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梅汝敖等堪称中国“法学泰斗”的老一辈法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当年还是年轻教师、现在是我国的资深法学教授，如沈宗灵、江平、吴家麟、马克昌……等许多人，也难逃劫难。其实，法学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性的原则、规则、观点、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著名的老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因为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立法观点”，是“企图把那些象他自己一样的‘老法学家’，拉进立法部门，从而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见前引“实录”第99页)。他主张法律应当体现社会正义，要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也被质问：这些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便利谁，对付谁?是什么用心?”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担任过多所著名大学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他曾在国民党司法界任要职，解放后留在大陆不走，竟怀疑他是“潜伏特务” ！反右中他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另一位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结果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也病死狱中，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见“实录”第83－84页)
以上只是法律界、法学界在1957年所遭摧残之一斑，也可略见当时主其事者对法治是多么无知和蒙瞳；更反映了法学界人士在鸣放中的民主与正义呼声。在我主编那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时，读到当年的受难者与知情人一篇篇用血和泪写出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唏嘘叹息!一位资深的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在寄来思忆文稿时，还附上1957 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所谓“右派”言论全文的复印件。我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若不是上面印有该报当年出版日期，完全可以误认为是40年后的今天写的。字字玑珠，可圈可点，在现今已是法律常识，但早说了40年却是反动言论!历史的“误会”竟致如此!难怪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可以说，不待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早已革了“法文化”的命。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3．民主党派人士的鸣放。他们的民主诉求更高于一般知识分子。批评“党天下”， 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甚至要求“轮流坐庄” 等等挑战毛泽东及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言论都出来了，这种不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出乎他的意外的态势，大大刺激毛的神经。正如章伯钧在一次鸣放会上的发言说的：“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此时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感到如此意外，但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和中国历史上最有权谋的策略大师，并不像章伯钧预料的那样“进退失措”，而是来一个紧急刹车，和180度大转盘，不惜背弃“言者无罪”的诺言，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
反右是毛泽东恐惧和镇压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继续。毛出身农民，他领导的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因而不排除他潜意识中存在“李自成情结”：一有李自成的前车之鉴，怕干部腐败而失去江山，故而要整风；二怕知识分子造反，被夺走江山，所以要反右。他说过：秦始皇坑儒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 。所以，反右导致伤害55万无辜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反右也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开端，即他在1957年7月所撰《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所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选第5卷第461页）
（二）如何评价人民群众参与整风鸣放的历史意义
1957年的整风，是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却转而反右、走向其原初愿望的反面的政治运动。从人民立场和民主的宪政思想来审视和评价，1957年的大鸣大放，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一次违反其发动者初衷的人民自发性民主运动。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大鸣大放中群众对基层党委或仅仅是对党支部和党员个人的批评，固然属于公民对执政党正常的监督权利；即使涉及党的领导权的某些过激言论，由于并非煽动暴力，更未见诸实际动员和组织的行动，从法治原则而言，属于非“立时和现实危险” 的言论，在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当言者无罪。
这个运动以具有社会良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执政党的 “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批评监督的客体和有此“三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对象。它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积累的社会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一次公然抗争；是在苏共和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的党专政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称他们是“民主个人主义” ，在建国初期就为文大加批判）为挣脱执政党教条主义思想控制的一次尝试。在鸣放中群众创造的大字报形式，也是继承了解放前学生运动的民主传统，是公民参与政治、突破官方封锁、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一种民主手段。（只是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官方御用势力接过去，变为打击进步势力的专政工具。）
如鲁迅所说：“ 我 们 从 古 以 来 ， 就 有 埋 头 苦 干 的 人 ， 有 拼 命 硬 干 的 人 ， 有 为 民 请 命 的 人 ， 有 舍 身 求 法 的 人 ，……这 就 是 中 国 的 脊 梁 。” （ 鲁 迅 ： 《 中 国 人 失 掉 自 信 力 了 吗 》 ， 《 鲁 迅 全 集 》1956年版， 第6卷 第118页 。） 对于那些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志士仁人，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来说，在鸣放中挺 身 而 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 ，勇敢地站出来发表对国是的主张和对执政党的批评，而沦为“俎上肉”，被打成“右派” 而遭罪，可以视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付出的“必要的”代价。他们虽然受到镇压而失败，但历史对他们还是公正的。他们高扬的民主自由旗帜和特立独行的崇高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人们不必以“上当受骗”来替他们抱屈。即使鸣放是毛泽东设下的陷阱，他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坚持真理、赶为民先的精神，出了像林昭、林希翎等民主斗士，她（他）们代表了这场民主斗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是应当“留取丹青照汗青”的。
所以，对于当年的“反右”，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当作一桩历史“冤案”来看待；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能只停留在把他们作为无辜受冤者给以同情；而应当从历史高度上加以评价：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当然，对大多数本来是拥护现行体制的党内外积极分子和普通公民，也因响应党的号召而蒙难的，才真是“上当受骗”，是一场悲剧。
反之，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并把它推向“一个人说了算” 的高峰；但从历史长河看，正是反右的“伟大胜利”，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实质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的大失败和文革大革命的大灾难，其被神化的“英明正确” 绝对权威实际上也走向反面。这也许可说是他个人的悲剧。
（三）如何区分“左右”
“右派”一词，本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般都属于内部不同政见的群体。在外国，也有称之为鹰派和鸽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选5卷428页)其实，敌对阵营中也可以分左中右。1957年6月反右以前，毛泽东也讲过多次右派问题，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落后派别，或党内相对于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派别来对待。即使他在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当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可是不到20天，右派被称为“反动分子”(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5卷431页)。再过一个月，进而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充军”边疆或投入监狱。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 阶段还有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 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更可悲的是，以宪法和民主运动的视角辨析，左与右恰恰是被颠倒了。人民群众或公民个人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革新政治，维护公民权利，实现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即使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主张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 范畴，但相对于毛泽东自诩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压制和侵犯人权和公民宪法权利而言，真正的右派倒应是后者；而当时所划的“右派” 则应当属于民主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的左派。
对此，在1957年反右之前和初始阶段，本人就曾同清华一位党委常委委员辩论过。他硬说那些主张民主的人士是“右派”；我则认为他们应当属于民主派、左派（不打引号的） 。后来在反右中就以此批判我是“顽固站在右派立场，连左右都分不清！” （其实这个批评应当还给批判者自己）。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中，也没有忘了加给我一条罪状：“在党委内部以‘民主派’‘左派’自居，而诬蔑坚持中央鸣放方针的同志是‘右派’‘有顾虑’、‘不虚心’”。(按：清华党委对我的划右决定中罗织我的主要罪状，一是“坚决抗拒暴露右派的方针”，这是指我在兼任校刊《新清华》总编辑时抗拒 “阳谋”， 抵制发表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报道，认为“这样做，有失共产党员的良心” ；二是“在反右前夕，蒋南翔同志同其他五位党委副书记一起，找他谈了近四小时，说明中央关于鸣放的方针，而郭却坚持自己的观点，顽固地站在与党委对立的立场。反右初期，情绪抵触”。（见《新清华》1958年2月11日《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报道和“决定”的油印文本）这是指我在谈话中反对把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定性为 “阶级斗争” ，对开展“反右” 斗争和要划钱伟长、何成钧等清华教授为右派，明确声明“保留意见”，认为他们是爱国的。) 我的这类观点和立场，究竟是“右”还是比较中肯呢？
（四）区别两类对象
反右的锋芒是针对两类人：一类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一类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主义精英。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 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对二者略加区别。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1．据现今公开的苏联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 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遵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根据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公开的秘密档案。）
2．另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当时负责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 ，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 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和谐民主。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 “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学生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搞社会学的，在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潘先生在社会系和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3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脑子里想，为什么把他搞的那么突出，3次还不让过关？而冯友兰，他曾给蒋介石讲过课，那时被说成是“太师爷”， 他不算民主人士（在学问方面是个大师），却一次检讨就过了关（可能他懂得“与时俱进”吧）。
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北京市委指示行事。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里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 当时统战部干部吴维成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思想改造运动中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 特别是民盟中央 )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这是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决策。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是可说是“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 ），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 的。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 “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及钱伟长）。只是由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放”出了一些大出他意外的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言论，感到危及其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才大打出手，使反右“扩大化”。
（五）双百方针并非全为“引蛇出洞”。
1．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 ，而苏共20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 “向科学进军” 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踌躇满志，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大讲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十分开放。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很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应当说也有意想在他的开明统治下恩赐人民民主。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 的开明盛世。如果再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则毛泽东这些“开明”言论，还另有谋划 ：力图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的开明形象，大有趁机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干部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同上《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 “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领导人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有阳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 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 ）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 “双百方针” 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霏（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 （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超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 （《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
2．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前述的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 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纪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甚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辩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 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这段话的精神转述的。而此时毛心目中要“暴露” “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 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3．急提反右“阳谋”在于安怃党内
但是，事情并不完全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前面说过，他认为，对双百方针，党内高级干部中本来有90%的人不赞成，而整风中动员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和基层的党员干部。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我接触的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居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 “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不想“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被干部视为 “毒蛇”。群众批评的矛头是指向基层干部，而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鸣放则居然直冲着毛泽东，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 。鸣放中也有人说，“三害” 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时清华学生和政治课教师就写大字报要团委书记。这位书记过去很爱训人，现在反过来遭群众的训斥，就非常紧张和反感。有位水利系的副教授在鸣放会上批评一位党委副书记的生活小节问题，并要求在校刊《新清华》上点名发表，其实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却引起这位同志高度紧张，专为此事到我家要求不要照登。当时我担任宣传部长兼校刊总编辑，奉行蒋南翔校长所指示的：校刊对群众鸣放要“有闻必录” 的方针，强调要尊重教师意见，否则会影响鸣放，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还是多少照顾他的脸面，在报道中删去了他的名字。他仍深为不满，后来反右时他成了积极的打手，并在他拟定的开除我党籍的决定中，列出一条罪状：“在校刊《新清华》报道中为右派分子掩过饰非，而右派对党的干部的恶毒攻击则要点名登载。”，可谓报了“一箭之仇” 。按“决定”中这句话的逻辑，校刊登载对党委干部的批评是“恶毒攻击”，不登（不暴露）则是“掩过饰非”，这种自相矛盾的罪状，充分反映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传统手法。
还有一些大字报要求取消党委书记们的特权（如有优待证，看病、理发优先），我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一条我们完全可以立即整改，取消优待证。但一位党委副书记却坚决反对，批评我不懂事，拍桌子骂群众是“借题发挥，企图借此打开一个缺口，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干部则私下埋怨、甚至骂毛主席不了解基层情况，干部受到群众鸣放的巨大“压力”，受不了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反右后省委即对他们进行报复。）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是故意“引蛇出洞”，是“阳谋”，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以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从而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令人叹为观止。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缘由是基于毛泽东的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据李锐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0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 （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手法吗？
当然，毛想利用双百方针暴露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的极少数“右派”，确如前述是早有预谋的。但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正是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领导权，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至于就清华大学的整风鸣放阶段而言，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及其他领导人，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 （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 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后2日），清华党委扩大会议，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 “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但此时他也并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阳谋”。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来清华，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蒋这才于5月24 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 ，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方针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 （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而置身领导人亲信圈子之外的我，既未蒙“打招呼”， 也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公开表示不满和抵制这种“故入人罪” 的策略，而在反右时落得一个“坚决抗拒党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 的罪名。（当然，这也是为了便于向毛泽东交待：清华之所以被批评“放”得不够，是因为清华党委内部出现了像袁永熙和郭道晖等抵制中央“暴露右派”方针的右派分子。）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有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常务副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
对于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90%的中央委员，以及省级以下的地方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大多数是赞成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因而基本上很少有抵触和反对的。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中国共产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 ！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不识时务，抗拒阳谋、抵制反右的基层干部。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 ，这些都是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虽然也有人在二校门贴反动标语，这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阶级斗争。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可能是片面、偏激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对我们的工作或对党员干部个人提意见，至少何还是拥护毛泽东这个“太阳” 的，怎么就是反党呢？说成是反党，我想不通。一位副书记辩驳说：“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来反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同我整整谈了4个小时，也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首先是反右。一点声明是：说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是右派，我保留意见。我说，“一二九运动”中钱伟长骑自行车到南京请愿；何成钧是于光远的同学，也是民先队员，解放后他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认为他们是爱国的（后来在划我为右派的决议上，这句话变成“郭道晖居然赞扬右派是爱国的”。）我还主动表示，既然我还搞不通，不宜继续领导《新清华》工作，请党委另派其他同志。当场南翔决定改由一位副书记直接主管。（好样的）
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是我被定为“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 的根据。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同毛泽东的阳谋沆瀣一气。
三、导致反右严重罪错的理论根源
导致反右的大劫难，应当说还有更深刻的理论根源。
所谓“两类矛盾论”
长期以来，毛泽东发明的这个理论被抬高为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诚然，人们长期只知有敌我阶级矛盾与斗争，而且错误地认为这个矛盾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越来越尖锐化。斯大林就说过：“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而不承认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强调日后应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并以正确处理这一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原也可说是毛泽东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理论建树。如能按照党的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与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去贯彻执行，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必将大为改观。
当时在清华党委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原始讲话时，我曾提出“自新中国建立，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胜利完成起，就应当说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理由是革命战争已基本结束，反动阶级的残余也已基本消灭，剩下的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初期属于“四个朋友”（即国旗上的四颗红星）之一（到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已“消灭” ）。至于大学内部，“解放后我们即取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学校，即已是人民的大学，学校的统治者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个别隐藏的特务或历史反革命，也不可能是主导的。所以，清华大学更应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可是在反右批判我时，说这种观点表明郭道晖“近年来受修正主义思想侵蚀很深”。在通过开除我的决定的党支部会上，党委第一副书记说：“郭道晖常自夸能独立思考，思想活跃，但是没有阶级分析观点，去年学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就认为‘现在主要矛盾是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认为学校从解放以来就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否定阶级斗争；在受到批判后还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不听党的话，就非摔跤不行。” （见同前《新清华》1958年2月11日报道，此处引自该刊原清样）。
但是，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刚刚讲过要正确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出三个月，就发生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地混淆、颠倒两类矛盾的“反右”事件，把本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把55万或几百万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敌人、反动派整肃了呢?一些论者大都把这归结为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及对这种形势严重性的过份估量，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两类矛盾” 理论本身是否就存在误区，导致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的重大错失呢?人们很少作这种思考。
社会矛盾是多样复杂的，而且随着革命胜利，人民政权的巩固，阶级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日益突出起来，而且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两类矛盾”的理论只是从政治上对社会矛盾的粗略划分，并不能完全覆盖社会矛盾多元的局面。敌我之间，总还存在第三者“友”或中立者。在敌我之间还存在广阔的灰色空间。可能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拥护社会主义，但他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就不能把他归入“敌人”一边。从法治观点看，政治上两类矛盾的划分，并不能反映与代替法律上不同主体与行为的区别。社会生活中有些矛盾既非敌我性质，也不好简单地以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如人权、公民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是不分敌我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一方是“敌人”，就一概剥夺其应享的人权和民事权利以及诉讼权利。即使是刑事罪犯，也不能简单套用“两类矛盾”来处理，去分清是“反革命强奸犯”，还是“人民内部强奸犯”。杀人犯虽有出于政治谋杀者，更多的是图财害命或情杀、仇杀，后者就不能归入“敌我”矛盾；但也不能说，他把别人杀了，还称他为“人民内部的杀人犯”。法律上的“矛盾”只有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等的区分。所谓的“右派”，其言论是否应受行政处罚还是刑事惩罚，不能以反右后在“正处”一文中添加进去的6条弹性极大、界限模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类矛盾的划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对政治斗争形势作总体估量，有其理论价值；用之于具体划定“右派”并据以判罪，是很难不出偏差、不“扩大化” 的。至于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 阶段还有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 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对一些右派只作降职、降薪、劳教 等行政处罚，名义上没有剥夺其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所谓给选票和饭票；实际上，戴上“右派” 帽子以后，就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权利事实上全被剥夺，很多人被流放劳改，不少人冤死狱中或饿死荒原。即使摘去了右派帽子。仍然称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度受到更残酷的虐待。这种处境直到20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才得改变。
“两类矛盾” 论除了对社会矛盾性质的划分过于简单化绝对化外，对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是简单化，即强调对敌人是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则只能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毛选5卷第371页)这也是对法制及其方法特点的蒙昧。从法治眼光看，对敌“专政”固然是强制性的；对人民内部矛盾，除思想矛盾外，只要涉及民事、行政纠纷，更不用说刑事犯罪，其最终司法处置办法都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不是靠民主“说服”、靠思想教育解决，而是给以人身或财产的制裁，甚至即使属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却罪可处死。
或许正因为误把民主的说服的方法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标志；因而，反过来，凡需给以强制性的制裁的，或矛盾激化而采取对抗形式的，就归属于敌我矛盾了。以致长期以来，把凡是具有异见或过激思想行为的人，以及凡是罪犯，都当作“敌人” 。直到以拨乱反正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只是提出“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是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和平时期，敌我界线本就难分，也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敌人（如解放初期遗留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任何人非经法院审判，不能擅自认定是罪犯，更何谈是否敌人。把社会矛盾简单化为敌我“非此即彼”的政治上两类，又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正是导致反右无限地、绝对地“扩大化”的理论根源。
（二）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党的八大决议和毛泽东“两类矛盾论”的原始讲话本来都扬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强调国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可是为了给反右制造理论根据，毛泽东在1957年7月反右高潮中正式发表的这个讲话全文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却添加了阶级斗争的说辞，宣称“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选第5卷第389页）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选第5卷第417页）
这些论断就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是善于借阶级斗争理论来压制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的。他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所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一概冠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把在运动中善意地对党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而把“右派分子” 界定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毛选第5卷第438页），把维护党的政治特权、领袖专政而镇压知识分子的违宪行为，说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者镇压民主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在经济上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为了搞反右派斗争，又把它说成是 “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构成了反右派和其他政治运动以及一切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本来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而在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以后，按恩格斯的理论，应是使阶级斗争缓和。他指出，国家之产生，就是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转见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使阶级斗争缓和，而且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经济基础已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还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里”，使之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以便打击和镇压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
按马克思的理论，阶级斗争只是指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任何非对立阶级间的矛盾冲突，都不能归结为阶级斗争；任何非政治性的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即使是对立阶级间个别分子的矛盾，如资本家与工人的经济纠纷，就不都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里的矛盾冲突，更非都是阶级斗争，其中较多的是真理与谬误、先进与保守以及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艺术流派之争。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只要不是作为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就不属于阶级斗争。它们既有互相排斥的方面，更有相互借鉴与继承的方面，并非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在出现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上并非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斗争，许多都是非阶级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斗争。即使有些制度、思想、理论、 概念、命题是先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理论家提出或实行的，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宪政、民主、权力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等等，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能将它们说成是“姓资”而加以否弃、批判、讨伐。
可见，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冠以“资产阶级”的贬称，是违反和歪曲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只是借此把几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消除这些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精英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威胁。此后，凡是要肃清异己势力，毛泽东无不祭起“资产阶级”的帽子，诸如把彭德怀作为 “资产阶级革命同路人”、“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打倒，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为了打倒威胁其绝对权威地位的刘少奇等人，又发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等头衔，加冕于其政治对手，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实这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极权专制的统治者镇压民主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异己势力的权力斗争。
（三）所谓 “反党”
对右派的定性，最后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少数“极右分子” 还被当作“反革命” ）什么算是反党？反对党的缺点错误也是反党吗？批评“党天下”是否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是否就等同于反革命？这些问题是一直未能澄清的。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另一理论渊源。
反右时，几乎凡对党委、党支部提批评性意见的多被批判为“反党”，更不要说批评毛泽东的“党天下”了。
1．对某个党组织或党员干部的批评，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
前述清华物理系一位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批评校党委领导人一手遮天，被批为是严重反党反毛主席，大逆不道。其实他只是批评清华的个别领导人，怎么就是反对整个共产党呢？那位副书记的理论解释是：“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个人来反党！” 这是把组成政治共同体（政党）的个人和部分的性质，等同于整体的性质，是违反系统论的。正如房屋的性质不能等同于构成房屋的砖瓦性质一样。
批评“党天下”就是反党吗？
可以说，“党天下”理论的最早创立者是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书中说，社会是由群众组成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集团支持的，这样从群众到阶级到政党到一党专政，斯大林更发展为领袖个人的专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当时就曾批评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党专政、领袖专政。她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阶级专政，而不是一个政党和集团专政。——这是一种以人民群众最积极地和不受限制地参加政权、以无限民主为基础的最广泛、最公开的阶级专政” ， “这种专政必须是整个阶级的任务，而不能由少数领导者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来把持。——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群众的参与一步一步地进行；它必须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为完全公开的活动所控制；必须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训练机会日益增多的产物。”（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40年纽约版第52-56页。转引自赖特·米尔斯编《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版。）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解放初期，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中都有民主党派人士，并非一党的“天下”。邓小平早在1941 年就批判“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认为是“‘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它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12页）
储安平等批评“党天下”，无非是反对共产党一党君临天下，高于一切，是有挑战共产党独享执政权的意思。但这同卢森堡、毛泽东、邓小平对党专政的批评，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党天下”也就是“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另一种说法。
问题还在于，批“党天下”还只是一种政见，没有以暴力或煽动暴力推翻政权。
再则，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然的、世袭的，而是要经过人民选举而得到授权的。即使新中国是共产党“打下的天下”，也要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前夕正式选举，确认和授权共产党的领袖为国家领导人，共产党才在程序上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1954年宪法及以后各次修宪，虽然在序言中肯定了党的领导，但并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必然或当然是执政党。领导党并不必然就是执政党。解放前我们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就并非全国性的执政党。
改革开放后1991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党的领导权不能等同于国家权力，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不是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见郭道晖：《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当时有的人承受不了这种观点，写文章批判我的这些观点，说是反对党的领导。现在后面这句话几乎原样地写入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边（“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曾庆红在他阐释这个决定的文章中还特地援引了这句话，说它“精辟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援引这句话加以强调。只因为我早说了11年而被批为“离经叛道”。
我们共产党如果不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不肃清 “以党治国 ” 、“党权高于一切” 的遗毒，不立新功的话，就有亡党的危险，苏共不是从执政党地位下台，成了在野党了吗？ 国民党不是也被赶下来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四）所谓“右派也有错误”
这是为 “反右扩大化”而强辩的一个理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场也是“史无前例”的“阳谋”大劫难中 , 说错话、做错事，恐怕谁都难免。何况, 在任何政治运动中, 也总会有个别坏人混杂其间。
问题在于, 从绝大多数人和从总体上考量，有必要分清几点：
1．言论自由就是有说错话的自由；错在反右，不在所谓“右派”言论
反右派运动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和执政党犯下的全国规模的大罪错。不仅对人民、对国家而且对党自身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和后遗症。从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 99.99%以上都已被“改正”了看来，反右显然是反错了。可是，纠正冤假错案时，对“右派”不说“平反”，而说“改正”，是一个有意模糊的概念。它可以误解为 “右派”已改邪归正，初期甚至称之为“改正右派”，如同称“摘帽右派”一样，又给戴上一顶新帽子。明明应是党“改正”了将人民和同志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有些人却把“改正”解释为对右派给予“宽大处理”，并反问道：“难道右派就没有错误吗？”以此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当年被批判的所谓“ 右派”言论, 除了大多数属于无中生有, 捕风捉影, 罗织罪名, 无限上纲，和以对当错, 是非颠倒者外, 说得上是“错误”的, 多是某些批评性言论和意见中有偏激或片面性。如果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利来看, 言论自由本来就是允许有讲错误言论的自由, 否则只能讲某个权威或领导人认为正确的话, 就不叫自由了。何况被认为错误的言论,往往是当时尚不易为人们理解的“ 超前”思想或难于接受的逆耳忠言。大多数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的党内外同志, 都属于后者。
2． 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 “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 而是55万或317万！) 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 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 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浩劫, 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 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投入北京草岚子和半步桥等监狱，或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等劳改农场，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庄等劳改营中度过半生。许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异乡。学生孙宝琮（前述《庶民报》的主编）因贴小字报反对神化毛泽东，坐牢22年。一个学生姓“党”名“治国”在校刊上发表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反对以党代政的文章（他这个真实姓名还被党委副书记胡某误认为是作者故意用来讽刺 “党天下” 而用的笔名，而质问我这个主编怎么连这点也看不清，大加问罪。）并在清华全校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黄万里（水力学专家，因反对修建造成水害的三门峡水坝而罹罪）两教授的大会上，上台为钱、黄辩护，被定右派，遣送劳改，后升级为反革命，判死刑，侥幸未被执行。 印尼回归华侨学生冯国在鸣放时发表演讲，控诉在肃反中对他的迫害，划为右派后在数个劳改营渡过几十年，曾判死刑，因是华侨得免执行。 学生张心涛、刘雪峰二人本是身高体壮的小伙子，划右后被发往清河劳改三分场，那里“犯人”多数是清华、北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生“右派” ，在“大跃进” 的大饥荒中期间，张、刘和其他300余学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几乎全部在夏季之前饿死。电机系学生陆浩清划右被开除、劳教，遭恋人抛弃，不堪劳改农场虐待而发疯，三次自杀终于成功。（见清华1968级毕业生丁抒写的《阳谋》，转引自周启博：《教育不应是一党私产》，载“天益博客”，2006-8-26 ） 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因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被捕入狱，死于劳改营。建筑系教授程应铨划右后妻子离婚另嫁，文革中再受折腾，万念俱灰，投清华游泳池自尽。……
至于有的老干部，如本文开头所讲的清华大学两位党委常委之死和前党委书记袁永熙的遭遇，已见一斑。而袁的结发前妻陈莲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蒋介石的政治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解放前同反动家庭作革命的决裂，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57年因她是团中央的高干（少儿部长），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离婚。文革中又因受他丈夫和她父亲的株连，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她这位被诬为“混入党内的特务”的革命妈妈“划清界限”而“决裂”。她遭此天大的冤屈，举目无亲，孓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和自己的人生决裂------在上海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本着社会良知作一下换位思考, 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省了 。
四、反右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反右不只是重大错误，而且是违宪违法的罪行；也不只是某个人或一些人的失误，而是由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执政党和以他为国家主席的政府施行的国家行为，国家及其领导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 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 剥夺其政治权利, 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 投入监狱, 至少是犯了过失罪, 是要受法律追究的，作为党政领导人，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政治道歉和国家赔偿。
至于那种狂风暴雨的反右大批判，则是在执政党的指使下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从民事权利上说，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陪礼道歉, 恢复名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执政党在“改正”划右错误决定后，至今连对被错划的人所作降级或开除等行政处罚而剥夺的原有工资，都未予补偿，其他物质与精神的赔偿就更无从谈起了）。
从程序上说, 不经司法机关审判, 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以“党法”代国法，由党委、党支部决定，就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至于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 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都是违法侵权行为。20年来都不许甄别 ，更是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过的。
这里不妨讲讲我的经历。记得1957年7月清华党委批判我的所谓 “右派” 言论，并与前党委书记袁永熙同被点名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发表揭批报道后，7月下旬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另几位副书记曾找我和周寿昌谈话，当时明确说明我们只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还继续给我们安排了工作。但到1958年2月，全国正式处理右派时，再次找我们谈话。蒋南翔说，现在不得已要划你们为右派，本来想挽回，所以批判你们后仍安排了工作，想看一看（可能既指看我们的态度表现，又是看中央的政策）。说他问过小平同志，这么一大批党内右派，都要开除，将来怎么办呢？邓小平讲：“第一，党员有右派言论的，一律开除出党，哭鼻子也不行。第二，开除以后，将来还可以重新入党。”（记得处理右派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习仲勋同志的谈话，其中公开提到党内右派开除党籍后，改造好了可重新入党。想必也是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据。）这就是说，你们两位开除以后，还可以重新入党。现在只有把你们开除，“党委的旗帜才能举得高” ，其意不言自明，实际上是给我们谈一个条件，答应我们还可重新入党，希望我们配合，不使党委为难（隐含的意思是好向上面交代，保住党委。事实上，在鸣放紧张阶段，常委中就有人建议“抛出一个党委干部” ，以缓解群众对党委的巨大压力）。还说党对你们是了解的，过去你们也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开除后不会就抛弃你们的，工作上会作出安排。（见我保留的这次谈话记录）
他这样说，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我1958年2月补划为“右派分子” ，才一年多，1959年10月宣布给我摘了帽子。1961年，清华党委就给我办理重新入党的手续，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还派了一位组织部干部赵斌同志来清华和我谈话，意在批准我重新入党。刘仁在解放前是北平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解放初期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经常到市委汇报工作，他也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反党野心，都是从参加地下党干过来的。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蒋南翔传话说：“对不起，我们打了报告给中央了，政治局决定，右派一个也不许甄别，党内右派一律不得重新入党。”看来邓小平原来的许诺，到毛泽东那里不灵了。1978年我通过彭珮云同志（她担任清华地下党总支领导人时是我的战友）向蒋南翔递交我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不久她转达南翔的回话，说碍难办到，“郭道晖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嘛。”这可能是担心给我翻案，引起连锁反应。（他起初是坚决反对给钱伟长和袁永熙“改正”的。）1979年王汉斌同志调我到全国人大新成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南翔的夫人后来也和我同事，她很善意地向我转达南翔的话说：“57年不是南翔、而是康生要划郭道晖为右派的。”这我可以理解。的确，康生曾插手清华的反右。他曾在当时的公开讲话中点名指斥清华政治课教师“全军覆没”，以致该三个教研组三位主任、党支书和近三分之二的教师被划为“右派”或以“右倾”名义受留党察看等处分。不过，康生怎么知道清华有个郭某人及其“右派言论”呢？我能理解蒋校长当时确有难处。他过去并非极左的人。他在清华多年，也力图对那些干扰正常教育秩序的政治运动有所抵制。早年在延安还曾上书中央对抢救运动表示异议。对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竟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 ，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话说回来。迄今，执政党对绝大多数“右派”只采取了所谓“改正”措施，而没有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向被错划的公民、党员正式道歉和赔偿。这本是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和作为要“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所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应当具备的政德不相符的。
国家是否可能犯错，甚至犯罪？这在历史上理论上曾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所谓“君主无过错”。也有所谓共产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天然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历史的实践包括苏联和我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打破了这种神话。
国家的罪错要不要由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赔偿责任？现代民主的文明的国家已日渐确认因国家行为而产生对社会、对公众、对个人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损害，不仅对直接责任人要追究政治与法律责任，而且国家领导人也要承担国家责任。
承担国家责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责任，由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道歉，对外向受损害的国家、对内向受损害的人民道歉，或者辞职；二是法律责任，由国家对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人给予经济赔偿。（政治道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或精神补偿。）即使政府没有过错，而是为了多数人利益而连带使另一些人或某个人遭受损失，国家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因为，如果不是出于本人的道德自愿，任何个体在法律上没有为集体利益而牺牲或放弃自身权益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伦理。
关于承担国家政治责任，二战后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勃兰特在上世纪40年代曾是参加抵抗纳粹活动的青年，30年后当了德国总理，却代表德国向被自己的前任杀害的受难者下跪，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涮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为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开启了良好的范例。此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96年、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裔民族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转引自《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序言》，博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页。） 菲律宾后任总统对前任马科斯总统独裁时期镇压人民的罪行，向人民道歉。韩国总统也曾因国内某座桥梁折断死伤不少人而向国人道歉，韩国总理还表示以辞职承担政治责任。至于近年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恐怖事件、飓风水灾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等，该国首脑大都承担政府防备、救济不周的政治责任，向人民道歉，有时全国还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
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此举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 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抓去英国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 ，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
即使在我国台湾，马英九在他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曾以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据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道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2005年4月24日）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新浪网2006年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报道）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因为国家责任固然与领导人的个人罪错相连，但也不能只是追究个人责任，而忽视制度的更张。后者才是防止重犯错误的治本之道。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还缺乏这种习惯和责任感与勇气。即使偶或有所表示，也言不由衷，表面文章而已。远者如我国古代有些无道昏君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也被迫颁发“罪己诏”，但往往只是害怕“天谴”，或借以愚民的手段，而非对人民负责。又如延安整风后期搞所谓“抢救运动”，伤了很多干部，毛泽东曾脱帽敬礼表示道歉。“大跃进” 饿死几千万人，在后来1962年党内“七千人大会”上，党的领导人刘少奇等也作检讨，毛泽东也表示他作为党的主席要负主要责任。但都只是在党内秘密会议上的一种姿态，不是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因而并没有实际上承担责任，也因而没有真正汲取教训。
倒是原文艺界的掌门人周扬，在文革前有过许多“左”的错误，伤害了许多人；文革结束后他对被侵害的人一一登门道歉，并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作长篇发言，向过去被自己粗暴伤害过的同志赔礼道歉。老作家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有错误，承认了就好！”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他经过道歉和反省，也改变了过去“左”的观念，起而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广泛的好评。
但遗憾的是，对改革开放前反右等等运动伤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饿死数以千万人计的大灾难，迄今未见党和政府的政治道歉，也不被认为其后继的领导人要承担政治道歉责任或国家赔偿的责任。这些都是有失社会公平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过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错为什么还要求其后任者负责？对此，逻辑的理由是：正如一家公司更换了董事长或总经理，继任者不能不负责偿还他的前任所欠下的债务一样。既然是那些罪错是国家行为，就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且只要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继续存在，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后任领导人就不能因前任的离去而推卸国家责任。
当然，就反右运动而言，是毛泽东的权谋及主持其事的最高当局决策错误导致的, 不能归咎于基层负责人，但决定“右派”的人选, 虽有“党法”为据，毋庸讳言，有的单位也是有不便明言的复杂的个人因素介入的。 主持反右的基层党政领导人虽可以不负政治、法律责任, 不等于没有任何道义责任。“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都是有教训值得记取的。
值得一提的是， 30多年后，勃兰特的后继领导人、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给纪念碑献花圈，以示道歉时，道出一句肺腑之言：“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行文至此，回顾本文开头所引谭震林的剀切陈词，人们有理由希望和要求，祸殃百万、千万乃至亿万中国人的“空前”历史罪错，也应是“绝后”的。要化解我国历史上和现今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平，除了采取各种经济的和社会保障的诸多措施以外，强化国家责任意识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意识，并切实承担和落实各项责任措施，补偿受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才能偿清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债务，卸去社会不平造成的包袱，也才能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轻装前进，走向新的未来！
-----初稿于反右59周年（2007年），修订于“处右”50周年（2008年2月）
网友推荐，五柳村2008年6月20日收到。
--------以本人亲历论析整风反右运动
郭道晖
[按]：本文作者郭道晖，1928年生，解放前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和《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是作者根据1957年他所知悉并纪录、保存下来的中央有关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和本人在清华大学的亲身经历，参考其他有关材料，以新的视角对整风、反右运动的史实和理论问题所作的评析。
前 言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今年（2008）则是“处右” 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 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 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 。所谓“必要性 ”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 “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 .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 ）清华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全部“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 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 “量变到质变” 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至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 （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 人），其中被划为“右派” 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 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下放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提到AB团，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1980年1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 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中，抓“AB团”“第三党”，大搞逼供信，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高法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都被杀光，夏曦还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反AB团就是对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的一次清洗（甚至见到衣上插了一支钢笔，也被当做知识分子被拖出杀掉。）。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包括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矛头也是对着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初期批武训传、批胡适、俞平伯、胡风以及在机关和学校搞肃反，大都如此。
反右及所谓“扩大化”只是“失误”吗？——对广大党的基层干部而言，或可有“失误”之说；对始作俑者而言，既然公开声称是“阳谋”，就不是出于无心。事实上，毛泽东作为历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异己”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的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 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个人恩怨和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 失败的重大罪责。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的身边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 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于死地。这些都可说是阳谋，因为大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而且个人的专制都裹上了好听的“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乃至“大民主” 、“群众专政”的外衣。其阳谋背后的权谋，常人难以揣测。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 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权谋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却忽视了毛泽东对整风和鸣放本身的原初目的；也有些神化毛泽东早有反右的先见之明，神机妙算；更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纪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一、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
（一）整风为了防腐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 年党内就进行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自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给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起初也都是强调要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帮党整风。笔者在4月23日举行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听到传达彭真最近的讲话。他说：
目前主要是“放”。只许我放，不许你放，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恶霸作风。
有的干部对两种矛盾不分，以对待反革命办法对待人民。老干部是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但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干部（思想）未转变。讲矛盾，我们是主要方面。
现在不是极端民主，而是民主不够。群众写信不敢写名字。
有20%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应即发展一批（如梁思成）。” （据笔者保留至今的笔记本纪录，下同。）
到5月15日前某日，清华党委常委领导核心派我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各机关、高校、工厂领导人的会议，出席的大多是各单位一、二把手，听市委领导部署整风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副书记刘仁都讲了话。彭真说：
现在（形势）比延安整风还好。一检查矛盾，矛盾都出来了。北大（发动“鸣放” ）较早，人大、清华也开始了，师大……。看出来，我们党不整不得了。虽然我们（进城）只7年多，但特权思想那么重，宗派主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的党员干部说）“我是领导人，你那算得什么！”一甩！官僚主义那样多，还有教条主义。……大学校中，对教授发通知不用“同志”（称呼），而“此令”，这简直不像话！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你怎么好意思“此令！”只有毛主席有时候才用“令”。
目前，上海、北京（鸣放）比较轰得多，……现在比较紧张了，也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上海工人、学生请愿的也很多，好几百人。
这样整，不要好久就可以把风气整好。
到现在为止，批评可分三类：（1）的确我们有缺点错误，至少90%以上是这类批评，是对的，不管话如何难听；（2）不正确的，听还是要听，但可不接受；（3）也还有反动思想在鸣：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资产阶级领导，有的不是批评，而是反攻，这些意见是少数。
报纸上不要把难听的话勾掉，要相信群众能鉴别，讲出来他会在群众中孤立。有的报纸把坏话勾掉了，是软弱，怕搞垮。----就是搞垮了，咱们再做几年地下工作，打游击，再搞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什么可怕？
我们这些缺点、问题，不整，就亡国。现在一整，睡午觉的人也少了。
十足的官僚主义也不少，占了茅坑不拉屎。
提出意见，还应该解决。可能解决的都应解决。
有的干部把自己的老婆硬要放在学校收发室、人事室，工作能力没人高，级别却比别人高。党内拼命争级，不争自己作了多少工作，不讲贡献，这不是咱们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人家比你能力强、本事高，是15级；你却13级，还与人争，你那么低级趣味！应当自动提出降级。不要搞成低级趣味。一个校长，同在一个院子 ，还（专为你）搞个收发室，你不是找挨骂？！“此令！”-----你为什么不“此致敬礼！”市委给你来个“此令”，你舒服吗？
你自己造成狂风暴雨，怪谁？有些同志很气，说要上吊。……
一个干部升了级，又撤（换）桌子又撤（换）椅子，……为什么如此低级趣味！
有些党员就会打推身拳，自己的事都推出去，不为群众打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像个党员样子。自己工作根本没有作好，一遇到别人批评，就打离身拳，自私自利！（郭按：我记得彭此话是严厉批评一位在场的工厂党委书记，此前他在会上受到刘仁和彭真的质问，当场检讨时还在“打离身拳”，引起彭、刘很大不满。我听到彭居然不留情面当众批评他，深感市委领导对整风的雷厉风行）。
工厂工人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不要搞乱了。对中小学生（的出路问题），一律不要许愿。只要他劳动，到工厂当学徒，到农村当农民（都可以）。不要许愿，不必去为毛主席竞选，不要你去买个好，我去买个好，这是市侩作风。说什么“我没有意见，只看领导如何。”
一面整风，一面听意见，一面改进。
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仁也讲了话，对整风作了部署，言辞也很严厉。其中批评了党内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腐败作风，并指出：
要使对我们有意见、不满的人都能提出来。他们要看，怕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绝大多数批评是对的。……三反五反，都是我们整他们，这一次应当让他们出出怨气，越难听的话越要听。如不整，共产党就会腐败下去，天下就不见得是我们的。良药苦口利于病。……东北沈阳工学院要求公审肃反五人小组。……凡搞错的，要道歉；原来在大会上斗争的就仍在大会上道歉，最后由市委负责。这件事越主动越好，不要羞羞答答，不承认错又不认错。肃反的结论也可考虑收回，不要装在青年档案中。
必须放。不能又放又收。……有人说，“不止毒草，毒蛇也出来了。”毒蛇也让他出来，毒蛇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从毛、彭、刘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来，他们起初确是要整风的，而且矛头是对着党内干部，看不出这里面有故意“引蛇出洞” 的图谋。至少也可推知，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和作为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刘仁这样级别的党的领导人，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也还不知道毛泽东另有“阳谋”。
此前，约在5月上旬（9日？）清华党委常委会上还曾传达了彭真另一次讲话，口气稍有不同：
“政治局开了会，认为原定学文件方式整风，现在看来不够。最近党外提了一下（意见），那么多，帮助极大。目前上海、北京真正放了，90%好。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从爱国主义看，好，耿直。如果像现在情形搞（下去），官僚主义等等很难存在下去。
发言中确有少数人反共。右派讲的不管怎样也要登。教育中间分子要用右派去教育。现在马寅初也说话了，说没有党不行。”
下面具体交代了报纸如何报道鸣放中的发言。特别叮嘱“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否则就被动了。”“整风是和风细雨。三反、肃反是敌我问题，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这是指共产党要执行这一条。但是党外（向我们）提意见则不然，我们要经得起狂风暴雨。”
“整风一方面整自己，改进作风；一方面使群众中右派向我们逐渐靠拢、改造。”“现在斗争比较复杂，一是我们要整风；但也确有另一面，有人想把我们整到资本主义，我看这就有点对抗性。”
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当局对“右派言论”开始警觉起来，但并没有要发动反右大斗争的意思，只是要在群众中孤立他们，教育改造他们，还希望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里还可以从此前邓小平对清华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的看法，来印证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专论）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的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的准备。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 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 。（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中共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还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文革后期“批邓” 时，有位紧跟“江青在清华的两条走狗——迟群、谢静宜”的清华原党委副书记胡某，却批判邓的这个报告是“狂热地鼓吹修正主义” 。
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但又说：“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枪，你怕他干什么?” 认为不要把他开除，要留下当“反面教员”。毛这句话，倒使他在反右中幸免追究。这也可以说，即使毛泽东在起初也并没有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扩大打击面。
2、整风意在敲打异己
以上所述关于整风以防腐，可说是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还另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异己、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批评薄一波的“右倾” 。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
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更使他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见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发言，载当时会议所发中央国家机关第12组第14号简报。）在上述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而现今 “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在握，他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至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就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谋算，因“右派” （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 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反而矛头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 、“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 ，“老和尚” 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何况党内很多中高级干部也反对大鸣大放（详后），他怕失去广大干部的支持，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 “放” 为“收” ，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但是，党内中基层干部中借整风来排除异己，公报私仇，则大有人在。）
二、对大鸣大放阶段的历史评价
对整风反右，我认为需要分两个阶段和两类对象来分析。
所谓两个阶段，是指鸣放阶段和反右阶段；两种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这两阶段和两种对象是应加区别看待的。
（一）“大鸣大放”是一场人民民主的宪政运动
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来审视和评价，单就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阶段而言，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批胡风、机关学校内部肃反等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在一部分人士中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初次思想解放的尝试。
据官方统计，5 月2日至5 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意见也越来越直击要害。
清华大学师生鸣放的内容
前面提到的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1956年9月16日给党的“八大”的信），认为“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地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艺术作品中“把人民的自发的好强提高到首位”；在组织上机构上把统一的组织机构化为许多性情相投的人结合起来的小单位，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他认为目前是和平时期，军事机构不应占有优越的地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要求用自报公议的方法来挑选党的积极分子。（转引自《清华大学反右大事记》）。现在不难评断，蒋维泓的这些意见是切中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日益彰显的弊病。
到1957年5、6月间整风鸣放期间，清华学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问题，如批评1952年学苏搞院系调整，使清华沦为单纯工科大学，要求实行“理工合校”；对党的干部作风不满，贴大字报要求团委书记；反对党委领导干部享有特权，要求取消对他们的“优待证”，……等等。属于政治性的则有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在学生中搞肃反，侵犯人权，其中有云：“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其杂文《神、鬼、人》中说：“人之所以敬神（隐喻共产党）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表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还有的大字报要求“还政于民” 、为胡风翻案；……等等。这些言论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实则都是公民言论自由，而且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在教授中，经反复动员鸣放，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大多是教育方针和体制、党群关系问题。如无线电系教授常迵（他此前还是靠拢党的进步教授）说，党群之间有道墙，虽不是铜墙铁壁，却是篱笆墙，隔篱相望，就是走不到一块。墙的筑成，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表现在只信任党员，不信任非党员。（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1957年5月22日第184期） 物理系一位教授何成钧批评校领导，说“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至于政治方面，则多集中在肃反中的侵犯人权问题，物理教研组被错批斗的教师诉说肃反中 “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 他们批评校党委主持的肃反是违反宪法，肃反案件应该交法院审理。他们还举出1954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为自己和他人在肃反中所受冤屈辩护。（见1957年6月3日第190期《新清华》报道。） 这表明当时教师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人权观念。而党中央及基层干部则为了搞所谓的阶级斗争，而不顾刚通过才3年的宪法。
此外，物理系一位刚“海归”的教授徐璋本，不谙中国“国情”和政局，误认为中国有像美国一样的言论自由，大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要实行多党制民主，这种思想言论在国内头脑“正常”的人看来，实属大逆不道，反右初即被作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关入监狱。
北大、人大学生的鸣放在民主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上比清华要高很多。已有许多文章专题论述，这里不赘。
法学界法律界的鸣放。
这是值得特别加以反思的。我在1998年主编了一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一部分是以访谈录的方式请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学者回忆当年的情况。使我得出两点感慨：一是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是一个重灾区，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二是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 实际上是针对执政党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法治呼吁和启蒙，可是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
政法干部与法学者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是惊人的。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象上海第二中级法院民庭20人中，划为右派的有8人，占40%。有的学校法律系的老教授几乎“一网打尽”。象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梅汝敖等堪称中国“法学泰斗”的老一辈法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当年还是年轻教师、现在是我国的资深法学教授，如沈宗灵、江平、吴家麟、马克昌……等许多人，也难逃劫难。其实，法学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性的原则、规则、观点、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著名的老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因为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立法观点”，是“企图把那些象他自己一样的‘老法学家’，拉进立法部门，从而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见前引“实录”第99页)。他主张法律应当体现社会正义，要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也被质问：这些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便利谁，对付谁?是什么用心?”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担任过多所著名大学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他曾在国民党司法界任要职，解放后留在大陆不走，竟怀疑他是“潜伏特务” ！反右中他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另一位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结果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也病死狱中，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见“实录”第83－84页)
以上只是法律界、法学界在1957年所遭摧残之一斑，也可略见当时主其事者对法治是多么无知和蒙瞳；更反映了法学界人士在鸣放中的民主与正义呼声。在我主编那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时，读到当年的受难者与知情人一篇篇用血和泪写出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唏嘘叹息!一位资深的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在寄来思忆文稿时，还附上1957 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所谓“右派”言论全文的复印件。我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若不是上面印有该报当年出版日期，完全可以误认为是40年后的今天写的。字字玑珠，可圈可点，在现今已是法律常识，但早说了40年却是反动言论!历史的“误会”竟致如此!难怪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可以说，不待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早已革了“法文化”的命。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3．民主党派人士的鸣放。他们的民主诉求更高于一般知识分子。批评“党天下”， 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甚至要求“轮流坐庄” 等等挑战毛泽东及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言论都出来了，这种不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出乎他的意外的态势，大大刺激毛的神经。正如章伯钧在一次鸣放会上的发言说的：“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此时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感到如此意外，但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和中国历史上最有权谋的策略大师，并不像章伯钧预料的那样“进退失措”，而是来一个紧急刹车，和180度大转盘，不惜背弃“言者无罪”的诺言，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
反右是毛泽东恐惧和镇压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继续。毛出身农民，他领导的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因而不排除他潜意识中存在“李自成情结”：一有李自成的前车之鉴，怕干部腐败而失去江山，故而要整风；二怕知识分子造反，被夺走江山，所以要反右。他说过：秦始皇坑儒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 。所以，反右导致伤害55万无辜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反右也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开端，即他在1957年7月所撰《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所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选第5卷第461页）
（二）如何评价人民群众参与整风鸣放的历史意义
1957年的整风，是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却转而反右、走向其原初愿望的反面的政治运动。从人民立场和民主的宪政思想来审视和评价，1957年的大鸣大放，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一次违反其发动者初衷的人民自发性民主运动。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大鸣大放中群众对基层党委或仅仅是对党支部和党员个人的批评，固然属于公民对执政党正常的监督权利；即使涉及党的领导权的某些过激言论，由于并非煽动暴力，更未见诸实际动员和组织的行动，从法治原则而言，属于非“立时和现实危险” 的言论，在真正民主的国家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当言者无罪。
这个运动以具有社会良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执政党的 “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批评监督的客体和有此“三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对象。它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积累的社会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人们的一次公然抗争；是在苏共和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的党专政影响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称他们是“民主个人主义” ，在建国初期就为文大加批判）为挣脱执政党教条主义思想控制的一次尝试。在鸣放中群众创造的大字报形式，也是继承了解放前学生运动的民主传统，是公民参与政治、突破官方封锁、反对官僚主义统治的一种民主手段。（只是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官方御用势力接过去，变为打击进步势力的专政工具。）
如鲁迅所说：“ 我 们 从 古 以 来 ， 就 有 埋 头 苦 干 的 人 ， 有 拼 命 硬 干 的 人 ， 有 为 民 请 命 的 人 ， 有 舍 身 求 法 的 人 ，……这 就 是 中 国 的 脊 梁 。” （ 鲁 迅 ： 《 中 国 人 失 掉 自 信 力 了 吗 》 ， 《 鲁 迅 全 集 》1956年版， 第6卷 第118页 。） 对于那些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志士仁人，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来说，在鸣放中挺 身 而 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 ，勇敢地站出来发表对国是的主张和对执政党的批评，而沦为“俎上肉”，被打成“右派” 而遭罪，可以视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付出的“必要的”代价。他们虽然受到镇压而失败，但历史对他们还是公正的。他们高扬的民主自由旗帜和特立独行的崇高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人们不必以“上当受骗”来替他们抱屈。即使鸣放是毛泽东设下的陷阱，他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坚持真理、赶为民先的精神，出了像林昭、林希翎等民主斗士，她（他）们代表了这场民主斗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是应当“留取丹青照汗青”的。
所以，对于当年的“反右”，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当作一桩历史“冤案”来看待；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能只停留在把他们作为无辜受冤者给以同情；而应当从历史高度上加以评价：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当然，对大多数本来是拥护现行体制的党内外积极分子和普通公民，也因响应党的号召而蒙难的，才真是“上当受骗”，是一场悲剧。
反之，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并把它推向“一个人说了算” 的高峰；但从历史长河看，正是反右的“伟大胜利”，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实质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的大失败和文革大革命的大灾难，其被神化的“英明正确” 绝对权威实际上也走向反面。这也许可说是他个人的悲剧。
（三）如何区分“左右”
“右派”一词，本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般都属于内部不同政见的群体。在外国，也有称之为鹰派和鸽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选5卷428页)其实，敌对阵营中也可以分左中右。1957年6月反右以前，毛泽东也讲过多次右派问题，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落后派别，或党内相对于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派别来对待。即使他在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当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可是不到20天，右派被称为“反动分子”(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5卷431页)。再过一个月，进而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充军”边疆或投入监狱。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 阶段还有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 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更可悲的是，以宪法和民主运动的视角辨析，左与右恰恰是被颠倒了。人民群众或公民个人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革新政治，维护公民权利，实现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即使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主张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 范畴，但相对于毛泽东自诩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压制和侵犯人权和公民宪法权利而言，真正的右派倒应是后者；而当时所划的“右派” 则应当属于民主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或者是真正的左派。
对此，在1957年反右之前和初始阶段，本人就曾同清华一位党委常委委员辩论过。他硬说那些主张民主的人士是“右派”；我则认为他们应当属于民主派、左派（不打引号的） 。后来在反右中就以此批判我是“顽固站在右派立场，连左右都分不清！” （其实这个批评应当还给批判者自己）。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中，也没有忘了加给我一条罪状：“在党委内部以‘民主派’‘左派’自居，而诬蔑坚持中央鸣放方针的同志是‘右派’‘有顾虑’、‘不虚心’”。(按：清华党委对我的划右决定中罗织我的主要罪状，一是“坚决抗拒暴露右派的方针”，这是指我在兼任校刊《新清华》总编辑时抗拒 “阳谋”， 抵制发表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报道，认为“这样做，有失共产党员的良心” ；二是“在反右前夕，蒋南翔同志同其他五位党委副书记一起，找他谈了近四小时，说明中央关于鸣放的方针，而郭却坚持自己的观点，顽固地站在与党委对立的立场。反右初期，情绪抵触”。（见《新清华》1958年2月11日《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报道和“决定”的油印文本）这是指我在谈话中反对把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定性为 “阶级斗争” ，对开展“反右” 斗争和要划钱伟长、何成钧等清华教授为右派，明确声明“保留意见”，认为他们是爱国的。) 我的这类观点和立场，究竟是“右”还是比较中肯呢？
（四）区别两类对象
反右的锋芒是针对两类人：一类是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一类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主义精英。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 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对二者略加区别。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1．据现今公开的苏联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 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遵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根据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公开的秘密档案。）
2．另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当时负责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 ，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 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和谐民主。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 “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学生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搞社会学的，在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潘先生在社会系和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3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脑子里想，为什么把他搞的那么突出，3次还不让过关？而冯友兰，他曾给蒋介石讲过课，那时被说成是“太师爷”， 他不算民主人士（在学问方面是个大师），却一次检讨就过了关（可能他懂得“与时俱进”吧）。
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北京市委指示行事。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里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 当时统战部干部吴维成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思想改造运动中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 特别是民盟中央 )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这是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决策。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是可说是“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 ），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 的。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 “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及钱伟长）。只是由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放”出了一些大出他意外的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言论，感到危及其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才大打出手，使反右“扩大化”。
（五）双百方针并非全为“引蛇出洞”。
1．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 ，而苏共20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 “向科学进军” 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踌躇满志，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大讲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十分开放。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很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应当说也有意想在他的开明统治下恩赐人民民主。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 的开明盛世。如果再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则毛泽东这些“开明”言论，还另有谋划 ：力图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的开明形象，大有趁机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干部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同上《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 “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领导人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有阳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 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 ）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 “双百方针” 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霏（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 （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超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 （《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
2．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前述的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 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纪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甚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辩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 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这段话的精神转述的。而此时毛心目中要“暴露” “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 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3．急提反右“阳谋”在于安怃党内
但是，事情并不完全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前面说过，他认为，对双百方针，党内高级干部中本来有90%的人不赞成，而整风中动员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和基层的党员干部。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我接触的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居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 “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不想“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被干部视为 “毒蛇”。群众批评的矛头是指向基层干部，而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鸣放则居然直冲着毛泽东，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 。鸣放中也有人说，“三害” 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时清华学生和政治课教师就写大字报要团委书记。这位书记过去很爱训人，现在反过来遭群众的训斥，就非常紧张和反感。有位水利系的副教授在鸣放会上批评一位党委副书记的生活小节问题，并要求在校刊《新清华》上点名发表，其实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却引起这位同志高度紧张，专为此事到我家要求不要照登。当时我担任宣传部长兼校刊总编辑，奉行蒋南翔校长所指示的：校刊对群众鸣放要“有闻必录” 的方针，强调要尊重教师意见，否则会影响鸣放，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还是多少照顾他的脸面，在报道中删去了他的名字。他仍深为不满，后来反右时他成了积极的打手，并在他拟定的开除我党籍的决定中，列出一条罪状：“在校刊《新清华》报道中为右派分子掩过饰非，而右派对党的干部的恶毒攻击则要点名登载。”，可谓报了“一箭之仇” 。按“决定”中这句话的逻辑，校刊登载对党委干部的批评是“恶毒攻击”，不登（不暴露）则是“掩过饰非”，这种自相矛盾的罪状，充分反映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传统手法。
还有一些大字报要求取消党委书记们的特权（如有优待证，看病、理发优先），我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一条我们完全可以立即整改，取消优待证。但一位党委副书记却坚决反对，批评我不懂事，拍桌子骂群众是“借题发挥，企图借此打开一个缺口，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干部则私下埋怨、甚至骂毛主席不了解基层情况，干部受到群众鸣放的巨大“压力”，受不了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反右后省委即对他们进行报复。）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是故意“引蛇出洞”，是“阳谋”，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以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从而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令人叹为观止。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缘由是基于毛泽东的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据李锐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0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 （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手法吗？
当然，毛想利用双百方针暴露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的极少数“右派”，确如前述是早有预谋的。但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正是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领导权，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至于就清华大学的整风鸣放阶段而言，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及其他领导人，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 （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 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后2日），清华党委扩大会议，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 “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但此时他也并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阳谋”。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来清华，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蒋这才于5月24 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 ，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方针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 （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而置身领导人亲信圈子之外的我，既未蒙“打招呼”， 也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公开表示不满和抵制这种“故入人罪” 的策略，而在反右时落得一个“坚决抗拒党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 的罪名。（当然，这也是为了便于向毛泽东交待：清华之所以被批评“放”得不够，是因为清华党委内部出现了像袁永熙和郭道晖等抵制中央“暴露右派”方针的右派分子。）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有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常务副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
对于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90%的中央委员，以及省级以下的地方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大多数是赞成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因而基本上很少有抵触和反对的。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中国共产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 ！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不识时务，抗拒阳谋、抵制反右的基层干部。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 ，这些都是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虽然也有人在二校门贴反动标语，这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阶级斗争。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可能是片面、偏激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对我们的工作或对党员干部个人提意见，至少何还是拥护毛泽东这个“太阳” 的，怎么就是反党呢？说成是反党，我想不通。一位副书记辩驳说：“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来反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同我整整谈了4个小时，也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首先是反右。一点声明是：说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是右派，我保留意见。我说，“一二九运动”中钱伟长骑自行车到南京请愿；何成钧是于光远的同学，也是民先队员，解放后他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认为他们是爱国的（后来在划我为右派的决议上，这句话变成“郭道晖居然赞扬右派是爱国的”。）我还主动表示，既然我还搞不通，不宜继续领导《新清华》工作，请党委另派其他同志。当场南翔决定改由一位副书记直接主管。（好样的）
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是我被定为“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 的根据。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同毛泽东的阳谋沆瀣一气。
三、导致反右严重罪错的理论根源
导致反右的大劫难，应当说还有更深刻的理论根源。
所谓“两类矛盾论”
长期以来，毛泽东发明的这个理论被抬高为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诚然，人们长期只知有敌我阶级矛盾与斗争，而且错误地认为这个矛盾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越来越尖锐化。斯大林就说过：“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而不承认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强调日后应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并以正确处理这一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原也可说是毛泽东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理论建树。如能按照党的八大所确定的路线与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去贯彻执行，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必将大为改观。
当时在清华党委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原始讲话时，我曾提出“自新中国建立，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胜利完成起，就应当说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理由是革命战争已基本结束，反动阶级的残余也已基本消灭，剩下的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初期属于“四个朋友”（即国旗上的四颗红星）之一（到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已“消灭” ）。至于大学内部，“解放后我们即取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学校，即已是人民的大学，学校的统治者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个别隐藏的特务或历史反革命，也不可能是主导的。所以，清华大学更应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可是在反右批判我时，说这种观点表明郭道晖“近年来受修正主义思想侵蚀很深”。在通过开除我的决定的党支部会上，党委第一副书记说：“郭道晖常自夸能独立思考，思想活跃，但是没有阶级分析观点，去年学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就认为‘现在主要矛盾是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认为学校从解放以来就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否定阶级斗争；在受到批判后还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不听党的话，就非摔跤不行。” （见同前《新清华》1958年2月11日报道，此处引自该刊原清样）。
但是，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刚刚讲过要正确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出三个月，就发生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地混淆、颠倒两类矛盾的“反右”事件，把本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把55万或几百万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敌人、反动派整肃了呢?一些论者大都把这归结为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及对这种形势严重性的过份估量，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两类矛盾” 理论本身是否就存在误区，导致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的重大错失呢?人们很少作这种思考。
社会矛盾是多样复杂的，而且随着革命胜利，人民政权的巩固，阶级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日益突出起来，而且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两类矛盾”的理论只是从政治上对社会矛盾的粗略划分，并不能完全覆盖社会矛盾多元的局面。敌我之间，总还存在第三者“友”或中立者。在敌我之间还存在广阔的灰色空间。可能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拥护社会主义，但他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就不能把他归入“敌人”一边。从法治观点看，政治上两类矛盾的划分，并不能反映与代替法律上不同主体与行为的区别。社会生活中有些矛盾既非敌我性质，也不好简单地以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如人权、公民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是不分敌我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一方是“敌人”，就一概剥夺其应享的人权和民事权利以及诉讼权利。即使是刑事罪犯，也不能简单套用“两类矛盾”来处理，去分清是“反革命强奸犯”，还是“人民内部强奸犯”。杀人犯虽有出于政治谋杀者，更多的是图财害命或情杀、仇杀，后者就不能归入“敌我”矛盾；但也不能说，他把别人杀了，还称他为“人民内部的杀人犯”。法律上的“矛盾”只有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等的区分。所谓的“右派”，其言论是否应受行政处罚还是刑事惩罚，不能以反右后在“正处”一文中添加进去的6条弹性极大、界限模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类矛盾的划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对政治斗争形势作总体估量，有其理论价值；用之于具体划定“右派”并据以判罪，是很难不出偏差、不“扩大化” 的。至于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 阶段还有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 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即对一些右派只作降职、降薪、劳教 等行政处罚，名义上没有剥夺其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所谓给选票和饭票；实际上，戴上“右派” 帽子以后，就永世不得翻身，政治权利事实上全被剥夺，很多人被流放劳改，不少人冤死狱中或饿死荒原。即使摘去了右派帽子。仍然称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度受到更残酷的虐待。这种处境直到20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才得改变。
“两类矛盾” 论除了对社会矛盾性质的划分过于简单化绝对化外，对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是简单化，即强调对敌人是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则只能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毛选5卷第371页)这也是对法制及其方法特点的蒙昧。从法治眼光看，对敌“专政”固然是强制性的；对人民内部矛盾，除思想矛盾外，只要涉及民事、行政纠纷，更不用说刑事犯罪，其最终司法处置办法都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不是靠民主“说服”、靠思想教育解决，而是给以人身或财产的制裁，甚至即使属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却罪可处死。
或许正因为误把民主的说服的方法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标志；因而，反过来，凡需给以强制性的制裁的，或矛盾激化而采取对抗形式的，就归属于敌我矛盾了。以致长期以来，把凡是具有异见或过激思想行为的人，以及凡是罪犯，都当作“敌人” 。直到以拨乱反正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只是提出“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是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和平时期，敌我界线本就难分，也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敌人（如解放初期遗留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任何人非经法院审判，不能擅自认定是罪犯，更何谈是否敌人。把社会矛盾简单化为敌我“非此即彼”的政治上两类，又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正是导致反右无限地、绝对地“扩大化”的理论根源。
（二）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党的八大决议和毛泽东“两类矛盾论”的原始讲话本来都扬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强调国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可是为了给反右制造理论根据，毛泽东在1957年7月反右高潮中正式发表的这个讲话全文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却添加了阶级斗争的说辞，宣称“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毛选第5卷第389页） “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选第5卷第417页）
这些论断就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是善于借阶级斗争理论来压制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的。他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所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一概冠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把在运动中善意地对党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而把“右派分子” 界定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毛选第5卷第438页），把维护党的政治特权、领袖专政而镇压知识分子的违宪行为，说成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者镇压民主知识分子阶层的斗争）；在经济上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为了搞反右派斗争，又把它说成是 “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构成了反右派和其他政治运动以及一切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本来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而在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以后，按恩格斯的理论，应是使阶级斗争缓和。他指出，国家之产生，就是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转见列宁《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使阶级斗争缓和，而且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经济基础已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还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里”，使之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以便打击和镇压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
按马克思的理论，阶级斗争只是指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之间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任何非对立阶级间的矛盾冲突，都不能归结为阶级斗争；任何非政治性的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即使是对立阶级间个别分子的矛盾，如资本家与工人的经济纠纷，就不都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里的矛盾冲突，更非都是阶级斗争，其中较多的是真理与谬误、先进与保守以及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艺术流派之争。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只要不是作为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就不属于阶级斗争。它们既有互相排斥的方面，更有相互借鉴与继承的方面，并非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在出现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时代，社会上并非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斗争，许多都是非阶级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斗争。即使有些制度、思想、理论、 概念、命题是先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理论家提出或实行的，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法治、宪政、民主、权力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等等，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能将它们说成是“姓资”而加以否弃、批判、讨伐。
可见，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冠以“资产阶级”的贬称，是违反和歪曲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只是借此把几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消除这些有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精英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威胁。此后，凡是要肃清异己势力，毛泽东无不祭起“资产阶级”的帽子，诸如把彭德怀作为 “资产阶级革命同路人”、“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打倒，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为了打倒威胁其绝对权威地位的刘少奇等人，又发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等头衔，加冕于其政治对手，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实这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极权专制的统治者镇压民主自由知识分子和党内异己势力的权力斗争。
（三）所谓 “反党”
对右派的定性，最后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少数“极右分子” 还被当作“反革命” ）什么算是反党？反对党的缺点错误也是反党吗？批评“党天下”是否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是否就等同于反革命？这些问题是一直未能澄清的。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另一理论渊源。
反右时，几乎凡对党委、党支部提批评性意见的多被批判为“反党”，更不要说批评毛泽东的“党天下”了。
1．对某个党组织或党员干部的批评，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
前述清华物理系一位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批评校党委领导人一手遮天，被批为是严重反党反毛主席，大逆不道。其实他只是批评清华的个别领导人，怎么就是反对整个共产党呢？那位副书记的理论解释是：“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个人来反党！” 这是把组成政治共同体（政党）的个人和部分的性质，等同于整体的性质，是违反系统论的。正如房屋的性质不能等同于构成房屋的砖瓦性质一样。
批评“党天下”就是反党吗？
可以说，“党天下”理论的最早创立者是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书中说，社会是由群众组成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集团支持的，这样从群众到阶级到政党到一党专政，斯大林更发展为领袖个人的专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当时就曾批评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党专政、领袖专政。她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阶级专政，而不是一个政党和集团专政。——这是一种以人民群众最积极地和不受限制地参加政权、以无限民主为基础的最广泛、最公开的阶级专政” ， “这种专政必须是整个阶级的任务，而不能由少数领导者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来把持。——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群众的参与一步一步地进行；它必须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为完全公开的活动所控制；必须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训练机会日益增多的产物。”（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40年纽约版第52-56页。转引自赖特·米尔斯编《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版。）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解放初期，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中都有民主党派人士，并非一党的“天下”。邓小平早在1941 年就批判“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认为是“‘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它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12页）
储安平等批评“党天下”，无非是反对共产党一党君临天下，高于一切，是有挑战共产党独享执政权的意思。但这同卢森堡、毛泽东、邓小平对党专政的批评，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党天下”也就是“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另一种说法。
问题还在于，批“党天下”还只是一种政见，没有以暴力或煽动暴力推翻政权。
再则，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然的、世袭的，而是要经过人民选举而得到授权的。即使新中国是共产党“打下的天下”，也要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前夕正式选举，确认和授权共产党的领袖为国家领导人，共产党才在程序上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1954年宪法及以后各次修宪，虽然在序言中肯定了党的领导，但并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必然或当然是执政党。领导党并不必然就是执政党。解放前我们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就并非全国性的执政党。
改革开放后1991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党的领导权不能等同于国家权力，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不是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见郭道晖：《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当时有的人承受不了这种观点，写文章批判我的这些观点，说是反对党的领导。现在后面这句话几乎原样地写入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边（“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曾庆红在他阐释这个决定的文章中还特地援引了这句话，说它“精辟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援引这句话加以强调。只因为我早说了11年而被批为“离经叛道”。
我们共产党如果不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不肃清 “以党治国 ” 、“党权高于一切” 的遗毒，不立新功的话，就有亡党的危险，苏共不是从执政党地位下台，成了在野党了吗？ 国民党不是也被赶下来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四）所谓“右派也有错误”
这是为 “反右扩大化”而强辩的一个理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场也是“史无前例”的“阳谋”大劫难中 , 说错话、做错事，恐怕谁都难免。何况, 在任何政治运动中, 也总会有个别坏人混杂其间。
问题在于, 从绝大多数人和从总体上考量，有必要分清几点：
1．言论自由就是有说错话的自由；错在反右，不在所谓“右派”言论
反右派运动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和执政党犯下的全国规模的大罪错。不仅对人民、对国家而且对党自身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和后遗症。从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 99.99%以上都已被“改正”了看来，反右显然是反错了。可是，纠正冤假错案时，对“右派”不说“平反”，而说“改正”，是一个有意模糊的概念。它可以误解为 “右派”已改邪归正，初期甚至称之为“改正右派”，如同称“摘帽右派”一样，又给戴上一顶新帽子。明明应是党“改正”了将人民和同志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有些人却把“改正”解释为对右派给予“宽大处理”，并反问道：“难道右派就没有错误吗？”以此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当年被批判的所谓“ 右派”言论, 除了大多数属于无中生有, 捕风捉影, 罗织罪名, 无限上纲，和以对当错, 是非颠倒者外, 说得上是“错误”的, 多是某些批评性言论和意见中有偏激或片面性。如果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利来看, 言论自由本来就是允许有讲错误言论的自由, 否则只能讲某个权威或领导人认为正确的话, 就不叫自由了。何况被认为错误的言论,往往是当时尚不易为人们理解的“ 超前”思想或难于接受的逆耳忠言。大多数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的党内外同志, 都属于后者。
2． 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 “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 而是55万或317万！) 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 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 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浩劫, 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 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投入北京草岚子和半步桥等监狱，或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等劳改农场，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庄等劳改营中度过半生。许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异乡。学生孙宝琮（前述《庶民报》的主编）因贴小字报反对神化毛泽东，坐牢22年。一个学生姓“党”名“治国”在校刊上发表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反对以党代政的文章（他这个真实姓名还被党委副书记胡某误认为是作者故意用来讽刺 “党天下” 而用的笔名，而质问我这个主编怎么连这点也看不清，大加问罪。）并在清华全校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黄万里（水力学专家，因反对修建造成水害的三门峡水坝而罹罪）两教授的大会上，上台为钱、黄辩护，被定右派，遣送劳改，后升级为反革命，判死刑，侥幸未被执行。 印尼回归华侨学生冯国在鸣放时发表演讲，控诉在肃反中对他的迫害，划为右派后在数个劳改营渡过几十年，曾判死刑，因是华侨得免执行。 学生张心涛、刘雪峰二人本是身高体壮的小伙子，划右后被发往清河劳改三分场，那里“犯人”多数是清华、北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生“右派” ，在“大跃进” 的大饥荒中期间，张、刘和其他300余学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几乎全部在夏季之前饿死。电机系学生陆浩清划右被开除、劳教，遭恋人抛弃，不堪劳改农场虐待而发疯，三次自杀终于成功。（见清华1968级毕业生丁抒写的《阳谋》，转引自周启博：《教育不应是一党私产》，载“天益博客”，2006-8-26 ） 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因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被捕入狱，死于劳改营。建筑系教授程应铨划右后妻子离婚另嫁，文革中再受折腾，万念俱灰，投清华游泳池自尽。……
至于有的老干部，如本文开头所讲的清华大学两位党委常委之死和前党委书记袁永熙的遭遇，已见一斑。而袁的结发前妻陈莲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蒋介石的政治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解放前同反动家庭作革命的决裂，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57年因她是团中央的高干（少儿部长），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离婚。文革中又因受他丈夫和她父亲的株连，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她这位被诬为“混入党内的特务”的革命妈妈“划清界限”而“决裂”。她遭此天大的冤屈，举目无亲，孓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和自己的人生决裂------在上海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本着社会良知作一下换位思考, 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省了 。
四、反右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反右不只是重大错误，而且是违宪违法的罪行；也不只是某个人或一些人的失误，而是由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执政党和以他为国家主席的政府施行的国家行为，国家及其领导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与法律责任。
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 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 剥夺其政治权利, 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 投入监狱, 至少是犯了过失罪, 是要受法律追究的，作为党政领导人，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政治道歉和国家赔偿。
至于那种狂风暴雨的反右大批判，则是在执政党的指使下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从民事权利上说，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陪礼道歉, 恢复名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执政党在“改正”划右错误决定后，至今连对被错划的人所作降级或开除等行政处罚而剥夺的原有工资，都未予补偿，其他物质与精神的赔偿就更无从谈起了）。
从程序上说, 不经司法机关审判, 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以“党法”代国法，由党委、党支部决定，就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至于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 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都是违法侵权行为。20年来都不许甄别 ，更是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过的。
这里不妨讲讲我的经历。记得1957年7月清华党委批判我的所谓 “右派” 言论，并与前党委书记袁永熙同被点名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发表揭批报道后，7月下旬党委书记蒋南翔和另几位副书记曾找我和周寿昌谈话，当时明确说明我们只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还继续给我们安排了工作。但到1958年2月，全国正式处理右派时，再次找我们谈话。蒋南翔说，现在不得已要划你们为右派，本来想挽回，所以批判你们后仍安排了工作，想看一看（可能既指看我们的态度表现，又是看中央的政策）。说他问过小平同志，这么一大批党内右派，都要开除，将来怎么办呢？邓小平讲：“第一，党员有右派言论的，一律开除出党，哭鼻子也不行。第二，开除以后，将来还可以重新入党。”（记得处理右派时，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习仲勋同志的谈话，其中公开提到党内右派开除党籍后，改造好了可重新入党。想必也是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据。）这就是说，你们两位开除以后，还可以重新入党。现在只有把你们开除，“党委的旗帜才能举得高” ，其意不言自明，实际上是给我们谈一个条件，答应我们还可重新入党，希望我们配合，不使党委为难（隐含的意思是好向上面交代，保住党委。事实上，在鸣放紧张阶段，常委中就有人建议“抛出一个党委干部” ，以缓解群众对党委的巨大压力）。还说党对你们是了解的，过去你们也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开除后不会就抛弃你们的，工作上会作出安排。（见我保留的这次谈话记录）
他这样说，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我1958年2月补划为“右派分子” ，才一年多，1959年10月宣布给我摘了帽子。1961年，清华党委就给我办理重新入党的手续，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还派了一位组织部干部赵斌同志来清华和我谈话，意在批准我重新入党。刘仁在解放前是北平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解放初期我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经常到市委汇报工作，他也了解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反党野心，都是从参加地下党干过来的。但过了不到一个月，蒋南翔传话说：“对不起，我们打了报告给中央了，政治局决定，右派一个也不许甄别，党内右派一律不得重新入党。”看来邓小平原来的许诺，到毛泽东那里不灵了。1978年我通过彭珮云同志（她担任清华地下党总支领导人时是我的战友）向蒋南翔递交我要求平反的申诉信。不久她转达南翔的回话，说碍难办到，“郭道晖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嘛。”这可能是担心给我翻案，引起连锁反应。（他起初是坚决反对给钱伟长和袁永熙“改正”的。）1979年王汉斌同志调我到全国人大新成立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南翔的夫人后来也和我同事，她很善意地向我转达南翔的话说：“57年不是南翔、而是康生要划郭道晖为右派的。”这我可以理解。的确，康生曾插手清华的反右。他曾在当时的公开讲话中点名指斥清华政治课教师“全军覆没”，以致该三个教研组三位主任、党支书和近三分之二的教师被划为“右派”或以“右倾”名义受留党察看等处分。不过，康生怎么知道清华有个郭某人及其“右派言论”呢？我能理解蒋校长当时确有难处。他过去并非极左的人。他在清华多年，也力图对那些干扰正常教育秩序的政治运动有所抵制。早年在延安还曾上书中央对抢救运动表示异议。对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竟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 ，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话说回来。迄今，执政党对绝大多数“右派”只采取了所谓“改正”措施，而没有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向被错划的公民、党员正式道歉和赔偿。这本是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和作为要“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所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应当具备的政德不相符的。
国家是否可能犯错，甚至犯罪？这在历史上理论上曾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所谓“君主无过错”。也有所谓共产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天然为人民服务的。世界历史的实践包括苏联和我国的历史教训，已经打破了这种神话。
国家的罪错要不要由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赔偿责任？现代民主的文明的国家已日渐确认因国家行为而产生对社会、对公众、对个人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损害，不仅对直接责任人要追究政治与法律责任，而且国家领导人也要承担国家责任。
承担国家责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责任，由国家领导人进行政治道歉，对外向受损害的国家、对内向受损害的人民道歉，或者辞职；二是法律责任，由国家对受物质或精神损害的人给予经济赔偿。（政治道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或精神补偿。）即使政府没有过错，而是为了多数人利益而连带使另一些人或某个人遭受损失，国家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因为，如果不是出于本人的道德自愿，任何个体在法律上没有为集体利益而牺牲或放弃自身权益的义务。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伦理。
关于承担国家政治责任，二战后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勃兰特在上世纪40年代曾是参加抵抗纳粹活动的青年，30年后当了德国总理，却代表德国向被自己的前任杀害的受难者下跪，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涮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为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开启了良好的范例。此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96年、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裔民族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转引自《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序言》，博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页。） 菲律宾后任总统对前任马科斯总统独裁时期镇压人民的罪行，向人民道歉。韩国总统也曾因国内某座桥梁折断死伤不少人而向国人道歉，韩国总理还表示以辞职承担政治责任。至于近年发生在欧美国家的恐怖事件、飓风水灾造成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等，该国首脑大都承担政府防备、救济不周的政治责任，向人民道歉，有时全国还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
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此举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 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抓去英国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 ，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
即使在我国台湾，马英九在他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曾以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据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道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2005年4月24日）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新浪网2006年1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报道）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因为国家责任固然与领导人的个人罪错相连，但也不能只是追究个人责任，而忽视制度的更张。后者才是防止重犯错误的治本之道。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还缺乏这种习惯和责任感与勇气。即使偶或有所表示，也言不由衷，表面文章而已。远者如我国古代有些无道昏君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也被迫颁发“罪己诏”，但往往只是害怕“天谴”，或借以愚民的手段，而非对人民负责。又如延安整风后期搞所谓“抢救运动”，伤了很多干部，毛泽东曾脱帽敬礼表示道歉。“大跃进” 饿死几千万人，在后来1962年党内“七千人大会”上，党的领导人刘少奇等也作检讨，毛泽东也表示他作为党的主席要负主要责任。但都只是在党内秘密会议上的一种姿态，不是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因而并没有实际上承担责任，也因而没有真正汲取教训。
倒是原文艺界的掌门人周扬，在文革前有过许多“左”的错误，伤害了许多人；文革结束后他对被侵害的人一一登门道歉，并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作长篇发言，向过去被自己粗暴伤害过的同志赔礼道歉。老作家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有错误，承认了就好！”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他经过道歉和反省，也改变了过去“左”的观念，起而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广泛的好评。
但遗憾的是，对改革开放前反右等等运动伤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饿死数以千万人计的大灾难，迄今未见党和政府的政治道歉，也不被认为其后继的领导人要承担政治道歉责任或国家赔偿的责任。这些都是有失社会公平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过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错为什么还要求其后任者负责？对此，逻辑的理由是：正如一家公司更换了董事长或总经理，继任者不能不负责偿还他的前任所欠下的债务一样。既然是那些罪错是国家行为，就应当承担国家责任，且只要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继续存在，作为国家的“法人”代表，后任领导人就不能因前任的离去而推卸国家责任。
当然，就反右运动而言，是毛泽东的权谋及主持其事的最高当局决策错误导致的, 不能归咎于基层负责人，但决定“右派”的人选, 虽有“党法”为据，毋庸讳言，有的单位也是有不便明言的复杂的个人因素介入的。 主持反右的基层党政领导人虽可以不负政治、法律责任, 不等于没有任何道义责任。“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都是有教训值得记取的。
值得一提的是， 30多年后，勃兰特的后继领导人、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给纪念碑献花圈，以示道歉时，道出一句肺腑之言：“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行文至此，回顾本文开头所引谭震林的剀切陈词，人们有理由希望和要求，祸殃百万、千万乃至亿万中国人的“空前”历史罪错，也应是“绝后”的。要化解我国历史上和现今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不平，除了采取各种经济的和社会保障的诸多措施以外，强化国家责任意识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意识，并切实承担和落实各项责任措施，补偿受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才能偿清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债务，卸去社会不平造成的包袱，也才能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轻装前进，走向新的未来！
-----初稿于反右59周年（2007年），修订于“处右”50周年（2008年2月）
网友推荐，五柳村2008年6月20日收到。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杨继绳: 永久的墓碑
——《墓碑_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 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 ，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 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 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 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 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 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 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 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 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 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 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 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 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 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 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 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 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 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 ！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 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 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 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 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 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 ，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 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 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 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 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 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 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 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 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 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 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 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 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 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 大脑里浮现。
１９５０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 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 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 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 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 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 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 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 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 ，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 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 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 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 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 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１０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 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 ，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 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 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 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 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 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 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 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 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 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 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 “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 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 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 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 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 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 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 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 。农民怀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 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 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 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５０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 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 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 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 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 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 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 “ 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 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１９５０年斗争 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 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 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 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 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 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 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 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 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 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 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 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 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 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 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 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 ，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 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 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 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 “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 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 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 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 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 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 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 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 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 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 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 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 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 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 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 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 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 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 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 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 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２０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 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 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 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 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３０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 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 。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 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 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 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 ，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 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 ，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 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 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 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 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 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 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 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乡那些墓碑 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 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 ，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 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 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 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 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 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 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①[ 1945年8 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 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 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 市死亡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 ，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 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 间③[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下册，第427页]。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 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 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 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④[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 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 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 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 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 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 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 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 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 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 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 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 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 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 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 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 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 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 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 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 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 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 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 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 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 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 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 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 ，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 ，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 ，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 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 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 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 ，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 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 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 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 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 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 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 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页]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 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 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 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 ，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 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 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 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 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 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 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 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 ，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 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 ，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 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 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 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 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 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 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 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 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 续下去。⑦ [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 2期(总第69期).]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 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 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 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 ；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 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 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 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 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 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 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 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 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 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 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 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 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 ，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 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 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 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 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 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 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 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 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 ”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 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 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 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 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 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 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 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 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 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 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 ，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 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 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 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 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 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 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 ，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 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 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 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 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 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 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 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 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 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 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 。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 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 ，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 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 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 ，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 。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 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 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 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 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 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 、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 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 －442页]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 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 ”。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 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 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 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 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 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 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 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 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 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 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 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 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 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 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 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 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 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 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 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 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 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 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 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 。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 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 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 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 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 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 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 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 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 ”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 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 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 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 ，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 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 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 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 ，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 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 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 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 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 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 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 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 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 ，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 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 （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 ，“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 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 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 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 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 。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 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 “范”，即浇 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 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 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 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 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 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 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 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 ，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 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 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 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 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 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 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 。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 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 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 ，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 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 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 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 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 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 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下册，第427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９０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 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 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 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 ，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 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 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 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 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 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 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 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 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 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 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 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 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 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 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 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 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 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 ！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 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 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 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 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 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 ，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 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 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 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 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 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 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 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 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 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 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 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 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 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 大脑里浮现。
１９５０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 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 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 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 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 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 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 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 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 ，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 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 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 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 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 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１０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 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 ，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 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 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 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 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 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 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 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 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 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 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 “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 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 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 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 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 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 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 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 。农民怀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 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 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 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５０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 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 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 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 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 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 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 “ 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 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１９５０年斗争 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 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 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 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 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 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 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 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 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 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 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 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 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 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 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 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 ，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 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 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 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 “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 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 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 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 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 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 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 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 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 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 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 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 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 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 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 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 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 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 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 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 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２０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 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 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 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 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３０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 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 。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 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 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 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 ，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 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 ，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 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 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 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 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 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 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 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乡那些墓碑 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 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 ，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 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 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 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 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 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 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①[ 1945年8 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 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 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 市死亡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 ，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 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 间③[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下册，第427页]。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 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 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 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④[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 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 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 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 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 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 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 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 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 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 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 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 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 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 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 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 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 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 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 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 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 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 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 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 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 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 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 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 ，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 ，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 ，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 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 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 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 ，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 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 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 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 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 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 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 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 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０页]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 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 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 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 ，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 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 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 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 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 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 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 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 ，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 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 ，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 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 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 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 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 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 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 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 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 续下去。⑦ [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 2期(总第69期).]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 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 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 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 ；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 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 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 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 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 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 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 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 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 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 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 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 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 ，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 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 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 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 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 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 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 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 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 ”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 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 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 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 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 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 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 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 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 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 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 ，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 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 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 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 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 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 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 ，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 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 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 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 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 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 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 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 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 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 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 。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 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 ，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 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 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 ，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 。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 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 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 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 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 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 、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 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 －442页]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 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 ”。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 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 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 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 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 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 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 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 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 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 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 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 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 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 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 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 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 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 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 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 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 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 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 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 。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 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 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 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 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 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 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 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 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 ”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 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 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 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 ，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 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 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 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 ，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 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 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 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 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 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 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 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 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 ，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 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 （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 ，“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 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 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 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 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 。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 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 “范”，即浇 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 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 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 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 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 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 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 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 ，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 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 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 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 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 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 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 。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 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 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 ，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 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 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 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 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 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 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下册，第427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９０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 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载《刘少 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2008年5月5日星期一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 冯志轩
<往事>编者的话：雄文五卷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根据这个二十几岁年轻人“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分析，数十年来扰乱了社会关系，制造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个分析认为，地主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因其落后、反动，必然灭亡；因其剥削、压迫，应该灭亡。于是土改兴，地主亡。土改，顺天时，应民意，历史之伟业，无量之功德——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耳濡目染的说辞。
其实，土地改革古已有之。历代皇朝为了专制国家社会的安定，保证财税和兵源，都要抑兼并，削豪强，对农民实行分地“均田”；而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尤遇战乱荒岁，大量失却土地的农民也会揭竿而起，实行杀富济贫，“均田免赋”。剥夺剥夺者，封建帝王与古代农民都干过。
而六十年前的那场“土改运动”则兼具了专制朝廷的强权和造反农民的暴力，且手段和过程更加激烈。这一运动虽使大量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对恢复生产、建立新秩序、加速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崩溃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撕裂了农村的现实社会，扯断了传统社会伦理的纽带，阻绝了农村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出乎农民意料的是，仅过几年，他们就失去了“土改胜利果实”——据说是他们自愿选择了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交出了土地、农具、牲畜乃至锅碗瓢盆。国家掌控一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土改运动”过去六十年后，这桩“历史伟业”开始被重新审视。冯先生这篇文章教我们领略了“挖财先挖人”、“净身出户”、“刮骨斗争”、“蘸糖葫芦”等令人发指的行径。
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如何？在经济层面，它是传统农耕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拥有者、经营者，往往还是耕作能手，很多地主还兼营工商业；在文化层面，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出自这一阶级，近代以来，更衍生出大量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文学艺术家甚至“无产阶级革命家”；论社会角色，地主作为农村社区领袖，协调官民，维持地方，倡办教育与慈善等等。当然，同其他阶级和阶层一样，它也有恶人恶行，如黄世仁、南霸天之类“土豪劣绅”。这与其说是出自阶级本性，不如说是出自人性的阴暗面。所以，穷不等于善，富也不等于恶。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半期，地主阶级已经开始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土改运动”打断了这一进程。
在暴力土改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土地改革，如孙中山先生曾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得以实践，整个过程和平而安定，除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发展了农村经济，也促进了地主阶级的转型。在中国大陆，多年被反复打压的农民自发创建的“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年代终于取得合法地位，也是一场虽然有限却足可称道的土地改革。
如今，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侵掠下，许多农民又失去了尚未温热的土地，成为新的贫雇农。新的东家正在崛起，“集体土地”化做实际上的私产。圈地大潮下，政绩赫赫，一片繁荣。
其实，土地改革古已有之。历代皇朝为了专制国家社会的安定，保证财税和兵源，都要抑兼并，削豪强，对农民实行分地“均田”；而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尤遇战乱荒岁，大量失却土地的农民也会揭竿而起，实行杀富济贫，“均田免赋”。剥夺剥夺者，封建帝王与古代农民都干过。
而六十年前的那场“土改运动”则兼具了专制朝廷的强权和造反农民的暴力，且手段和过程更加激烈。这一运动虽使大量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对恢复生产、建立新秩序、加速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崩溃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撕裂了农村的现实社会，扯断了传统社会伦理的纽带，阻绝了农村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出乎农民意料的是，仅过几年，他们就失去了“土改胜利果实”——据说是他们自愿选择了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交出了土地、农具、牲畜乃至锅碗瓢盆。国家掌控一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土改运动”过去六十年后，这桩“历史伟业”开始被重新审视。冯先生这篇文章教我们领略了“挖财先挖人”、“净身出户”、“刮骨斗争”、“蘸糖葫芦”等令人发指的行径。
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如何？在经济层面，它是传统农耕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拥有者、经营者，往往还是耕作能手，很多地主还兼营工商业；在文化层面，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出自这一阶级，近代以来，更衍生出大量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文学艺术家甚至“无产阶级革命家”；论社会角色，地主作为农村社区领袖，协调官民，维持地方，倡办教育与慈善等等。当然，同其他阶级和阶层一样，它也有恶人恶行，如黄世仁、南霸天之类“土豪劣绅”。这与其说是出自阶级本性，不如说是出自人性的阴暗面。所以，穷不等于善，富也不等于恶。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后半期，地主阶级已经开始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土改运动”打断了这一进程。
在暴力土改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土地改革，如孙中山先生曾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得以实践，整个过程和平而安定，除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发展了农村经济，也促进了地主阶级的转型。在中国大陆，多年被反复打压的农民自发创建的“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年代终于取得合法地位，也是一场虽然有限却足可称道的土地改革。
如今，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侵掠下，许多农民又失去了尚未温热的土地，成为新的贫雇农。新的东家正在崛起，“集体土地”化做实际上的私产。圈地大潮下，政绩赫赫，一片繁荣。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
冯志轩
二十世纪之初，现在的长春市叫宽城子，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城镇。宽城子北边三十余华里，有一个小集镇，现在和过去都叫和龙镇。镇子西边有一户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初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家，姓冯，人称“山东冯家”。因年代久远，又勤于持家，冯家家运亨通，远近闻名。山东逃荒到这里的老乡都知道和龙镇有一家广行善事的“山东冯家”，陆续来投奔落脚，每逢年节总有数十口老乡在冯家吃饭闲居，节后再各自谋生。
这个家族有弟兄四个，生了十几个儿女。弟兄中的老大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中医，医术高明，名闻遐迩。他尤其擅长针灸疗法，就医者络绎不绝。祖父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号叫“至善堂”，我看见过名章。诊所有三、四间房，十数排中药柜，一排排的抽屉涂着米黄色的亮漆，药名是黑色楷字，药品充足，设施齐备。
在我记忆里，祖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蓄着很长的白胡须。他很有文化修养，藏书甚多，有木版刻印的《梅花易数》、《算法九章》、《唐诗合解》、小楷书写的应试赋体文集、四书五经和大量的医学专业书籍，如《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精刻插图的《本草纲目》等，此外还有新旧约全书。他信奉基督教，每次请外籍神父来家做弥撒，附近教友都来集会、祈祷。我四、五岁的时候，见到过来我家做弥撒的英国神父，他们言行彬彬有礼，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特务”。祖父的那些书我也翻着玩，还常到他的药房偷吃桂圆肉。母亲病了我去找爷爷要药。这些陈年往事我都恍惚记得。
祖父个人的身份、职业，若在正常的社会里大概就算是自由职业者。
祖父六个子女，四男二女，我父亲是长子，名天禄，字国藩。按照大家庭的规矩，长子在家守业，其他弟妹们可到社会谋职。我的三位叔叔都在社会供职：二叔在吉林市当校长，约一九四0年去世 ；三叔能操流利英语同英国人对话，据说在哈尔滨邮政局当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撤到杭州；四叔去了苏联，不知所终。
大家族必定要解体。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家族因衰败而分家了。祖父这一支由长春市和龙镇迁到松花江北肇源县二站镇。肇源县地处黑龙江省西南端，西接内蒙，南邻吉林，以松花江为界。二站镇在县城东三十里处。
名为家族的一支，其实就只有祖父和父亲了。父亲的三个弟弟在外供职，妹妹嫁出。那个时候，家里人有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的哥哥、侄女和尚未出嫁的姐姐等。
迁到江北不久，我异母生的大哥病故，嫂子改嫁。父亲五十多了，老年丧子，也是人生的不幸。心情和身体都令他无力耕作，只好把土地出租给有耕作能力的农户，我家则以租粮维持仅够温饱的生活。那些租地种的农户则有马有车，一九四七年“土改”时都划成“上中农”或“富农”，我家当然成了典型的“地主”。
一九三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午夜我来到世界上。
儿时，有父母的呵护，姐姐的照应，可谓无忧无虑。家庭启蒙教育中，有时父亲教珠算、“飞归”（珠算中一种简要的算法），有时爷爷教《千家诗》，也念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父亲也教我用古声调吟诗，如儿读泥音，斜读霞音等。
我八岁时由一所临街的住房搬入街北一个院落。这里刚好是镇公所后边，它占地约两千五百平方米，分前后院。三间住房在中间，还有一间东厢房用来储物。前后院都可种蔬菜，如黄瓜、西红柿、土豆等。乡间的小镇，静谧温馨，民风淳朴，生活像小溪的一湾清水，静静地流着，流着，甚至没有一丝涟漪。
在这既是穷乡僻壤又恬静平和、充满田园优雅气氛的小镇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我读小学时，正是祖国焦土抗战年代。然而就局部而言，在我国的东北地区腹地，却是一个和平环境。少年时期的我，不曾闻到硝烟，不曾听到枪声，不曾看到铁和血。我悠然自得地接受着伟大的儒家传统教育，同时也接受着奴化的小学教育。前者根深蒂固，使我嫉恶如仇，刚正率直，重义轻利；后者随时间推移，知识增长，得到清除。
生活平静得像一湖清水，我们学生天天读书而已。
时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祖国光复了。这时我刚读初中（即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一年级。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只是看到学校把满洲国国旗和日本国旗降下来，随即宣布停课。我们住校学生难得轻松几天。大家听说这叫“八一五光复”，觉得这个词挺新鲜，后来理解是抗战胜利光荣收复失地的意思。
学校在当时形势下，短时间没有希望开课，学生们只好各自回家了。
翌年，春夏之交，镇上突然来了带枪的部队，他们一批一批地走过。听他们相互谈话的口音，有的是山东味儿，有的是山西味儿，有的听不太懂。
“这是由山东、山西、江苏开过来的八路军”，镇上一位年长的人说。
“不，不，老乡！是东北民主联军，我们不是八路军”，走在队伍旁边的中年人向旁观的人们解释说。他操山西口音，挎着一只短枪，显然是一位军官。
“你们看，这是一位长官……奇怪，明明是山西的八路军吗，怎么改名了？”那位长者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县里发了布告，宣告“人民政府”成立。组织教师去培训，学校也开课了。那时，社会上的知识青年都被吸收参加了工作。社会治安状况亦见好转。
我住家的二站镇乃是区政府所在地，开始时叫“区公所”。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不知道哪个人是共产党员。对老百姓公开的县政府、区公所，实际就是县党委、区工委行使政府职能。
在中华大地上，政权历来是由枪杆子造出来的，这一次又得到典型的证实：武装部队设置到区一级，即县设民主联军的地方武装大队，区设中队。当时我看到的区中队也就是一个班，因为地处东蒙边缘，所以全是骑兵。据说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县里原维持会时期组织的骑马队，队长是蒙古人，姓沙音，那支队伍就叫“沙音骑马队”。共产党组织政府以后，把它改编了，组成县大队。地方政权和治安就依靠这支武装来维持。毕竟是有了政府，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加了。
学校开学后我继续读书。这时我开始知道一些日本的侵华史，如何侵占大连，如何侵占东北三省，日俄战争为什么到中国来打，祖国的历史、地理、版图等等，都知道一些了，也学了英语字母。
中共的政府要组织财政收入，要进行全辖区税务大调查。我们中学生就参加这些社会工作。名为读书，实际上有一半的时间参加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运动”，诸如：三查、诉苦、二五减租、土地改革、发土地证、扩兵宣传、支前等。
其中，以“土地改革”运动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打死人最多。
我国的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是较多的（我的家乡人均达到九亩三分，再往北边更多），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关内山东、河北、河南逃荒的人们都流落到东北，以山东人为最。由于有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加之气候酷寒，农业只能粗放耕作，一年一熟，有的农家收割小麦后再种一季荞麦。
人少地多，自然形成借助畜力耕作。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又必然出现自耕农。这种农民家庭耕种的土地很多，一般情况是每家有三五匹马，两三个劳动力，车、犁、石辊、石碾等常用工具一应具有。他们一般能耕种三百到四百亩地，大部分是承租他人的，少量是自己的。当时，在农村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占大多数，这样的农户构成了我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力，粮食主要由这些农户提供。
一九四七年北满地区平分土地时，共产党给这样的农家定阶级成分叫富农、“上”中农或“下”中农（是上是下依其贫穷的程度来区分）。这样三类农家似乎应该说是中国式的“家庭农场”——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可惜，十一年以后（一九五八年），中共在农村推行了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报刊上说那时东方地平线上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马克思说的那个共产主义，不详）。中国农民们就这样纷纷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但却是极端贫困化喝“大锅清水汤”的日子，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饱含血泪的“滑稽戏”以饿死几千万人而告结束。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学校例行放了寒假。学生则被编成工作组，组成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调查和“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的社会工作。我也被编在农村土改工作队中。
土地改革就经济内容而言特别简单，特别原始，仅仅是按人头平分土地而已，但是做得很细，分为下面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后又叫刮骨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在东北地区，土地的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每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样子像是大圆规，约一米五高，分开两个腿，两腿间的距离为五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就是用它丈量土地并画出土地图。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量很大。
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土地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就近的四个屯子，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因村头有两座庙而名之，我家的五十多垧田地就在这个屯——就是说，我要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土地评级。我们用丈量土地的弓逐个地块丈量，记下长宽和方位，画出地块图，计算出每个地块的亩数。然后，再由贫农团的人按土壤状况对每个地块评价，评出地块的等级，并依土壤自然条件好坏，把土地共分为四个等级。
在这些工作中，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的劳作极其满意，所以几个月后当暴行来临之际，我不仅没有被打死，而且没有受皮肉之苦。
甚至到八年之后，我叛变了地主家庭的“革命”行为还救了我，使我躲过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灾难。那是一九五五年，由于硬造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从而在全国掀起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只有二十二岁的我，成为倒霉的“肃反对象”。我家乡的乡政府给调查我“反革命事实”的人出了证明，肯定我在“土改运动”中积极工作，有过贡献。旅大市沙河口党委只好将此写在对我的《肃反结论书》中，成为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正面因素”。
言归正传。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这一次我再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了。我家依靠地租生活，是最典型的“剥削者”，只能定为地主成分。
记得那时划分的阶级成分有六种：地主（经营地主，破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共六个“阶级”。其中，经营地主是指有农具畜力，自家也有一、二人下地干农活，但主要是靠雇工耕种土地的农户。无土地、无农具、甚至无住处，依靠打零工或常年固定给人打工的农户，则是雇农（东北地区俗称“扛长活”）。
我家本来在镇上居住，因为是地主成分，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就“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被赶到双庙子屯，全家住在一个小土棚子里。在此一年前，六十三岁的父亲摔坏了腿，成了依靠拐杖走路的残疾人。他是拄着拐杖被净身出户的。
“净身出户”是指被赶出住房的居民，只允许穿着当季的衣服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远。这在当时是普遍采用的方式，比十九年后“文革”中的抄家还要彻底。
此时，我在校读书并参加“土改”工作队。
第四阶段开始了。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是：“挖财宝，分土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还家”，“农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当然无法隐藏，财宝是可以隐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银首饰都藏匿起来。既然藏匿就得“挖”，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的行动——挖财宝。怎么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其次是“挖地”，当然要掘地五尺。这次毒打也有创造：先把地主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来晃去。对他们的子女则是扒光了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声、呻吟声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获甚丰，绝大部分地主把财富的隐匿地点都招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时刻，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的成绩得到公认。于是，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他们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农会的头儿说话了：
“行啦！别打了。他家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那帮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绳头和皮带，不做戏了。
“今天晚上就到这，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按他们说的地点去拿东西。”头儿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背着“套筒子”枪，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套筒子是一种最陈旧型号的步枪，俗名叫“烧火棍”）。通过这次聚敛财产，贫雇农积极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在农会的几个房间里，民兵看守着。当时，把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
我家净身出户在先，家中四口人栖身的小棚子，一进屋就是做饭的锅台，连着锅台是一个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无处隐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来了。这个小棚子是金凤鸣家的，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
民兵和农会在加紧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开了门。这时我睡意朦胧，但听见了她们的对话。她管我妈叫老姨，她说：
“老姨，他们定下了！”她没头没脑又慌慌张张很害怕地小声说。
“定下什么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话，我妈妈反问她。
“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她带着伤感的语气依然用很小的声音说（寇当过原政权的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在这小村的夜静更深时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心脏因恐惧而发出的咚咚声！不，是我的心脏跳动声。妈妈是佛门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经过血腥的场面。她显然想象不出来人被活活打死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父亲在响着鼾声。
“他们怎……么……说？”妈妈的声音颤抖着,问金三姐，一边把她拽进屋里。
事情过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相互交织着，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妈妈惊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金三姐说了下面的话：
“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他先说，说县里的什么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得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把……叫什么‘几几豆正的火’（阶级斗争的火）给点着。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他说这是…….什么‘名’……噢，叫‘个名’（革命）。他说，明天打死寇玉铭、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作者注：此人雇农成份，有点文化）插话，说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啦，说这是‘个名’（革命），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说县里‘树吉’（书记）就这么定的。没有别的人再敢说什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那时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风在飕飕作响。那边名义上的贫雇农实则痞子们的杀人会还在开。
金三姐没有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她自然听不懂也说不明白那些词汇，如书记（树吉）、革命（个名）、鼓动（鼓捣）、阶级斗争（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听懂了！
刹那间，我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这是一个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风，似乎在哀嚎着。
“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我少年的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亲也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但脑力还健康。我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自己知道几小时后将要死于野蛮暴行的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作为他的亲人，我的精神已经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经不会思考了。
“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自信地以反问的口气说。
“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机械地冒出来这一句。
“定了什么？”父亲问我。
“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
“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父亲这次以肯定的口气自信地说。
我年纪小，除文化知识外不懂什么。我相信了。我相信“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心底的铅块，重量似乎轻一些了。父亲对法律熟悉一些，他们老一代人闲聊时，他常提到满洲国时县法院的陆承审如何公平办案，父亲也做过诉讼代理人。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怎么去认识几个月前的净身出户？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东方天空挂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随着人的心绪在改变。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边往西望去，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已经进院了，他们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说着，两个民兵把我父亲不由分说架上了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现在，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回忆着当时的血腥场面，写完后的那一个夜晚我无法入睡。一连几天心绪不佳。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
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
接着就是暴尸田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联系到二十年后养一只老母鸡都产生“资本主义敌人”，他挨打、游街、被迫致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这就叫“运动”？这就叫“革命”？是的，革命首先是破坏，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人！因为, “革命领袖”说了，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革命理所当然地要杀人了！
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我的思维、语言、思想和知识对于当前的事件不具备认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童稚时期的教育，使我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一些品质：如主持公平、注重信义、不争不贪……那时我想：共产党处事公平，地主也有一份土地，也给生活出路，无非是使地主参加劳动，不再“剥削”（那时我已学会了这个词儿）。至于分掉我家土地、财产，我也想得开。因为孩提时期父亲就不断地说：“家里这一点土地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念书，到美国或日本去留学，自己学到真本领……”所以，对于土地被平分，对于净身出户，我本来就觉得无所谓，何况胜利后在中学里经过共产党的二年教育，我已认识到不劳而获的可耻。看过以致演过《白毛女》，恨黄世仁，恨世道不公。这都使我能够接受这一切。
但父亲的非正常死亡，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杀人场面，像恶魔一样折磨着我稚弱的心灵。那时我想了很多。
我出生时是满洲国，是傀儡皇帝的臣民，当了十几年亡国奴，又受了奴化教育。但难得的是生活平静！光复了，据说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而不平静了，说是要革命！我不反革命，我真心拥护革命。可难道用这种残忍的手段鼓动一批人打死另一批人才算革命？革命是不是都这样？若说地主阶级，应该打倒他们，我赞成——莫非打倒就是打死？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想到，如果父亲年轻时，确实干过为富不仁的事，那么，也该清算他，可就是为富不仁也不会是公然抢劫吧？自古以来抢劫就犯法啊！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未看见宣布都有什么罪状呢？全部过程似乎是为打死而打死，犹如儿戏！若是不打死一定数量的居民难道就不算是革命？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实乃典型的强盗逻辑！
在按照一个行政乡至少打死一、两个人的目标实现以后不久，“土改运动”即转入平分浮财和土地的阶段。请读者记住，这种被分配的浮财和土地，当时叫“胜利果实”，下面行文就用这个词。
“胜利果实”是胜利的一方用流血斗争、刮骨斗争手段得来的，来之比较简单容易，但恐怖血腥的事件过去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贫雇农大会。自然由那位姓胡的队长主持开会。他的开场白我记得：
“你们听着，你们是穷人，是贫雇农，共产党领着你们把地主打倒的打倒，打死的打死，你们要感谢共产党。这就寺（是）个名（革命），寺（是）该几都整（阶级斗争）”——听口音是江苏人，他讲得赤裸裸。贫雇农张着嘴仰着头呆呆地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什么是“个名”、“该几都整”——他接着说：
“现在你们胜利了，要把土地浮财分给你们。浮财不要均分，土地要分等级。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分……”
贫雇农的组织叫农会，它的头头叫农会主席。他接着向全体贫雇农宣布说，先散会，等待农会商量好办法就给大家分浮财。散会后，农会留下六、七个有点头脑的人商量给贫雇农分“胜利果实”的办法。定下来先分浮财，然后再分土地。分浮财的办法很难想出来，当天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散会时，农会主席也是村长（他叫李芳圃）对我说：
“小冯，你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回去想想办法”——我注意到他的和蔼目光——“你文化高，我靠你了”。 另一位负责人也示意地看着我。
“行，我考虑一下”，我未加思索地承担下来。
我之所以承担下来，应该说这里多少有一些乡土之情的因素。
为此，我有必要说说农村中的乡土之情。
就主流而言，在农村由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织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浓重的乡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载用什么别的东西就能破坏得了的。尽管当时的政权宣传黄世仁如何坏，但一个个现实中的人（地主）毕竟没有逼死杨白劳，更没有强奸喜儿。在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变成仇敌（被利用的痞子当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土改运动”中进行流血斗争时，还有一个花样——“串联斗争”。所谓串联斗争就是在一个区的范围里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即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来的是农会干部钟义。
“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看着我母亲接着说：
“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
“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
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田野静悄悄，凛冽的寒风呼叫着，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自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几个月来，我未得一点空闲。苦闷、彷徨、恐怖、时而夹杂一点满足感，占据了我整个心绪。今天借助这个逃难的时间，来到这静谧的空旷的雪原。
母亲常念的一句诗又浮现出来：“又得浮生半日闲”。然而，哪儿会有世外仙境去“寻得桃园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耸的白杨树迎着寒风，树枝上挂满冰雪傲然而立，看着干枯的树枝依然在寒风中摇曳。它像是我此刻的处境吗？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我在远处看不清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串联斗争的心理作用是养成为所欲为折磨人的优越感，情绪上鼓舞“斗志”（兽性）。除了这种精神的心理的满足感以外，到别的村串联斗争的贫雇农们得不到一点物质利益——本村的贫雇农对于浮财早已挖地五尺了。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借助于和农会的关系和乡土之情都躲了过去。
再说分浮财。
夫浮财者，人们全部生活用品之谓也！衣食住行所需之物品应有尽有，从吃饭用的竹筷子到箱子柜子大小不齐。
恐怖的血腥事件过后，就开始了第六阶段：分浮财。我已受人之托，当完成承诺之事。我以当时的知识水平，想出一个方法，农会的人同意了。
第三天农会又开会，农会主席叫我说说。
我说，物品又多又杂，只能一样一样定出价钱，计算出总钱数。规定不平均分，就分开等级，比如分四个等级。最贫穷的雇农定一级，次贫穷的定二级，再次贫穷的定三级，把每家都定上等级。给每家按照等级分钱数，再按照先后顺序去选自己想要的物品，选够自己分得的钱数……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没等我说完，村长兼农会主席李芳圃高兴地抢着说。
我继续说：“分几个等级，等级之间的差别应该多么大，给谁家定哪一级，怎么定顺序，定物品价钱，这些由农会决定，我管写票。然后，将物品都摆放在院里，每家按票上的钱数选取物品”。
“四个等级有多大差别？”钟义（他是乡农会副主席）像是对会场上的人提问，眼睛又看着我。会场沉默了一会。
“小冯，你认为等级差别多么大合适？”李芳圃直率地问我，此刻，他大概认为是向土改工作队员（而不是地主家子弟）征求意见。
“这个问题得大家商量，等级之间不能差别太大”，我说。
“差别要有多么大，你先说说”，李芳圃仍是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想每级之间差别为零点二倍左右合适”，我说。
他们大部分人不明白什么是零点二倍。我只好向他们解释，如果分四个等级，那就是一级一点六、二级一点四、三极一点二、四级一点零。如果定为四级的贫农家庭一人分十元，那么，定为一级的雇农家庭一人分十六元。经过我的解释和说明，开会的人都同意我提出的具体办法。那个说话带口音的土改工作队长，从其他乡回来以后，了解这种分浮财的办法又称赞又高兴，带到其他乡去推广。
我们这个乡就按照定下来的这个办法开始工作了。几个自然屯共有六十八家贫雇农，其中最穷的雇农有六家；次穷的雇农二十家；比这二十六家日子过得稍好点的贫农有二十五家；再往后也是十七家贫农，属于贫雇农中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但比下中农要差。前已述及，中农在这次土改中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洗劫，下中农不但分不到“胜利果实”，而且自家的畜力、工具也受到侵犯。
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整整二十年后，“贫下中农”这个词不仅在生活中和报刊上使用频率最高，同时它还是工农联盟的一翼，其革命性正强，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二十年的变化是中农变得与贫农为伍！或者说当时的中农变成了后来的贫农。用马克思的话：农民“绝对贫困化”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建设成绩啊！
农会把该做的工作做好了——给贫雇农定等级，给浮财定价钱——我把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也计算出来了。自然要选择吉日瓜分“胜利果实”。这一天贫雇农们早早地就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个大院子。
贫雇农按照农会给的顺序号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地到我这里领取应分到的钱数，然后，按顺序到院里选自己需要的物品。每件物品上都有价格标签，若是遇到两个人都选中了一件物品，自然调解一下分顺序先后解决。
这一天是每家贫雇农享有“胜利果实”的大喜日子，院落里整天地人声鼎沸，笑语喧哗。当夕阳的余晖被冬日的凉气侵袭殆尽时，堆满物品的院落空空如也——那些日常生活用品被这种特殊形式的抢劫文明地抢走了。
在以后参加工作的数年间，对于这一段经历我还有点自豪之感：“胜利果实”之一的浮财分配，是按照我策划的方法实现的——我爱国，我革命了，我光荣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
自从我想出办法给农民分了地主浮财之后，土改工作队和农会对我的印象极佳。
农民的“胜利果实”有二：浮财与土地。浮财已分完了，现在需要进行第七阶段的事：分土地。
我几个月前的工作成果——丈量并绘制的田亩方位图，就是分土地的依据。
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但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其内容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级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在我制成的土地方位图上，每块地边界、长宽弓数、等级都标注得很清楚。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我随时把每家计算出来的宽度标注在地图上。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
“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排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这时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土壤贫瘠的沙地。依次分下去，最后是几家地主分那些次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
“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
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印得花花绿绿，写上姓名、地段、亩数和座落，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每家的地界桩。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算是基本结束。
当“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已经开始了——“扩兵支前运动”。不知为什么，那时不叫参军，也不叫征兵，却叫“扩兵”。
为了战争，必须要大规模扩充军队，找到尽可能多的士兵，以满足前线之需。显然，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于是，由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到了寇家屯乡政府，先给乡政府里人开会，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就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的动员报告。
一九四八年的春节刚刚过去，这一天气候暖和，比往年同期少有。上午十点左右，各屯子的人都来了。县里扩兵工作队带队的人（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从言谈举止判断是一个当兵多年的农民。他的扩兵动员讲话直截了当，我的印象深极了，他说了很长时间，语气有些焦急。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内容，记得是：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他讲了很多很多，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看样子有些词汇农民们根本听不懂。
“什么叫反动派？是一个人吗？是不是地主老财？不是已经打倒了吗？”我听见一个农民对旁边的那一个小声嘀咕。我暗自好笑。
“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那个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
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农民们竟然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难耐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我看出这位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我再看看会场，农民们大部分人低着头，个别的人在小声嘀咕。农民们此刻没有了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
快到中午有些起风，似乎不那么暖和了，抑或是会议气氛所致。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这位队长的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这时又听到了他嘶哑的喊叫声：
“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你们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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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队长不顾失态，他在吼叫着，声调里饱含威胁口气。接着他赤裸地说：
这位队长不顾失态，他在吼叫着，声调里饱含威胁口气。接着他赤裸地说：
“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
他说得如此直截了当，如此露骨而又真实，没有一点迂回——也是难得的“诚实”！我离讲话的人四米左右，向他望去，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嘴角上因说话的时间长而泛起白沫。
“看来，这位队长恼羞成怒了……”我思索着。
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就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有目标有对象的一家一家地谈。
最后只好宣布暂时散会。告诉他们回家商量一下，工作队到家去谈。后来，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有七个人被“扩兵”了。
“扩兵支前运动”一直持续到春耕开始之前。主要的就是动员农民出人、出钱、出粮，打胜这一次全国范围的夺权战争。
农民们真是万幸，他们“翻身”了，“救星”把他们救出了苦海！
一九五零年，我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时，看到一本小册子《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总结》。其中，对于一九四七年东北地区，主要是北满土改中发生的暴行，以“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的字样轻轻带过。
再过几年到了一九五五年，上面说话了，说农村来了“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据说农民要求参加“高级生产合作社”……土地归社所有。再转为“国有”——据说那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后话。
作者简介：
冯志轩，1932年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1947年参加松花江北地区本县本乡土改工作队。1949年2月考入长春市公安干部学校，实务训练后，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因“散布反动言论”被开除公职（1981年由长春市公安局撤销处分）。1952年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1953年调入部属大连第十九厂。1955年又因言论成为“肃反对象”批判斗争四个多月。1956年调入第一机械工业部。1957年整风中因“党应该健全法制，以法治国，不要搞运动”等言论，成为“极右分子”，1958年2月被关入北京一监，其后关押劳改22年，1979年8月从河北省第一监狱放出来，平反后，回机械部工作。1993年离休。
2008年3月6日星期四
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1968年的反人类大惨案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田奇庄 赵军民 王卫星
楔子
1968年，河北省邱县“革命委员会”、“三代会（所谓工人、农民、学生代表的造反组织）”头头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抓国民党”大冤案。从当年元月到1969年3月，只有12万人的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严刑迫害致死，受株连群众达数万人。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被打成“国民党”。邱县境内“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整个邱县成为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
见《邱县志》
邱县“三代会”坏头头私设监狱、公堂、专政组二百五十处，使用了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各种酷刑：老虎凳、沸水浇头、火烧阴道、点天灯、剖腹、挖心、割肉剔骨、捅阴道、剪奶头、剪手指脚趾、墙上钉人、活扒皮、割生殖器等达四百多种。致使受害者精神失常、五官变形、四肢瘫痪、五脏损毁、伤筋断骨、家破人亡。
（引自人民日报社《群众来信摘编》第五六六期）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在会上他说，案件多的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邱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
（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在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的《纪要》中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决定撤销三号文件）。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
《邱县地方志》
1968年邱县发生的抓“国民党”大冤案，其刑讯逼供之凶狠残忍、灭绝人性亘古罕有。如今此事已过去四十年，然而对于为什么能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惨剧，却没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更谈不上提出可供借鉴的学术观点。笔者准备动笔的一年多时间，曾经问过数以百计的邯郸人：对文革期间的邱县抓国民党案知道多少？对象有各级政府官员、网络写手、大中学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名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人仅仅略知一二，根本不知道事情真相，更谈不上任何反思。
作为邯郸文化人，我们认为挖掘并写出这段历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从2005年开始，我们多次来到邱县采访。从县城规模来看，即使在邯郸本地也显得颇为落后。县政府四层办公小楼破旧不堪，至于农村建筑就用不着多说了。费了一番心思找到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们却出于种种顾虑讳莫如深。对此我们也能够理解：挨打、被批斗总不是什么光彩事，事情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政策得到落实。重揭已经愈合的疮疤不好受，何况当事双方后代大都能和睦相处，有的甚至已经结了儿女亲家。
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在邱县掌权的官员中，有不少是当年整人者与受害者后代。大家都承认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并不包含其它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那些还要世世代代继续相处的人们来说，不愿重提这场惨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过，当笔者把挖掘记述邱县惨案的想法说出来后，无论是邯郸人还是外地人都认为，非常有必要。大家一致表示，这样的历史不该忘记，应当让更多人知道。如果连这么沉痛的教训都不汲取，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邱县事件发生在1968年。到目前为止，除了《邱县志》对此有简明记述外，笔者尚未见到官方和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既不是对历史负责，也不是对社会负责。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被湮没，接近消逝了。如今在社会上、在网络中，为文革打抱不平，为极左路线喊冤者，怀念制造文革领袖者大有人在，如此现象反证了挖掘这段历史，让其重见天日有多么重要。
古人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不知道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如同失忆者一样，会成为无根的飘萍。只能依附于他人的历史文化，失去民族的本性。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数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的起码智慧是不在相同的地方第二次摔跤，尤其是不能在摔得鼻青脸肿的地方继续摔跤。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查明原因，少犯或不犯同类错误。只有汲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才能进步，只有牢记自身灾难的民族才可能免除灾难。
重提邱县惨案，并不是要揭谁的疮疤，也不是与哪些人过不去。我们与所有当事人没有丝毫恩怨，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对这场惨剧的重新认识汲取教训，寻找导致这场惨剧的真正原因，避免类似惨案再度发生！
历史正在被大家遗忘，不敢正视历史耻辱的人不会进步。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找不到病根，不能对症下药加以预防，当年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到那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一、翻开尘封的历史旧页
魔瓶被打开了
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最善于借时以逞。1967年，邱县武装部副部长，十五岁参加革命的赵玉春登上了邱县革委会主任的宝座。县委干事，造反派头头惠志广当上了邱县“三代会”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两个自认为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的人，终于掌握了决定邱县十几万人命运的权柄，他们当然要好好施展一番，尤其要让当年压制自己的人好好尝尝被压制的滋味。自此，邱县拉开了血雨腥风的序幕。
一本民国时期的县志成为抓国民党事件的导火索。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县中学校长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革命造反派们认定，国民党的县教育委员会委员，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刘雷是国民党，他的儿子刘一心必定是国民党！刘一心解放后长期担任邱县县委书记（1952～1958年任中共邱县县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赵玉春等人由此判断，刘一心就是国民党在邱县的总后台。他在掌握邱县大权期间，必然会发展地下国民党组织。
有了这样“鸡生蛋，蛋变鸡，鸡再生蛋，蛋再变鸡”的理论，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欣喜若狂，如果邱县能查出庞大的地下国民党组织，无异于在全国放了一颗卫星。一旦成功，县革命委员会成员都将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必然会乘“直升飞机”登上各级领导岗位。欲望之火熊熊燃烧，他们恨不得将所有设想立即变为现实。经过紧张的谋划，他们开始下手了。
1967年7月，县革委研究贯彻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时，县革委会主任赵玉春让县革委常委陈××当抓叛徒队长。
陈××时任县邮电局副局长，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他害怕抓叛徒抓到自己头上，同时对原县委书记刘一心任职期间不重用自己怀恨在心。便提出“贯彻中央指示不能死搬硬套，要结合邱县具体情况，邱县黑势力还是主要的，根子是刘一心，于好山是黑干将。刘一心是个总代表人物，把他揪回来就解决问题了。”
赵玉春表态说：“好！你是邱县的活字典，听你的，你组织几个人整他的材料”。
陈××马上组织“三老”（陈××、石××、张××）出主意，组织“三少”（惠广志、石××、石××）编材料。陈××说：“旧县志上的教育委员一定是国民党”。“三少”就根据陈××这句无中生有的话，把刘雷定为“国民党员”，刘一心（刘雷之子）定为“国民党”的总后台。说他们明里是共产党，暗中为国民党办事，邱县县委一翻牌就是国民党县党部。
他们按上述编造的假材料，给地区革命委员会写信，把刘一心从省二医院揪回邱县批斗。把于好山从邯郸县人武部（时任部长）揪回邱县实行专政。
很快，身为“走资派”的前县委书记刘一心被揪了回来。
刘一心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曾在邱县含辛茹苦工作多年，为改变邱县贫穷落后的面貌费尽了心血，他当然不会承认打手们臆造出来的罪名。专政组早就预备了各种刑具。这位没有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也没受过国民党刑罚的共产党员，领教了自己人的厉害。
让刘一心没想到的是，他之所以遭遇这样的灾难，就是因为他当政时，从没真正欣赏过赵副部长。在赵副部长与县武装部长于好山（后被“群专队”迫害致死）闹矛盾时，没有得到刘书记的支持。现在，风水轮流转，赵副部长可以掌握顶头上司的命运了。当年你没理他，如今他要理你了，而且要让你好好体验一番赵某的手段。
1968年1月，邱县成立“三代会”（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焦学金任主任（工人造反派头头），惠广志任副主任。“三代会”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成为全县抓“国民党”的策源地（抓国民党期间，县直、农村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
1968年4月17日，“三代会”首先对刘雷下了毒手，用种种酷刑折磨他，晕过去就用冷水泼醒。70多岁的老人被迫在他们编造的假材料上按了手印。违心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还“供”出他的儿子——前县委书记也是由他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令老人意想不到的是，“屈打成招”只是噩运的开头，而不是终止。
他所交待的国民党名单让造反派们如获至宝，由此形成的冲击波很快就牵动了整个县委和县政府，继而殃及全县，并迅速辐射到全国各地（这个革命老区曾经涌现出大批干部）。
刘雷被屈打成招没有让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活活打死了。他被打死后，尸体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手指被割下来，装到小瓶里，专门用来造假证据时按手印。
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既然是国民党，这个县的县委自然不是共产党的县委，而是翻牌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共产党的天下，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国民党县党部，破了这个 “天字号大案”，将是何等丰功伟绩！赵玉春利令智昏地说：“我挖出了一个‘国民党集团’，是有功之臣，我要把这具国民党僵尸抬到北京，向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邀功请赏！”
1968年4月15日，县成立斗批改战斗队（“三代会”原班人马），赵玉春在会上明确表示：“你们战斗队任务就是要杀一批，抓一批，处理一批。”
20日，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说：“刘雷承认了，还承认他儿子刘一心是他发展的国民党员”。赵玉春说：“县委书记是国民党员，一定要把这个集团搞出来，把上根下线都追清，有多少抓多少。挖出国民党，靠教育不是万能，没有一定温度是不行的。国民党顽固，群众起来揍他几下有啥要紧，对坏蛋打就打了，死就死了，我当家了，愿捕谁就捕谁。”
此后，惠广志等人对前县委书记刘一心又下了毒手。他们用尽各种刑具，将刘一心连续拷打7天7夜，几度昏死。刘一心还被拉到刑场进行假枪毙，令其招认老县委一班人都是国民党，刘一心在非人酷刑逼迫下，不得不招认。
刘家父子屈打成招，这个凭空捏造的国民党案由此坐实。一心邀功请赏的造反派们喜出望外，众多无辜者则大难临头。
有了“供词”，造反派们便开始用炼狱之火，向其他人讨要“人证”、“物证”了。于是他们找来当地两名曾加入过国民党的人，让他们交待其它人。造反派们天才地设计了一道刑罚：让他们各持一部手摇电话，把电线接到对方身上，各自摇动起来电击对方。不一会儿，被电得死去活来的二位便按照刑讯者的旨意写出了交代材料，承认他们加入国民党是老校长刘雷介绍的。
5月1日夜，“三代会”对原县委、人委县局级干部共8人（号称八大专案）动了大刑。通过逼供、引供、串供及指名认账的办法，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打成国民党集团。这八个人又咬出了二百多国民党！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因宁死不承认是国民党员，于1968年6月5日晚上被专政人员活活打死在审讯室。
“三代会”为深挖国民党，按教育、县直、公社、农村四条线把名单分发下去。并于当月召开了深挖国民党大会，播放高占元（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录音，动员全县造反派行动起来，大抓国民党。从此，抓国民党在全县普遍开展。
邱县成功地破获国民党县党部，如此功绩令邯郸地区革委会头头们大喜过望，这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先进典型。
1968年5月5日至11日，邯郸地区召开“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区对阶级敌人大刮12级台风。焦学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介绍了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冀南风雷报》上刊登题为《触目惊心的国共两党大搏斗》文章。6月4日至8日，地革委召开了“对敌斗争经验交流会”， 8月18日，邱县革委会主任在邯郸地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抓“国民党”的“经验”，会后，全区刑讯逼供成风，逼打致死的人数骤增。
从1968年5月27日起，县革委会把全县700多名教师集中到县一中搞了45天集训。赵玉春在会上说：“教育战线是黑窝子，庙小神灵大，浅池王八多。”集训期间，参加集训的教师被打成“国民党”141名，打死20名。
1968年6月，县召开抓“国民党”经验交流会，贾寨中心校长刘××介绍“一打二唬三威胁，敲锣打鼓看脸色”的经验，会后全县抓“国民党”打人升级。随后，“三代会”又捏造假情况，说“国民党”想暴乱！并于同月9日召开了抓暴乱分子广播大会，当场逮捕了武中伟（原县卫生局长）。
雪球越滚越大，仅仅七天七夜，全县就有四百八十多人在各种刑讯之下招认自己是国民党。为了扩大战果，打手们在全县搞了十八个试点村，形象地称为“爆炸点”，很快，这股邪恶之火遍及全县。
为使抓“国民党”更加深入，体现政策威力，11月3日，邱县革委会召开了三万人宽严大会，逮捕了陈玉玺（原县革委常委）、高怀宾（县委组织部干事），从严处理，对造假国民党证的杨××当场释放从宽处理。
为彻底打倒原县委，12月，邱县革委会召开公审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广播大会，把邱县曾经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案件翻过来，硬说是“国民党”集团陷害好人。并通过宣传发动，将邱县抓“国民党”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反人类的酷刑再述
面对从天而降的诬陷罪名，没有哪个无辜者会轻易就范。邱县各级专政小组为达到揪出暗藏的国民党目的，使出了浑身解数，发明创造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刑罚。该县上访群众1969年整理的手抄本小册子（《邱县流血惨案法西斯刑法四百例》），概述了那段历史。字里行间血肉飞迸，筋断骨裂，今天读来依然心惊肉跳，毛骨耸然。在此，笔者简单列举其中部分刑罚：
一、发刑。打手们用手或钳子夹住一缕头发硬拔，党员干部史明奎被打死前，头发基本上拔光。用油灯烧头发，冬省庄完小女教师张某头发被全部烧光。古城营大队专政组把沥青浇到受害人头上，然后用绳子捆住猛拉。
二、 头刑。打手们审问党员干部陈某时，把陈的头用板子夹住，再用木棒打板子。贾寨专政组打手用皮球往受害者头上猛砸，并把被关押人员集中起来，逼他们互相砸。杨二庄大队专政组用细麻绳将周某的头，用力绕了四、五圈，说是给周戴“紧箍咒”。疼的周某在地上打滚。
三、捆绑刑。打手们把一名受害者绑到床上，一连七八天不让吃饭、活动时必须背着床走。邱城轧花厂专政组把被害人用席箔卷住，头朝下竖起来整整两昼夜，放开后发现早已昏迷多时不省人事。熬鹰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把陈某双手捆在枣树上，脚尖刚刚能挨着地，整整吊了一个月。
四、大会战。谢里庄公社专政组把四名公社干部赶到一个院子，让150名学生一齐打这四个人，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东目寨公社召开数百人参加的抓国民党大会，将数十名所谓国民党员分到14个大队，14个刑场同时开打，受害者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
五、冻晒刑。各专政组的打手命令受害人冬天只能穿单衣，连冻五六天，把不少人冻的昏死过去。有的专政组令人受害者把衣服脱光，到雪地打滚。有的在雪夜成宿跪着，第二天成了雪人。东省庄专政组数九寒天令受害人爬在院子里，往身上泼水，把人和地冻到了一起成了冰棍。专政组在酷暑天将受害者捆住手脚，在烈日下暴晒，将不少人晒得中暑昏迷。闰村专政组把受害人埋进沙土中，连晒带焖，不少人发生皮肤溃烂。在三伏天，聂楼专政组打手令受害人穿着棉袄晒太阳。
六、四肢刑。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审问教师赵某时，用钳子将赵某的手指一个个折断。打手在审问干部王某时，竟将八个脚指甲上用钉子扎了眼。打手韩某在审讯贾寨大队王某时，逼着王用手榴弹砸自己的脚腕部。王砸的鲜血直流，韩仍不罢休，夺过手榴弹把王某腿骨砸断。不少专政组打手都使用了往指甲缝扎针等酷刑，一些受害者因坐老虎櫈落下终身残疾。
七、火刑。东省庄大队专政组打手用火柱把李某身上多处烧伤，等结痂后再用钳子把痂撕下来。大省庄中心学校专政组打手往校长张某身上倒煤油，将其活活烧死。庄头大队有位退休干部已经去世多时，打手们诬蔑他是国民党，将其刨出来，令其家属花五元钱买来煤油，将尸体公开烧掉。有的打手将烧红的火柱插入受害者肛门。
八、电刑。用手摇电话机过电，有时摇一部电话机，有时三四个电话一齐摇。有的把电话线两端捆到手上，有的把裸线拴到脖子上，有的拴到阴茎上，有的拴到乳头上。甚至用大号针头把人的两耳扎透，再穿上电线过电。他们把高某四肢捆牢，过电上百个小时，摇坏了六部电话机，致使高某把舌头咬烂，口吐白沫，多次昏死过去。水中过电。让被害人站在水里，然后把通上电的电线放进水里。电的人乱蹦，如果从水里跳出来，再用棍子把人打进去。拖拉机站的姚某受此刑被电昏了四次。
九、屎尿刑。打手们强迫多名受害者吃屎、喝尿。有个打手拉完屎让受害人夹上窝头吃，有个打手把厕所中的蛆捞到受害人面条中，强迫吃完。石街大队专政组逼供时，谁不承认，就让谁爬到茅坑上，长时间闻臭味。有的打手逼受害者交出国民党证，拿不出就往嘴里抹屎。
十、性虐刑。大郭斗大队专政组打手令被审妇女赤裸，将报纸夹在阴道，用火前后点着，说这叫骑火马。大省庄完小一女教师被一专政组凶手用木棍捅破阴道而死。贾寨公社专政组打手把男女受害人押到田间让群众批斗，令这些人脱光衣服，男下女上表演。石街大队专政组打手，将两名受害者阴茎拴住，面对面罚站，双方谁也动弹不得。他们还强令被关押的受害者互相鸡奸，互相唆生殖器，甚至必须将精液吞掉，否则就遭毒打。东省庄完小专政组打手强迫女教师赤裸，强迫两名男教师当众吃奶，不吃就打。马头完小专政组打手令两名被关押人员，按住受害妇女大腿，让狗舔阴道。打手们还把某女赤裸捆住，将公狗引来，让狗奸女人。南辛店专政组打手，强迫某男当众舔某女阴道，他们还令五名男女同时表演性交……
一个个专政组就是用这样灭绝人性的酷刑，把邱县变成了人间地狱。
刑讯逼出了国民党证据
据县史料记载：八年抗战，日本人的铁蹄曾残酷地蹂躏过这块四处平原，无险可依的小县，在日本人对抗日军民的疯狂杀戮中，有300多名共产党的地下干部被杀害。
二十年之后，这个县被“清查”凭空捏造出的所谓“国民党”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竟相当于八年抗日再加上三年多解放战争中牺牲人数的两倍！
战场上的敌人被打跑了，内部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却成功了。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没办成的事，革命造反派替他们完成了。
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农工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银行行长、支书、村长们没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一个个惨死在共产党执政近二十年的土地上。
1969年1月，邯郸地区革委主任徐士信来邱县“三代会”看了所谓国民党证件后说：“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搞了不少证据，但是不够……要抓紧把案子定下来。要准备立大功，也要准备犯大错误，要继续挖证件。”
地革委随后又派来两名“专家”，进驻“三代会”，进行“指导”达三个月之久。同时地革委为帮助邱县搞斗批改运动，又派来解放军一个连队和300名工人造反派，分赴到各公社、大队，用严刑逼取“国民党”证件。为此，县革委会选定林子、杨二庄、霍庄、郭村、东石彦固、高庄、大省庄、大寨、庄头、波流固等18个爆炸点。
“三代会”人员和县直抽调造反派骨干人员，亲自下到18个村，动用各种刑罚，逼迫被专政人员供出“国民党”证据。
林子村由县武装部马××参谋带队，为挖证件，调动5个村民兵200人，将林子村团团围住，抄了崔炳乾（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的家，拆房挖地7尺，打死崔炳乾和儿子崔树彬。逼迫崔炳乾60多岁老伴改嫁，崔树彬之妻当场气疯，结果一无所得。
杨二庄村共91户，384人，被打成“国民党员”46人，打成“三青团员”28人。14户因深挖找证件，挖倒房屋57间，打死4人，自杀（未遂）13人，致残32人。
18个爆炸点因深挖“国民党”证据，搞的最惨，破坏性最大，打死人最多。
国民党案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在18个爆炸点上，虽然专政组下了最大力气也没有找到。在黔驴技穷情况下，赵玉春指使“三代会”千方百计制造假证。“专政人员”采用以下办法终于搞到证据、证言和证人。
1、选举产生“国民党”县党部。“三代会”八大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逼供信”，让被专政人员承认县党部委员都是谁。说出的委员不一致，就在供出委员名下画正字，谁的票多，谁就是县党部委员。于是县“党部”于1968年10月在“三代会”主要头目亲手炮制下产生了，并产生了“书记长”。
2、制造信号枪、信号弹。农村干部王景昌（孟固村人，会制鞭炮）受刑不过说：“我会制炮打灯（一种两响鞭炮）。”惠广志向赵玉春汇报，赵说：“会造也行，造也能说明问题，给他买东西让他造”。于是“三代会”被专政人员曹文学造了信号枪（木制品能打火药），王景昌造了信号弹（炮打灯）1000个，赵玉春夜间亲自试验后说：“行！”
3、画假党证。1968年10月，杨××被逼无奈，在专政组屋内墙上“学习园地”栏旧纸上，撕下一块方纸，写“证明杨××同志，系中国国民党员，特此证明，执行任务。”“三代会”将此拍成照片，作为唯一证据。
4、假情报站名单。大抄家时，在邱城东街申金明家抄出一个日记本，上边写有：“保人保畜情报站”，是个26人名单，背面还写有食堂窝头一个8大两。实际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用过的工作日记本。但在抓“国民党”时，硬把这名单上的26人逐个打成“国民党”情报员，把申金明打成“国民党”情报站站长。
5、“国民党”暴乱袖章。从杨××（邱城供销社售货员）处抄出红布黄字“连长”、“排长”两个袖标，这是1963年水灾后生产自救搞运输，带队干部用过的袖标，被定成“国民党”暴乱准备的袖章。
6、真国民党咬假国民党。让十几名老国民党员住在“三代会”，逼他们咬出新发展的国民党员，不咬就受刑，以受刑口供记录作为证词。
7、“三代会”人员替死人编写证明材料。把刘雷打死后，在“三代会”屋内挖地窖用药水存尸，用镰刀削掉他一个手指头，装在药水瓶内用于按“手印”。又以死者名义编造了大批材料，都盖上他的“手印”作为证据。
8、把小孩玩具用的红缨枪、大刀片都拍成照片保存，说是“国民党”暴乱备好的武器。
9、把大抄家从农村抄来的铁丝、铁钳子拍成照片，说是“国民党”破坏电线用的工具。
10、把平除“东风渠”做为“国民党”破坏水利建设的证据。实际是牟冰如（县委书记）传达邯郸地委会议精神布置让平渠还田的。
鬼蜮伎俩，堂皇世上。
二、当年发生在邱县的故事
铮铮铁骨的县委副书记
大多数人受不了酷刑，被逼无奈，让说啥就说啥。不过也真有铁骨铮铮的硬汉，邱县县委副书记史明奎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历史清清白白，经历也不复杂。当过教员、小学校长、教育干事，后来到县委办公室当干事、主任。一个从小逃荒要饭的青年，练就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县委大院，他以刻苦、勤奋、大公无私受人敬佩。他晋升县委副书记后，就象当年的焦裕禄那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农村，他给军烈属挑水，给老贫农推磨；邱县盐碱重，他到盐碱最重的村住下来蹲点，领导排涝压碱。乡亲们提起他，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造反派夺权后，有一天，他从乡下被叫回机关软禁起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作中有差错，让他检查认识，他心甘情愿。但他的心是纯正的，对党绝无二心，没有党，哪有他今天的一切呢！他襟怀坦荡地等待着申诉的机会。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被“内定”成邱县“国民党”最后一任县党部书记长。
史明奎被带进阴森可怖的审讯室，一股呛人的霉味儿扑面而来。他是新社会参加工作的，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做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曾用“革命传统”教育别人，也教育着自己。从电影里，从舞台上，他才知道法西斯、日寇、国民党的刑讯室是什么样子：阴冷的锁链，烧红的烙铁、滴血的皮鞭、狰狞的老虎凳……他不是演员，但现在却被带到电影中见过的刑堂。面对恶狠狠的审讯，他惊呆了。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只加入过共产党，怎能说自己是“国民党”。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他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是“国民党”呢？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我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话音刚落，他的后脑勺便遭到沉重的一击。史明奎觉得脑袋就象炸了一样，他强忍着疼痛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拧住他的胳膊往上别，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撅起。史明奎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的，脑海一片空白。
这仅仅是刑罚的开始，审讯在继续，刑法在不断升级。史明奎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于是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头上汗如雨下。两腿先是麻木，接着变软，终于跌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吗？造反派打手又换了花样，来了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不能再弯，把脑袋塞进裤裆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困难。史明奎咬着牙坚持过来了，打手们再来个“挤刺猬”。让他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
史明奎在邱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刑讯，还要参加批斗会，以此推动全县运动发展，他曾在一天内被连续批斗八场。
除了在县城挨批斗，造反派们还拉着史明奎到各公社批斗。儿子、女儿只能在父亲被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的脸色蜡黄，人瘦了，显老了，头发胡子老长。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还不时地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的脚肿的象馒头一样，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拖拉着往前走。
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的情景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惦念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的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的鞋。
“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公社去批斗，他们便赶去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夫、舅舅一块儿去。
晚上，史明奎被关在公社一间黑屋里。他儿子、女儿跟着舅舅、姨夫去送鞋，没见着人，却招来了罪名：送双鞋用来这么多人吗？是想搞“劫持”？还是想搞“暴乱”？妻子在家里心急如焚，不见孩子归来。她哪里能想到，去送鞋的五个亲人已经全部被扣押起来。而她自己也没有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1968年6月5日，“三代会”头头对专案人员交代道：“他是咱县国民党县党部最后一任书记长，今晚你们落实他的问题，给我狠狠地整！”主子有令，打手闻风而动。当夜，史明奎被几个壮汉带到审讯室，“今晚你必须老实交代最大的政治问题！”两个多月的刑讯批斗，史明奎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镇静地说：“我的历史清清白白，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打手们用皮鞭朝史明奎身上抽。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倒在冰凉的地上。几个壮汉将他抬起来，架上老虎凳。身子被绑在柱子上，两条腿被捆在木凳上。腰下塞进一块砖，又塞进一块，三块，四块……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昏死过去。当他被冷水浇醒之后，“头头”已亲临审讯室。“你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想交代？”“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头头气急败坏，用驳壳枪朝他胸部猛砸，又用子弹头刮他的肋骨。接着又反捆住史明奎的双手，把他吊在屋梁上。打手们把报纸点着，往他身上烧。火苗烤着肉，滋滋地冒着青烟，一股难闻的血腥的焦臭味儿，弥漫在审讯室里。
“说！谁是国民党？！”
史明奎嘴咬出了血，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知道，我不是……”
一个打手，用钳子夹起炽热的玻璃灯罩，嘻笑着朝他的胸脯按去。
“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史明奎留给人间的最后声音。
剖腹示忠
他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普通公社社员。按照“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各类政令，划分的斗争对象，绝对轮不到他的头上。可是，一场大清查“国民党”的强台风，却将他裹进了专政队。因为他“死不改悔”，他所领教过的刑法更是不胜枚举。单是“夹刑”他就受过好几种。打手们将他的上衣扒光，用铁钳子夹他的脊背上的肉，一边夹一边拧，不一会儿，他的脊背就青紫一片。
打手们还从牲口房里找到驴夹板，用驴夹板死命地夹挤他的腿肚子，几下就把他的腿夹挤得如同折断了一样。打手们用铁钳子夹住他的嘴唇，一边扯、一边拧，打手们还用两根木棍挤他的“太阳穴”……
他有怨、有愤、又恨。他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却没有人理解他、相信他，既然假的被视为真的，那真的无疑是假的了。最终，他选择了极端的表白方式。正值社员出工之际，他偷偷从专政组跑出来，回家拿了把牛耳尖刀，发疯似地跑到大街上，高声呼唤起来：“社员们听着，我是贫农，是党员，不是国民党。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国民党，国民党的心是黑的，共产党的心是红的。乡亲们，你们都来看呀，看我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边跑边喊，将手中的牛耳尖刀插进胸口。他慢慢跌倒在地，流下一滩鲜红的血。
绝不改口的标兵
邱县有位王某某，曾被评为全省青年标兵，是全县青年的榜样。他是党员，是村干部，是县里的红人。既然全县有那么庞大的地下“国民党”集团，他能不是“国民党”？于是他被关进了“牛棚”。
开头对付他的是“温火”，给他说明情况，晓以“大义”。遗憾的是这位姓王的农民，犟筋一根。很不“懂事”，嘴咬得很紧，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
“你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王某某回答得干脆肯定。
“再大声说一遍！”专政人员失望透了，动了肝火。
“不是就不是，咱不能胡说！”王××一字一句，说得很老实。
“你诬蔑谁胡说？” “造反派”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吼叫道。
“反正有人胡说。”
“太嚣张了！”
专案人员收起温和的面孔，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皮鞭顺头抽下来，在肩上、背上、手上、腿上，立即留下一条条血道子。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
接着“造反派”在他的手腕上穿铁丝，一阵剧疼昏了过去。鲜血顺着手臂流淌着，滴在地上，旋即凝固。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两手已被吊在屋梁上。两臂举着，脚刚刚踩着地，腿稍微软一下，全身重量就会全集中到一双手腕上。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疼，死不承认。
打手们围拢来，得意地问道：
“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我生下来就不会说假话！”他说的是真话。
“好！不说就这么吊着。啥时承认了，啥时就放你下来！”一个专政组长，气急败坏地喝叱道。
王某某就这么被吊着，稍一低头，就会痛不欲生。后来，“专政组”让他老娘来给他送饭，意思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娘提着瓦罐，里面盛着米汤。她见到孩子浑身是伤被吊着，泪水从老眼中涌出来。
“孩子，说了吧！别嘴硬了！”老母亲希望儿子早点结束这种地狱酷刑。
“娘！”他宽慰着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不会说假话。咱不是‘国民党’，咱咋能胡说呢！”
王某某在屋梁上被吊了七天七夜，168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松口，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七天七夜！度日如年的七天七夜。
母亲把儿子送上不归路
母亲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可是，在那疯狂的年月，却有一位母亲，将亲生儿子送上了黄泉路。 她的儿子是一位公社书记。家里人对这个日子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他临终前告诉家人的。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
邱县清查“国民党”的十二级台风刮得山摇地动，公社书记突然被通知去县里开会。他急匆匆赶到县里，哪里是开会？到县里他就被关押进群众专政组，令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自打清查“国民党”的台风刮起，他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听说先“下水”的不少人受刑不过，乱说乱咬。他工作多年，认识的人不少。只要有人受刑不过，提自己就得“下水”。真是怕啥有啥，现在真的轮上他了。专政组没有逼他去咬别人，而是逼他交出“国民党档案材料”。他根本没有藏匿什么“国民党档案材料”，拿什么往外交呢？
不交就是不老实，就是抗拒，就是顽固不化！审讯室里，他被蒙上了眼睛。只觉四周一片漆黑，猛然间一阵皮鞭抽过来，他慌忙躲闪，迎面又是一顿乱打，往哪躲都有人用皮鞭抽打。这种刑罚，名曰“打瞎子”。皮鞭抽打还是轻的，再不承认就用扁担打，腰、两肋、四肢，留下了道道伤痕。最后再来个“猪拱地”，一位壮汉提起他的双腿，让他头触地，由壮汉推着朝前拱……一连四天受刑，他实在受不了，瞅了个机会，逃出专政队。他不能回公社，更不敢回家。他蜷缩在庄稼地里，又闷、又热、又渴，浑身伤口针扎般疼。好容易涯到天黑，忍痛忍饥朝姨家赶去。不巧姨家没人，不得已，他摸黑朝自己家赶去。后半夜时，他敲开了自己的家门。当一家人见他一身破衣烂裤失魂落魄的样子，全惊呆了。他撩起衣衫，露出浑身血疤，一家人立即哭成一团。
“孩子，你犯了啥罪？”
“娘，我没犯罪呀？我从小逃荒要饭，十八岁入党，我怎么会是‘国民党’？我根本没见过‘国民党’的材料。我交不出来，他们就打……”
妻子一旁伤心地说：“你咋不找领导说清楚？听说县革委会主任是个解放军，你就去找他，找解放军！”
“找？去哪儿找？咱被打成‘国民党’，能见上面吗？打得实在受不了哇！……”
一家人抱成一团，哭又不敢大声哭，怕被外人听见，只能饮泪抽泣。天亮了，怕被人发现，先躲在兄弟家里。年迈的母亲饱经风霜，旧社会逃荒，曾领着四个孩子要饭到他乡。大女儿卖了，换下点粮食，又让兵匪抢走了。若不是翻身解放，也许这个家庭早不存在了，眼见着孩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儿子前思后想之后，按照妻子的提醒，给县革委会军代表写了封信。信写好，不敢在当地发，让两个女儿跑了四十多里地，在邻县一个邮电所将信寄出。
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愁眉不展，苦苦想着办法。母亲老泪纵横，恳切地对他说：“孩子，你不能这么躲在家里，人家知道你跑了能不四处找？找到家咱说啥？躲不是个法子呀！没有共产党帮咱们翻身解放，就没咱这家人。你要相信党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胡说，党也不会冤枉好人的！”
“娘，我相信党！”“孩子，这就对了。”母亲开导着他，“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你在党，要相信领导，我看你还是回去给领导说清楚吧！”
“娘，我怕……”他抚摸着身上的伤痕，流下了眼泪。
“不怕，娘送你回去！”第二天，兄弟用独轮车推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带着两个孙女儿，将他送回到县上。
老母亲特意对专案组的人说：“同志，俺家世代都是本地的种田人，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俺，俺哪能有今天这一大家人。孩子干工作有错，该批评就批评，该处分就处分，可别再……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
老母亲说着，泪珠儿滚落下来，她饮泣着，没敢让“打”字溜出口。
“老太太放心回去吧，我们会按政策办的。”专案组人们说得很痛快。老人此举光明正大，怀抱着对上级领导无限信赖和对儿子的爱怜。老人将儿子送回县里，心里感到特别踏实，看在这张老脸面的份上，儿子不会再受罪了。
老人天天盼，日日想，希望儿子的问题早一天水落石出，一家人高高兴兴团聚到一起。二十天以后，儿子半夜三更又回来了。又是趁天黑逃出来的。
凑着昏暗的油灯，她看着孩子浑身的血淋淋的伤痕，旧伤痕上添新伤，比头回见到的更惨更吓人！老人心疼儿子，有什么法呢？心底那个坚强的信念远远超过了母爱。她宽慰一番儿子，用带批评的语气说：“孩子，你忍着点啊！老偷着往回跑，没罪也会添罪的！”
“娘，我受不了哇！”“那……”一家人商量着，没了主意。这时，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赶到他家，告诉他们，军代表打来电话，让老人把孩子再送回去。保证不再逼供，还保证发放隔离审查期间的工资。在善良的人眼里，从领导嘴里说出的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是靠得住的，是算数的。第二天一早，老人实在出不了门，对儿数落一番，让两个孙女将儿子送回县里。
仅仅隔了一天，噩耗传来：她的儿子死了！老人的精神支柱彻底坍塌了。直到这是她才醒过神来，面对魔鬼的凶暴残忍，善良和信赖又值几文钱？可惜她清醒得晚了！两年以后，省委落实政策工作组打开了她儿子的坟墓，开棺验尸。经查：右肋骨第六根骨折，左肋骨第八、第九两处骨折，前胸板骨两处骨折。很清楚，他惨死在酷刑下。
没有人会指责这位母亲残忍，她怎么会害自己的儿子？一个白发的母亲怎么会忍心把自己当拐杖使的儿子推上死路？她太相信那些满嘴“革命”名词的“革命者”了。
头悬梁
送人进阴曹地府的“吊刑”令人毛骨悚然。“吊”是一个比较恐怖的字眼。因为，瞪着眼珠、伸着长舌吊死鬼的形象早已在人们的脑海里扎了根。看见了“吊”字，难免不想起吊死鬼的吓人模样。“吊型”也是同样的恐怖，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在旧小说和旧电影里，常能看到如虎似狼的打手，大声叫嚷着：“把他吊起来狠狠地打！”普通的吊刑，是将受刑人的双手用绳索捆绑在一起用绳索吊在树上或房梁上，然后再用皮鞭抽打……
“文革”中“群众专政组织”对付“阶级异已分子”的“吊刑”却是花样翻新，难以枚举……
曲丽红是一位非常苗条漂亮的姑娘，特别是她的那条油光闪亮的大辫子，更是让周围的小伙子迷恋不已。她刚从卫校分配到了县医院，追求者就接踵而来。可她芳心另有所属，爱上了一位在外地上大学的中学同学。
许多被她拒绝过的人，便对她产生了一种癞蛤蟆吃不上天鹅肉的妒火。“文革”一开始，“癞蛤蟆”们就以她的父亲是“老右派”的名义，将她“隔离审查”。不久，又把她送进了专门对付“地、富、反、坏、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进了这种“学习班”，就如同进了阴曹地府一般。学习班的工作人员中仍有对她妒火中烧的“癞蛤蟆”，这次见到了“天鹅”落到了案板上，岂能轻易放过？得不到手便毁灭，这是流氓们的共同特征。
“癞蛤蟆”嘻皮笑脸的问曲丽红：“你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吗？”
曲丽红不知道问话中有圈套，就天真地回答：“知道。”
“你给我们讲一遍。”
曲丽红讲了一遍“头悬梁，锥刺骨”的典故。
“你想不想学习古人这种‘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
“想学。”
“好吧！我们就先让你学学‘头悬梁’。”
几个学习班的人用将绳子的一头扔过高高的房梁，用力一拉就将曲丽红吊离了地面，曲丽红的全部体重都坠在了她的头发上，她疼得泪流满面，双脚乱蹬，……最后，她那一头原本美丽的头发全部被揪断了。有许多头发根还连着一块块流着鲜血的头皮。
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天使，像烛火般被迅速扑灭。一个妙龄少女瀑布般的秀发，刹那间变成了一个血迹斑斑的秃瓢……
挂“衣服”
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民，自从解放后，历次“运动”都没有放过他。这一次他受的罪却是做梦都难以想象的。 那天，他随着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一起下地收工回来，就被“群专队”举起双手，用绳子将他的全身捆绑得直直挺挺的， “群专队”在墙壁上高高地钉上了木橛子，把他像挂衣服一样，牢牢地挂在墙壁上的木橛子上。理由是他在干活时，偷吃了生产队的红薯。
当天下田务工时，他的确是拾起了掉在地上的一小块红薯，迅速地扔进了嘴里，没嚼几下，就囫囵个地咽进了肚子里。当时，在他身边的都是和他身份相同的“地、富、反、坏、右”，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群和他一样整日吃不饱的“难兄难弟”们，没等他走回村子里，就已经将他“检举揭发”了。
为了“杀鸡给猴看”，专政组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像挂衣服一样，连着五、六天被挂在墙壁上“示众”。
倒栽葱
“国民党”的老窝在台湾，“群专队”员们为了让关押的“国民党”经常地能看一看自己的大本营，就发明了一种“看蒋介石”的刑法，先将“国民党”脚朝上头向下吊在梁上，然后，令他向东南方张望，并要回答望见了什么，回答不出，就猛松绳子，让“国民党”头朝下栽到地下，名曰：“倒栽葱”。
有许多“国民党”，挨了几次“倒栽葱”后，就学乖了，只要回答出看到了蒋介石，就会“过关”，最后，竟发展到了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亲嘴……
荒唐的岁月就会如此荒唐创造奇迹，真是典型的中国式黑色幽默！
练射击
有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退伍军人也被打成了“国民党”，因他平时经常向年轻后生炫耀自己的枪法，当年轻的后生专了他的政之后，就让他“表演”了一场“单枪打坠”。后生们将他的右手食指用绳子捆住，把他吊在房梁上，一边向上吊他，一边问他“打枪还准不准”。用一根手指头负担起全身的重量，即使他当过兵，打过仗，这种罪他也禁不住，只能违心地回答说：“打不准，打不准……”
至于“穿耳悬梁”和“勾鼻梁”的刑法就更加凶残骇人了。邱县的“群专队”常用铁丝将受害人的两耳穿透，吊在房梁上，还用卖肉的铁勾子，勾住了受害人的鼻子，像勾猪肉一样，朝梁上吊，直到把受害人的鼻孔全部勾豁勾烂……
坐“飞机”
专政组的打手们常把受害者双手双脚捆在一起，反吊在房梁上，再用力地像荡秋千一样，把被吊者摇来晃去，名叫坐飞机……
还有一种刑法，名为“坐大桥”。令受害人脸朝下，将他的手足分别捆吊在四个墙角的铁钎子上，然后，用棍子猛打其吊坠着的躯体。
把受害人的头和脚分别吊在梁上，再往受害人的脊背上压石头，就名：“悬梁驮石”。
有一位老八路，日本鬼子没有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把他打死，却被自己的同胞用“悬梁驮石”的刑法，活活地勒死了。
手术屠刀
手术刀，是人类切除病灶，挽救生命的利器。在无影灯下，它被用来切除坏死的肌肤，剔除癌变的肿瘤。可是，当魔鬼握住了手术刀的时候，它的用途又会是什么呢？邱县“群专队”有一个外科医生，这位披着神圣白衣的“天使”，竟长着一颗魔鬼的心。他经常用手术刀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上刑，就像旧时执行“凌迟”的刽子手一样，一刀一刀地割着受害人的肌肤，据一位受害人回忆：“他一刀下去，有时能割下二两多肉。”
这位医生掌握了许多医学的知识，非常了解人体的解剖，他下手总是非常的利落，如果受害人受刑后的伤口刚刚长住，他也会重新将这个伤口再一次割开，让伤口重新感染、重新化脓……
语录事件
神圣之下，人们的个体生命是那么卑贱。
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那时，正值一个女人的如花岁月。但是一次意外的失误，把她初绽的生命之花辗碎了。
一天，一个在学校茅厕掏粪的小伙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公社革委会的大门，把几个神情慌张的公社干部领到了公社小学校的茅厕旁……
原来，这个小伙子从粪坑里掏出了一本在当时被视为圣物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语录》扔进臭哄哄的粪坑里？这不是“恶性反革命事件”又是什么？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勒令手下“保护好现场”。那位首先发现“敌情”的小伙子，立功心切，他捧起沾满粪迹的《毛主席语录》，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扉页。这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那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女教师。
她被五花大绑着带进了公社革委会的一间专门审讯“反革命”的屋子里。“这本《毛主席语录》是你的吗？女教师恐慌地点了点头。“你竟敢将‘红宝书’扔进……扔进……扔进那个地方。”主审官没有敢说出“茅厕”两字，仿佛从他嘴中说出这两个字，也是对伟大领袖的玷污。“可想而知，你对我们心中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怀着多么恶毒的仇恨！”
“我是昨天上厕所时，不小心将揣在裤兜里的‘红宝书’掉进去的。
“胡说八道，什么叫做不小心？如果是不小心，那你为何不将‘红宝书’打捞上来。”
“我……我当时是想将它捞上来，可是，我又有点怕……怕脏……。”女教师吓得张嘴结舌。
“不许诡辩，老实交代谁派你打入我们阶级队伍中的？把你的反革命同党都交代出来！”女教师是初中毕业回乡任教的，她哪里有什么反革命同党啊！
“来人啊！快去厕所捞点稀屎，给她灌进肚子里去，看她招供不招供！”
还是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马上就跑着拎了一桶臭气四溢的稀屎回来了。
“是让我们替你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
女教师反绑着双手，不知所措。
主审官令那个“立功心切”的小伙子用水碗舀出半碗稀屎，让女教师张开嘴，硬要全部灌进她的肚子里。
正是花季年龄的女教师竟紧闭着双眼，张口喝下了一口碗中的稀屎……
当时，她的心中只感到自己万分有罪于伟大领袖，以为亲口喝下半碗稀屎，就可以赎去罪恶一样。人体有一种不受主观思维支配的条件反射，当她刚咽下一点自己同类的“排泄物”时，就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看来，还得给她点真功夫！先给她来一招‘火烧曹营’。”
几个如狼似虎的打手，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将女教师的裤子扒光。蒙受奇耻大辱的女教师只认为自己有罪，没敢有丝毫的反抗，一个打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报纸，卷成了一个纸筒，令女教师夹在阴处……
一个打手划燃一根火柴，“呼”地一下就点燃了报纸筒的一端。
含有大量木桨的报纸冒着蓝蓝的火苗，慢慢地向女教师的阴处燃去，待蓝色的火苗舔上阴毛时，一股毛肉焦糊的气味马上就弥漫了整个房间……惊吓和灼痛使女教师昏死了过去。
一桶冰凉刺骨的井水把她从昏死中激醒。
主审官恶声恶语地说：“从此以后，你每天要吃一顿抹着人屎的窝头！”
主审官将那个原本在生产队掏茅厕的小伙子抽调了上来，专门负责看守这位对“红宝书”犯下了亵渎神灵，“十恶不赦”之罪的女教师。
女教师果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向领袖的“红宝书”请完罪后，都要吃下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
刚开始，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还使她大口大口地呕吐。接连受了几次“火烧曹营”的虐待之后，她竟然丧失了条件反射。能很快地将整个抹满人屎的窝头全部吃进肚里。
那个看守她的小伙子可能是出自于对伟大领袖无限地忠于，每天都一丝不苛地往窝头上抹人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女性教师做人的全部尊严，就这样被每天一个抹着人屎的窝头击得粉碎！
她的生命之光、人格、梦想和尊严，远远比不上“神圣”的语录尊贵。而所有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冒犯，哪怕是不经意的，都足以让“誓死捍卫”的看护者们，用炼狱的妖魔才会想到的方法，把你彻底毁灭——从肉体到魂灵！
公开的凌辱
当年一位很有前途的教师被打成右派，遣返回到邱县一个小村庄接受劳动改造。右派属于五类分子，加上出身不好，便被打入另册。他规规矩矩每天劳动，不敢越雷池半步。文革风暴没有忘记这个小村庄，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在这里仍有雷霆万钧之势。他首先成为专政对象，他的妻子也成了右派分子的臭婆娘。他们结婚多年，没有生育过。她长得还像大姑娘一样水灵，皮肤白净，胸脯高耸，腰肢柔韧，可谁也没见她笑过。她每天早晨和五类分子一起扫街，继而虔诚地跪在地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数说自己的反动罪行，然后再下地劳动。
她只是个家庭妇女，丈夫背黑锅，她自觉矮人三分，平时绝不多言。只是默默地在家里地里干活。但她已感觉到专政组长眼里闪烁着淫邪的恶光。她不敢告诉丈夫，怕他受不了精神压力。丈夫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她对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大丈夫不能保妻室平安不是枉为人身吗？兔子急了也咬人。她怕丈夫做出失去理智的事。她很清楚，只要自己献出贞洁，专政组长就会马上改变对她们一家的态度。但是……她做不到，她没有遗传那样的血液。她的自尊和教养，使她把性爱的忠诚视同生命。
她被派去收玉米秆。专政组人员坐在田垅上，监督她劳动。
几个半大小子凑上来，围住这个右派臭婆娘，硬逼着她将衣服脱光。她受过各种低三下四的屈辱：罚跪、游街、挨斗，但人的起码尊严还埋在心底――怎么可能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呢？她本能地缩成一团，紧紧攥着衣襟。这伙小子见她不服从指挥，便一窝蜂似的拥来，你推我搡，又撕又扯，衣服很快被撕烂了。她最终没有护住自己，赤身裸体地横陈在光天化日之下。兽欲，在神圣的光环里，得到病态的满足。事情没有到此完结。一个半大小子更坏，他顺手折下根又粗又壮的玉蜀黍秆，朝她裸露阴部又戳又捣。
她惨叫着，哀求告饶，发疯似地挪动着身子，本能地用双手遮盖那隐密处。片刻时间，两股间、手腕上到处是鲜血淋淋。
近在咫尺的专政人员，如同一群性虐待狂，在一边发出欢快满足的狞笑。
……四周慢慢安静下来，像变成了一片死寂的荒漠。她承受的凌辱比遭受奸淫还要悲惨，她是那么孤独无助，在她旁边看稀罕的人们好像在看着一只待宰的羔羊，没有人觉得她有着与自己母亲、妻子、女儿与姐妹一样有着做为女人的尊严。围观者的良知随着她的人格尊严被剥蚀贻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她求生的欲望还没有泯灭。也许，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一场不清晰的恶梦，一切还会恢复到天下太平的从前。这是她忍辱活下去的理由，她想看到人们良心发现的时刻。所以，她披着被撕得条条缕缕的衣服，借夜色的掩护，忍疼含辱地爬回了家。
她不愿向丈夫吐露全部真情，只说在地里挨打了，正巧“身上也来了”，太难受，要丈夫去向村专政组请个假。
丈夫去了大半天才回转来。他说他挨门哀求，竟“感动”不了“上帝”。专政组长的口谕是：“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对待革命群众。改造就是要脱胎换骨，褪层皮流点血算个啥？明天照常扫街劳动！”
夜，漆黑一团。她和丈夫蜷缩在破旧的土炕上，抱做一团。泪水流进嘴里，又苦又咸。如果能放悲声，内心的积郁愤懑或许能得到一些排遣。可眼下连哭也不敢哭出声来，万一让在街巷巡逻的专政人员听到了，又是一条罪状。他们只能掩面而泣，他们脸贴脸，哽咽低诉，思前想后，哪里还有活路？她将白天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丈夫，丈夫的牙咬碎了，嘴唇在滴血。罪已经受够，侮辱也该到头了，活下去的所有勇气都被击碎了。
他们相拥而泣，对这个人世间彻底绝望了。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留恋，这个走不到尽头的苦难人生让他们看不到一丝光亮。
如果有可能，就将一切希冀寄托于来世吧！
他们紧紧抱着，度过人生最后一个不眠之夜。一个长夜，他们终于把泪流尽了。这一夜太黑暗了，黑得让他们看不到一丝星光。
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没有看到过一双含着人间温煦的眼神，那怕是那么须臾一闪，也会成为他们含辱偷生的理由。然而没有任何希望，他们终于没有等到天亮。
专政人员破门而入，立刻惊住了：屋梁上，悬吊着两具尸体。两口子用的是一根绳子，一人一头，脸对着脸，好象还有话要说，但永远也说不出了，他们到死都在凝视着最爱的人。
惊慌旋即化为义愤，在那个年代，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就是“现行反革命”。专政人员命令其它“五类分子”，从屋梁上卸下死尸，男的已经气绝，女的还有口气。由专政组长主持，在现场开了个斗尸会。“五类分子”一个个面如死灰，筛糠一般。专政组长指派几个“五类分子”去埋尸。女的似乎在动呢！谁敢去干这埋活人的事？几个五类分子“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我们有罪！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罪该……”专政组长气汹汹地从旁边人手里夺过铁锨，朝女的头上直劈下去，立刻，头脑碎裂，鲜血四溅。她的眼睛懵懂地瞪着，象死鱼一样。
周围是围观的革命群众，他们胆颤心惊地举着拳头，在专政组长的带领下，高呼口号：“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声音参差不齐干涩无力，毫无人间气息。
这对苦难的夫妇，到死也没有赎尽“罪恶”。他们的尸首被人拖到村外，扔进水沟里，被人撒上一层薄薄的沙土。人去场空，几只野狗窜了过来，用尖利的爪牙，刨出尸首，撕裂了皮肉，扯断了筋脉，大嚼大啖……
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半页曾经发生的一幕，两位无辜者连尸首都没留下来。
他们姓字名谁？冤魂何寄？时至今日，不知几人还记得这一对可怜的夫妻。
苍冥之间，一对卑微的生命，永远孤独地绝尘而去。
公然兽奸
一个极端贫穷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仇富心理；丑陋的众相，也就天然敌视一切世界的美丽，包括对美丽人生的毁灭欲望。
一个女服务员，臀部发育良好。在造反派眼里，大屁股女人都风流、都骚情。这伙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垂涎三尺，他们终于想出办法，将这位女服务员传到办公室，开始了审讯。她一迈进门坎，便嗅到一股血腥气，忍不住打个寒战。
一个专案人员坐在椅子后面，腿高高地翘到了桌子上。问道“你是啥出身？”“贫农”。“贫农？不对吧。”审问者转到她身后，拍着她的屁股问“贫农？这屁股不像？”
审问者怒吼起来“好你个地主婆，快老实交待！”
她知道地主婆是如何挨批斗的，吓得连说我不是，我不是。
“大屁股就是地主婆！”
两个壮汉好象性饥渴难耐的恶狼，主子一声喝，便立即扑上来，在她的乳房、屁股、大腿上乱摸起来，语无伦次地叫着“叫你不老实，快坦白！”
平时，干这种事的人要承担下贱、流氓的骂名。但时过境迁，同样是猥亵、调戏妇女，此时却成了革命行动。几个壮汉此刻一定暗暗庆幸，还是“革命”好，但愿这样的“革命”常住人间。
转瞬间，审讯室的灯被罩上了兰色复写纸，室内一片暗兰色，给人以恐怖感。这是打手们蓄意制造的地狱气氛。
恶鬼般的壮汉问到，“大屁股地主婆，你给谁看？是不是等蒋光头回来呀？哈哈，先露出来，让革命造反派看看吧”
她本能地反抗着。当一个壮汉拉她腰带时，她不顾一切自卫着，情急中将那壮汉手腕咬出了血。
“哎呀，你他妈的是狗！”
另一壮汉淫荡地眯起眼睛，“既然她像狗一样咬我们，我们就找一只狗来制一制她。”
说罢，他让几个同伙按住女服务员的四肢，从屋外牵来一条大狼狗。他三下五除二将女服务员的下衣扒光，从桌子上找到一块中午吃剩下的玉米面窝头，让狗闻了闻。便把窝头塞 进女服务员的阴道……
大狼狗张开大嘴向女服务员的阴道中的窝头咬去……这个壮汉此后经常利用狼狗给女犯人上刑。后来竟发展到让雄性狼狗扒在赤身裸体的女服务员身上，他把狼狗的生殖器剌激勃起，其它人按着女服务员，让狼狗奸污了这位女性。
“骑木驴”
人的生命和财产，在狩猎和被狩猎的规则中没有任何保障。
在邱县“红满天”造反司令部里有一间专门审讯犯人的“黑屋”。屋中有一个方桌，方桌的正中央钉着一个三寸多高的木橛子，这就是实施“推磨”的刑具。当时，“红满天”造反队经常把对方造反组织的成员或者家属“偷袭”过来，严刑“伺候”。这天，他们又捉到了一个对立面造反组织头头的女儿，这个女孩当时才刚刚十六岁。
“红满天”中的几个壮汉抓胳膊按脚地将女孩的衣服剥光，把赤身裸体的她抬上方桌，面朝下，再将方桌中央钉着的木橛子插入女孩的阴道，然后，推动着女孩的头和脚部，让女孩的躯体以那根插入阴道的木橛子为轴心旋转……在封建时代这样的刑罚叫“骑木驴”。
女孩失声地痛哭着、哀求着，狼心狗肺地壮汉们却不停地推着女孩的身体旋转、再旋转……女孩终于被折磨死了。她的死亡所有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的父亲是另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
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到世上，没有来得及体验一次当母亲的欢愉，没有体会到一个做妻子的幸福就被折磨死了……
兽性总爆发
在邱县的一个“群众专政队”中，一伙丧心病狂的恶魔、发明了“五人同颤”的酷刑。这是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夜晚，酒足饭饱的“群专队”员们将十多名男女“国民党”押到了一间大教室内。教室的窗户全部都用厚草帘子遮盖住了，教室的正中央悬吊着一盏大汽灯，将教室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白得刺目，白得阴森。“群专队”员们舞动着木棍，让十多名男女“国民党”全部脱光衣服，几名年轻的女“国民党”稍有抗议，就马上遭到木棍的袭击，其余的“国民党”早已被打得麻木不仁，他们不仅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听从“群专队”员的命令，将那几个年轻女“国民党”的衣服也全部剥光。
这十多名“国民党”完全赤裸了身体，就像进了公共澡堂子一般，不同的是身边还围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员。在“群专队”一个头头的指挥下，一个男“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他是一个县里的干部，他本能地用手捂起自己的私处。这里是不能有耻辱心的，他马上就挨了“群专队”员一个大耳刮子。他被勒令像作体操一样，两手臂向两侧平举起来，一动也不许动。他的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暴露在许多异性的目光之中。他羞红了脸，恨不得地上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
又有一个女“国民党”被赤裸裸地拉了出来，她的身体比较瘦小，两个“群专队”员架着她，让她骑上了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脖子上，女“国民党”没有敢反抗，她吓得小便都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然后，“群专队”员又让一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弯着腰，蹶起臀部，手在后面紧紧地抱住那个摆着体操姿式的男“国民党”的臀部，又让一个男“国民党”骑跨在这个比较丰满的女“国民党”的腰上，最后，又找出了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国民党”，让他将生殖器顶入那个弯着腰、蹶起臀部的女“国民党”的肛门内……
恶魔们在最后的男“国民党”的屁股敲一棍子，这个男“国民党”就得动作一下，其它的四人也就随着动作一下……这就是“五人同颤”的由来。恶魔们看够了“五人同颤”还不肯罢休。还让赤裸着身体的男女“国民党”表演名为“下猪”的恶作剧。
“群专队”员们让一个年轻的女“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仰面朝上地躺在地上，两条大腿分叉开来，让一个男“国民党”跪伏在女“国民党”的大腿之间，用头颅死劲地顶住女“国民党”的私处，又让一个男“国民党”装作接生的样子，去按摩这名女“国民党”的肚子。女“国民党”还得不停地学着母猪的叫唤声。那个用头颅死劲顶着女“国民党”私处的男“国民党”，也得不停地学着小猪的叫唤声，而且，还得隔一小会儿就报一下数。“群专队”员早已发了话，这窝不下够二十个小猪，就不能结束。
还有一个“群众专政组织”，曾揪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国民党”，女“国民党”是一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娘子，是那位男“国民党”的亲侄媳妇。“群专队”的恶魔们勒令这一男一女剥光自己衣服，先让当叔叔的赤裸裸的仰面朝上躺在坑上，再让当侄媳妇的同样赤裸裸地骑坐在当叔叔的生殖器上……“群专队”员们还拿着棍子在一旁问：“得不得？（舒服不舒服？）”不回答，就拿棍子打，直打得当叔叔和侄媳妇都回答：“得！”恶魔们才肯罢手。
1968年，邱县的大小“牛棚”全部人满为患。为了防止“专政对象”逃跑或自杀，“群专队”常将数十名“国民党”同关一室，而且不分男女。每天晚上临睡前，男女“国民党”都得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隔着窗户扔到院子里，待天亮鸡鸣时，再全部赤身裸体地列队站在院子内，听着口令，作广播体操，美其名曰：“闻鸡起舞”。谁作的姿式不规范，谁就会被揪出来挨打，而且还是让其他“被专政对象”动手打，打轻了也不能过关，自己也得挨打。这种“闻鸡起舞”每次都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即使是初冬时分，这群冻得浑身打颤的男女“国民党”仍要赤身裸体的坚持完“闻鸡起舞”，才能将昨天晚上临睡前，扔到院子里的衣服，拾起来穿在身上。
“群专队”员们，为了打破“专政对象”们的心理底线，让他（她）们自己不拿自己当人看，还强迫他（她）们男女同厕，当女“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就逼着男“国民党”趴在地上观望女“国民党”的生殖器。男“国民党”解大小便时，同样逼着女“国民党”观望。有一位女受害人对此稍表示不满，“群专队”员马上就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跪在地上长时间地仔细“端详”一个男“国民党”的生殖器。最后还逼着这个男“国民党”向女受刑人的嘴里尿尿，男“国民党”一边尿，还一边唱着：“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
当夜幕降临时，同室而住的男女“国民党”将自己的衣服脱光剥净扔到院子里后，“群专队”的恶魔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她）们，恶魔们常让一个“国民党”趴在地上，然后，命令其他男女“国民党”压在这个“国民党身上，一个叠一个，下面人的肋条骨就会“咯咯”直响……有好几位受害人的肋骨都是这样被压折的。
如果恶魔们喝点酒，就会更加没有人性，经常让赤身裸体的男女“国民党”各自“配对”，不是男下女上，就是女下男上，而且，还必须用力做动作，每个人的表情也必须装出性交时那种欢愉的样子，谁要是不动作，或者是表情装得不逼真，谁就得“大刑伺候”。
若是“牛棚”中没有女性受害者，“群专队”的恶魔们同样会拿男受害人寻欢作乐。邱县的一个“群专队”，竟利用酷刑，威逼着被关押的男受害人互相鸡奸，互相口交，流出精液后还必须吞进肚子里……
邱县“群专队”的恶魔们，淫威四逞，连未成年的孩子也不放过。他们曾抓住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同样无耻地将这一男一女的衣服剥光，将他（她）们赤身裸体地面对着面用绳子捆绑在一起。同走同停，名曰“牵线”。还逼着他（她）互相吐唾沫，然后再互相舔干净，名曰“亲嘴”。
在邱县的“群专队”中，恶魔们还发明创造了许多针对男女生殖器实施的刑法。每种刑法都是令人毛骨悚然……
人们常将男性的睾丸称之为“命根子”，不小心碰撞一下，都会令人疼痛得直冒冷汗。邱县的“群专队”根据这一特点，发明了一种名为“仙人摘桃”的酷刑，就是令男受害者脱下裤子，暴露其生殖器，施行者突然出手，又挤又捏又拧又拽受害者的睾丸。轻者令受害人疼得浑身冒冷汗，重者能令受害人当场疼得昏死过去。有一位年轻的小学教师，被打成“国民党”时，还未成婚，在牛棚中，他多次“领教”这种“仙人摘桃”，有好几次他都感觉到自己的睾丸被拧掉了……从“牛棚”解放以后，他结了婚。可是没有多久，老婆就跑到法院和他闹离婚，理由是“他失去了做丈夫的资格”。他含着悲愤的眼泪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割韭菜”本是一件菜地里的农活，却也被“想象力”丰富的“群专队”员们引用到酷刑之中，他们常把男女受害人绑在一个柱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用左手拉起受害人的阴毛，伸直右手的食指作出刀子状，在受害人被直的阴毛根部猛“削”“割”，常将男女受害人的阴毛，“削”“光”“割”净……
审问男受害人时，他们还有更绝的招数，先将受害人捆绑在桌子上或是椅子上，剥下受害人的裤子，再用一根细绳子的一头捆系住受害人的阴茎，另一头系在房屋的门上，让这根细绳子绷得直直的，然后审讯者就拿着一根棍子，先敲打一下绳子，再问话。绳子被敲打后，就会扯动受害人的阴茎，审讯者敲打的幅度越大，绳子扯动受害人阴茎的力度就会越大。审讯者一般敲不了几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肿胀起来，若是连敲十多下，受害人的阴茎就会又青又紫……“群专队”将这种酷刑美其名曰：“弹琴”。他们还用木棍和其它棍状物捅扎女受害人阴道，用铁丝捅扎男受害人尿道，刑法翻新，邱县的“群专队”有一种名为“挖地道”的酷行，就是用掰直的曲别针，从受害人的阴茎口捅进去，一直捅到尿道的拐弯处，捅得受害人小便如同血水一般，解一次小便，就如同上一次大刑一样疼痛难忍……
惨无人道的酷刑将一个个无辜者屈打成招，将一个个守法公民打残打死。和平时期的邱县真成了毛泽东在一首诗词中所描述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人
古往今来，大凡改朝换代时期，总会出现一些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或是乱世枭雄，或是奸佞群小。大浪淘沙，不仅使黄金与泥沙俱下，更使得沉渣泛起。在邱县的县志上，辑录了两位极可能是很平庸的人物。
这便是邱县国民党案的始作俑者赵玉春。他原是县武装部的副政委， 靠“造反”发迹，被推上了邱县的政治舞台。这个不起眼的外籍人物的出现，让古朴而贫穷的邱县于“十年浩劫”间，平添了更为深重的人祸。
关于这个人，2001年编纂的《邱县志》对其有如下记载：
赵玉春（1925——1996），河南省民权县李馆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部队文书、指员员、团政治处主任、邱县武装部政委。1967年3月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核心组长、地革委委员。
赵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期间，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施用酷刑三百多种大搞逼供，在全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假案。把邱县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到“文革”前的6任县委书记、7任县长打成“国民党员”，把文革前80%以上的县委机关和县直科局级干部，70%以上的公社干部和50%以上的大队支部书记都打成“国民党员”。在这一假案中，共打成“国民党员”3835人，打伤致残1316人，逼打致死544人。赵玉春亲自审讯后不久被逼打致死的就有4人。他制造的这个“国民党”假案，牵涉到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23个部队和中央8个部，使100多名领导干部受到迫害。
1974年赵玉春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8年保外就医，1996年死于山西沁源县。
从履历中可知，他是个15岁入党，17岁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红小鬼”。从乡下孩子到革命干部，也几乎都是在革命军队中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直到文革后期，恶贯满盈地从“政治舞台”退出，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好像从没有脱离过“革命”。
他的前半生，先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在和平年代的革命军队做“政治”工作，直到“夺权”成为邱县实际的“当家人”。就是在他“当家作主”“准备立大功”时 ，制造“国民党假案”酿成弥天大祸。他的后半生则被逮捕判刑，至到病死山西。
他“善终”的这一年，恰是文革发动后的整整二十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步入比较成熟的时期，饶有意味的是：他革命的年代都是人民少吃没穿，个体尊严和生命得不到保障、动乱频仍的时代。他不再革命的时候，国兴家旺，人民的生活步入小康，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再因言获罪，不再由于追求幸福生活横遭凌虐。
这个简介附着他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当时的年龄好象四十岁上下，身着当时的红星领章军服，由于帽沿下阴影过重，这个绷着嘴，鼓着高颧骨，这个面无表情的中年汉子显得十分阴郁。他主政邱县的短暂几年内，我们没看到他办过一件可以彪柄后世的好事。
地方志中说赵玉春“被惠广志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恐怕说不过去。他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且是久经锻炼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轻易被他人利用左右？在这场大惨案中，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干什么或不干什么，完全是个人阴暗心理借势借时恶性发作。赵玉春有自己的野心，有自己的主张，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和行动。他把自己的命运系于极左路线战车，无法无天，横冲直撞，必然是自取灭亡。
惠志广的故事
另一个因祸害一方而载入地方志的本籍人物，就是赵玉春的主要搭档惠广志。
《地方志》记载：
惠广志——1933年生，大郭斗村人，现在押。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资料员、县委办公室干事。“文革”中任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副主任。伙同赵玉春等一伙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邱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大冤案。采用数百种刑法，大搞逼供，坐阵指挥逼打致死多人。1969年4月17日畏罪潜逃，1969年12月9日缉拿归案。1970年5月4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1984年11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惠广志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赵玉春为什么要制造这场大冤狱呢？后来的人替他总结了两条：一是打击素与之不和的武装部部长。二是想“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前者是私愤，后者是为了加官进爵。这样的总结显然太实际了，也许这就是大家的直观印象吧。紧跟政治形势，积极追求进步。在当时，也许这是最正当的理由。而他就是因为制造了大惨案被提拔为地区革委会委员，在此前和此后，还没有哪位邱县头头同时兼任过这一职务。
邱县县委干事惠广志，如果没有政治运动，恐怕这一辈子也难当上科级干部，这一次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全县第二把手。
在邱县，还有一大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借时以逞，与他一起发迹：
农林局技术员杨某某打死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郝梦怀，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
临时工王某某打死县委副书记史明奎，转干调公检法机关；
社员郑某某操纵打死残废军人张同勋，入党、提为县委委员、团县委副书记；
临时工张某某打死科局级干部王洪章，提为法院副院长；
临时工陈某某打死社直干部于金岭，入党转干，提为南辛店公社副书记；
临时工霍某某（父、兄妹共打死十人）转干入党，提为县海河指挥部政办室负责人；
临时工马某某是打死粮食局长任尽中、副局长刘凤祥、干部牛文会的主犯，提为商业局生产部经理、总支副书记；
李某某是抓“国民党”的主谋者之一，是给退休干部点天灯的主犯，提为公安局副局长……
打人、整人造反、革命就能升官，如此际遇岂能放过，于是屑小之徒如苍蝇逐臭般蜂拥而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都被政治运动异化了，惠志广也不例外。假如没有文革，他只是一个县城普通干部，是个从乡间走进城里的小市民。
他生得白白净净，看似文净，其实脾气很怪。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很执拗。人家往东，他偏往西，说话办事总好扭着劲儿。文革狂飚骤起，使他从县委的普通干事，一夜之间成了邱县的风云人物。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做过帝王梦，也许隐匿在他内心最深处的愿望没有机会释放。作为一个权欲极强的人，在和平时期，他的所有毛病充其量不过是个性强而已。没想到中国大陆在和平时期居然能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终于可以在邱县左右乾坤翻云覆雨。于是，惠志广的野心象咆哮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
1966年初，邱县公安局从乡间破获一起“九宫道”案件，从他舅舅家搜出“黄绫珠”“八挂图”。经查：他的外祖父是坛主，舅舅是外帮，父亲是“内阁”，母亲称之为“如意菩萨”。自幼的耳濡目染，使他明白了许多神权至上的玄机，还明白了神可以由人制造。
他沉默不语，窥测时机。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一天就来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的能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智勇双全”，既有主意，又敢出头硬干，很快登上了“三代会”第二号人物的宝座。
在小弟兄们的崇拜中，惠志广开始享受神的尊严。有一天，他生病在家休息。前往探望的人不少，于是办公室宣布：“不能去打扰他，打扰他就是打扰革命。凡前往探病的，必须经县革委批准！”
同村的邻居旁敲侧击地对惠志广父亲说：
“别让志广由着性子来，稳当点好！”
他父亲不屑一顾，得意洋洋地说：“乱世出英雄嘛！”
一个家庭如果能出个英雄，那也算是祖上的积德，祖坟风水兴旺。不仅能光宗耀祖，还可炫耀乡里。进不了紫禁城不要紧，当上“土皇帝”足以威风八面。在那个非常时期，惠志广风光无限：要权有权，要钱有钱，想整谁就整谁，生杀夺予，尽在唇齿之间。
如何领略当“土皇帝”感觉呢？惠志广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了显示尊贵的方法。他离开喧嚣县城，一头扎进家里。他脱得精赤条条，钻进那条绘龙画凤的棉被窝里，在土坑上整整躺了六天。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都成了他随叫随到的侍者。饿了，老婆做好饭，在被窝里喂他；想吃糖豆，老娘将糖纸剥开放进他的嘴里。想抽烟，老爹先点燃，再让他叼上。腰乏困了，老爹还得给他舒筋捶背。想屙了尿了，闺女给他端屎端尿……
他暗自惬意：旧社会村里的土鳖地主老财能在炕上躺上六天不起吗？他表情平静，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和舒坦，他感到了受人崇拜的份量。从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那激动、慌张、羞怯、恭顺、羡慕、满足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答案。视野之内，方圆数村，包括列祖列宗，谁曾享受过如此风光！
为了显示威风，他让跟随他左右的专政队员将村“专政组”抓获的“国民党”员押进他的“金銮殿”，他依旧赤条条地用被子裹着身子审讯。
专政队员腰里悬挂着手枪，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两边，如同大殿上威风凛凛的锦衣卫。
惠志广的老爹、老娘、老婆、闺女，哪见过如此场面？戏台上县太爷审案，也要相形见绌。刹那间，小屋变成了县衙门，如果再有人跪伏在地，呼喝一声“吾皇万岁”，那昼思夜想的帝王梦，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遵照他的吩咐，村专政组将“国民党”犯人押进他家，他要躺在被窝里“抓革命”。
“态度老实吗？”
他一声吆喝，“国民党”们浑身哆嗦。
“念咱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低头认罪，听我的话，我给你活路！”
“政策是皮条，攥在我手里，能松能紧。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别怪我不讲情义！……”
犯人们战战兢兢，点头哈腰，吓得不敢正眼看他，惠志广神魂颠倒地飘飘欲仙。
惠志广通知村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村民们忧心忡忡，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了。会场黑压压地参差不齐。会场前边，放了张方桌，旁边放了把太师圈椅。在村革委会主任及专政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会场。有位在场的农民画家清晰地记着当时场面，经他描绘，画面大致是这样的：惠志广穿着洗过几次略微显旧的军便服，腰扎武装带，别着两把盒子枪，坐在太师圈椅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慢慢悠悠地吸着，喷吐着烟圈儿。
村革委会主任上穿白短袖衫，下穿紫花布裤衩。裤衩是乡下传统做法，长过膝盖，脚穿黑凉鞋，短袖衫左臂戴着印有×ד造反团”的红袖箍，右肩挎着“红宝书”袋，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毕恭毕敬地站在惠志广旁边。
虽然现已无人能回忆当年这位“三代会”二号人物讲话的完整内容，但主旨无非是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他慷慨激昂地抡着胳膊训话，他的老爹在一旁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胆战心惊的村民蜷缩着脖梗，生怕大祸临头。
只是这种好景不长，到了1969年，受害者开始上告，上级开始落实政策，他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之夭夭。几个月后，他终于落入法网。
一时期县里不知从哪里涌来的孤儿寡母挤进他家，又哭又闹，来了一拨又一拨，如同冤魂缠身，无法驱散。当这种渲泄达到顶点，报复行为便占了上风，人们三下五除二，砸了他家门楼。
他的家属，他的子女，面对如潮的遗孤寡母，似乎意识到自家的罪过。同样的胆颤心惊，不敢言语。
象征着权势的街门楼坍塌了，标志着这个家庭的败落，——也许，标志的是一个时代的彻底败落与终结！
三、邱县与邯郸
当年的报道
为了给读者以更直观的感受，笔者特地选摘了当时发表在《邯郸日报》上的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
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开幕
决心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在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文艺界和公、检、法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取得辉煌战果的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乘胜前进，向阶级敌人刮起更猛烈的群众专政的十二级台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于五月五日上午正式开幕。这次大会预计开七天，到五月十一日结束。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地、市、县、区、社及公交企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有战斗在“三支”“两军”第一线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还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共一千六百余人。
这次大会是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会议。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和邯郸驻军首长对这次大会都很重视。为了把大会开好，大会推选出三十一名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周吉福同志，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史绍尹、杜连达、李其荣、王保成、贾胜君同志；人民解放军邯郸驻军首长杨文亭、陈魁元、余焕春、郭成英、郭泗海、杨金海同志、邯郸市武装部长王伟同志；整顿公检法、文艺界领导小组成员石悟、靳瑀、梁泊、田世文同志。邯郸四代会、三级联委的负责人刘相友、聂金马、宋法高、崔思云、张耀徳、张孟春、李佩武等同志也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与会人员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对派，或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任命去把它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阶级斗争实践所做的最最科学的总结，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精辟、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些指示，特别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次大会，是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召开的，是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持久的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动员大会 ，是向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隐藏的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发动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会，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又一次大发动大会，这是我区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的召开，大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
在热烈的掌声中，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致开幕词。
徐士信同志在开幕词中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和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吹响了向阶级敌人全面进攻的战斗号角。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三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召开了由邯郸市、县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同志，文艺战线“支左”的解放军同志参加的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的动员大会。四月十九日，又召开了“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向阶级敌人发起全面进攻的誓师大会。”从此，邯郸地区狠揭阶级斗争盖子，向阶级人民展开全面进攻的高潮掀起来了，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徐士信同志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复杂，越是深刻。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最近中国赫鲁晓夫同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翻案的妖风，从右的方面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扑，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徐士信同志说：这次大会，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斗臭，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向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展开更猛烈的进攻。我们要在对敌斗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对阶级敌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进攻战，把一切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地挖出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应对他们实行专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巩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徐士信同志最后强调指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中，我们一定要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最新指示”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联系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的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进一步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集中力量，向阶级敌人打一场“人民战争”，给阶级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这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命运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邯郸日报》1968年5月6日增刊第九号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胜利闭幕
邯郸地区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洋溢着强烈战斗气氛的“邯郸地区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历经八天，于十二日下午胜利闭幕。在这历经八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反复的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先后听取了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同志的报告，组织了现场参观，分组进行了讨论，广泛地举行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最后，还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无比强大的炮火，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极为猛烈的进攻，战地练兵式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邯郸地区的代理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小集团“地总”的黑后台、旧专署的副专员王谆。这次大会，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会，是战地动员、激战前的发动、更猛烈的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的大会，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把我区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推向一个更加猛烈、更加踏实、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十二日下午，与会一千六百余名代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隆重地举行大会闭幕式。参加大会闭幕式的主席团成员有：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副主任委员罗成德、周吉福同志，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史绍尹、杜连达、王保成、贾胜君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邯郸驻军首长杨文亭、余焕春、郭泗海同志、邯郸市武装部长董铁夫同志；整顿公检法、文艺领导小组石悟、靳瑀、梁泊、田世文同志；邯郸四代会、三级联为的负责人刘相友、宋法高、崔思云、李佩武等同志。
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与会同志手捧红彤彤的宝书，怀着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心情，最最衷心的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最最真诚的学习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整个会场洋溢着浓郁的战斗气氛。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士信同志讲了话。
徐士信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对大会作了简要总结，回顾了邯郸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强调指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二是自我党建党以来就存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因此，我们必须把当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提高到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上来认识，上纲上线，也只有上纲上线，我们才能看清这场斗争的实质，更准确地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
徐士信同志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搞对敌斗争，首要是把斗争矛头对准阶级敌人。我们这次斗争，一定要把斗争矛头对准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现行反革命分子。
当谈到对敌斗争的时候，徐士信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准、狠、稳的打击阶级敌人。准，就是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狠，就是对敌斗争勇敢，毫不手软，毫无顾虑，就是把阶级敌人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能翻身；稳，就是要文斗不武斗，从调查研究入手，大量的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事实，深刻地触及阶级敌人的丑恶灵魂，有理有据地制服敌人。同时，他还强调指出，在对敌斗争中，一定要善于团结自己的阶级队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团结绝大多数人。
最后，徐士信同志强调指出，在当前对敌斗争中，右倾仍是主要危险。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粉碎右倾翻案妖风。要用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把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搞好。
大会在“庆祝大会胜利成功！”“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和雄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邯郸日报》1968年5月13日第二版
狠、稳、准向敌人开炮
当前，一场围歼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在我区已获得辉煌战果，阶级敌人的没顶之灾来临了。接近死亡的阶级敌人，必然更加猖狂、更加狡猾的进行垂死挣扎。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强敌情观念，更加提高对斗争策略，及时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狠、稳、准向敌人开炮！
狠。“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坚决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在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毫不留情，毫不手软，对敌人决不能报半点幻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管他们是气势汹汹的敌人，还是装得令人可怜的小丑；不管他们是岸上的狗，还是落了水的狗；不管他们是“一撮毛”，还是“座山雕”；不管他们市明火执仗的家伙，还是在幕后拿羽毛扇的坏蛋；也不管他们是彭德怀式的“海瑞”，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中国赫秃驴，还是反革命两面派......我们都要统统一概收拾，把他们彻底地消灭，来个斩草除根，叫他们彻底完蛋。要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二级台风把各个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都刮出来，把他们斗得比狗屎还臭！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稳。稳扎稳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调查研究，既要有对敌恨之入骨的革命性，也要有阶级分析的科学态度。要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要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看到阶级敌人不断变化的阴谋方式，必须研究它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当前，要特别警惕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向我们进攻，这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只有我们认清了敌人的反革命策略，才能确立我们的革命策略，做到胸有成竹，百战百胜，立于不败之地。
准。有的放矢，百发百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必须分清敌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好专谁的政的问题。一定要把炮口始终对准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决不能把敌我矛盾扩大化，要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展开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的高潮，使阶级敌人无藏身之地。
狠、稳、准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狠，是向阶级敌人斗争的根本立场问题，对敌人不狠，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向阶级敌人斗争就根本无从谈起；狠稳而不准，越狠方向越偏，敌人没打住，自己人、同盟军身上可能埃了枪子；稳、准而不狠，就是右倾保守，对敌人视而不见，见而不狠，因此，只有狠、稳、准向敌人开炮，才能致敌于死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乘胜追击，使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二级台风刮得更加猛烈，狠狠地、稳稳地、准准地向阶级敌人开炮！开炮！！
转自《冀南风雷》本报有删节
《邯郸日报》1968年5月16日第四版
以上三篇是从过去报纸上找到的原文，黑体字也按原文处理。然而翻遍当时所有的邯郸日报，也没有关于邱县的只言片语，更没有全市私设刑堂，打死打残几千人的任何痕迹。不过，从这些文件的气势中，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当时的红色恐怖形势有多么严峻。
邯郸各县区抓国民党情况
以下是我们根据邯郸地方志摘录的资料，只是不少地方志将这一时段的内容大大压缩甚至完全忽略了，不过，从已经披露的事实中，我们依然可以感觉扑面而来的血雨腥风。
邱县事件不是孤立的。除了与全国大气候有关，还与当时主持邯郸革委会工作的头头有直接关系。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徐士信和驻军干部对邱县事件予以极大关注，鼎力支持，从全市抽调大批骨干人员到邱县协助抓国民党。1968年5月，地区革委会召开了“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全面介绍邱县抓国民党经验，要求在全地区推广。很快，邯郸地区掀起了抓国民党高潮。
磁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初还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攻打磁县县城事件。1967年邯郸两派群众组织斗争十分激烈，1968年初，陈伯达到邯郸表态，说市联委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地总派是保守派。此后邯郸市内及各县地总派骨干都集中到了磁县县城。长期驻守在城外的“县总”派为夺取胜利，四处求援。邯郸市联委头头向陈伯达报告情况，得到了支持。邯郸驻军、安阳驻军配合“县总”派，市联委、峰峰矿区、临漳等地一些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支援，在邯郸驻军一名副军长的指挥下，进攻县城。从2月9日凌晨开始，先是用高音喇叭发动政治攻势，当入城队伍进入鼓楼下“红总”界线时，“红总”派奉命开枪射击。走在队伍前的解放军战士当场死伤10余人，部队随即奉命还击，双方展开激战。“二九”事件中，双方参战5000多人，其中“红总”派700—800人，事件中死亡51人，伤残数百人，烧毁县粮库粮食40万公斤、县油棉加工厂皮棉5万余公斤，还烧毁部分厂房和设备，经济损失27万余元。
磁县革委会成立后，根据上级关于进行“斗、批、改”的安排，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活动。首先密捕了“国民党嫌疑”韩万林（共产党员，开河公社教师），并成立了“专案组”。在刑讯逼供下，韩万林编造了一个“磁县国民党组织人员名单”。5月14日，县革委副主任白中新等10余人署名大字报在县委大院贴出，没有充分证据就公然说原县委书记索明福是暗藏在党内的“国民党特务”。6月21日，县革委清查“国民党特务”办公室成立。正式对原县委主要领导进行专案审查。大字报贴出后，索明福自杀，专案组继任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郝健华、县委副书记吴树金、副县长赵文爱等9人（后扩大到20多人）关押到邮电局、农机站、农电局等单位进行逼供审讯，逼供磁县新“国民党”问题。与此同时，县专案组还在陶泉公社杨庄村搞了抓“新国民党”活动。在严刑逼供下，杨庄129户中有130人被打成“国民党员”，其中8人被致死，10人被致残。
文革中全县共制造冤假错案932起，涉及8880人，冤假错案中属非正常死亡的288人，查明死因后搞清结案的285人。犯有打砸抢错误或犯有严重错误的613人，县革委会主任白中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办。
以上均见《磁县志》
曲周县抓国民党情况
曲周县离邱县最近，两县曾经有过合并的历史。邱县抓国民党一马当先，曲周县也是近墨者黑。1968年1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制造了国民党假案。
1968年1月5日“红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组成“三代会”合署办公；首先制造了“赵庄国民党案”。褚庄公社赵庄大队共产党员赵文英及赵相、赵文彦等75人被诬告为国民党。“三代会”群专组进驻赵庄动用刑具逼供，全村503人，有464人被诬陷为国民党，其中16人遭到毒打，6人致伤残，2人被打死，大队党支部17名共产党员有11名被打成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国民党假案”。
“三代会”群专组又将赵庄国民党案“经验”推广全县。先后举办了原县委、政府领导和干部参加的“县革委学习班”及“小教学习班”、“中教学习班”、“公检法改造学习班”、“文艺整顿学习班”、“火线学习班”等，把905名所谓的“走资派”、“特务”、“国民党”、“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坏头头”等干部、群众分别集中到学习班，大搞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被打残，有的被毒打致死。1968年5月29日至10月底，在城关中学举办的小教学习班学习“赵庄大队国民党案”经验，将539名小学教师关押审讯，大搞刑讯逼供、动用刑罚上百种，有102人被打成国民党，进行公开揪斗。被咬成国民党未公开揪斗的109人，其中致死6人，致残57人，电残44人。同时因刑讯逼供，涉及全县17个公社592人，外县42人被诬陷为国民党。3月26日至10月底举办的“县革委学习班”期间使32位同志遭受迫害，被诬为国民党12人，致死2人，致残5人，留有后遗症7人。在学习班中对原县委副书记、邯郸行署视察委员会副主任王进山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和精神摧残，并被诬为叛徒。7月24日，王进山被迫害含冤去世。
曲周县有副社长以上领导干部253人，有227人被诬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叛徒”等遭到批斗，27人致残，17人致死；大队书记和大队长680人，有495人被揪斗毒打，44人致残，23人致死。
在抓国民党运动中，曲周县共有3500人遭批斗毒打，其中559人被把伤致残，360人被迫害致死。造成冤假错案1377起，涉及8787人，（1447户被抄家）株连3万余人。
文革之后，在“文革”中因犯有严重罪行被逮捕的23人，被判刑18人，受党纪处分的114人，行政处分56人。销毁“文革”材料10914份。
见《曲周志》第27页
馆陶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全县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大刮十二级台风”运动，全县造成冤假错案463起，抄家1192户，被揪斗毒打的干部群众5500余人，其中致死450人，致残650人，其中错揪国民党员2500人，致死175人，致残340余人。
见《馆陶县志》第193页
永年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27日，县“五人小组”办公室汇总全县对敌斗争情况是：共揪出批斗对象2012人。其中被定为特务10人，叛徒14人，死不改悔走派71人，右派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465人。6月，永年县教育战线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举办火线学习班，历时三个月。中小学全部停课。中学教师集中临铭关中学，小学教师集中各区驻地。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广大教师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迫害。教师被批斗致死6人，开除约30人，受处分的300余人，戴帽的10人。
见《永年县志》第42—43页
涉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7日，全县开始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不少党员、干部、群众被捆绑、吊打、游街示众，有的遭受毒打，致残、致死。在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批所谓的“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军派”、“反动派”、“黑干将”、“坏头头”等也分别受到“专政”和关押。原县委常委、委员22人均被打成走资派、国民党、特务、三反分子，247名县直机关科、局级、公社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207人被扣上各种帽子，遭到批斗、毒打。5月15日，成立涉县三代会（工代、农代、红代）和工人纠察队。18日，三代会将原县委、县人委、公检法、文卫部门的干部职工331人集中到大礼堂举办“火线学习班”为期4个月，学习班中，人人过关，惊恐万状。5月30日，“三代会”派出工作组分驻寺子岩、偏城、小车、小曲蛟、前宽嶂等村举办“火线学习班”，将3467人错打成国民党或嫌疑分子。
1982年12月，全县共平反冤假错案380起，给3081名假国民党员发了平反证书，销毁整理过的资料、信件、证明、假口供及传单等5800余件。查清了230人非正常死因和978人被打伤或致残的责任人；对被害、被抄家和受株连的人员除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外，还据损失、家庭及遗属生活困难程度给予子女安排工作和适当经济照顾。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进行组织清理，共清理出犯“打砸抢”错误的1250人。群众谅解解脱1020人，处理230人。其中：逮捕判刑18人，开除党籍18人，留党查看14人，党内警告18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取消党员资格31人，受行政处分的54人，受其它处分的76人。
见《涉县志》第573—574页
鸡泽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5月8日，城关公社董双塔大队刑讯逼出“国民党”假案，涉及全县10个大队及县直机关，共27人，其中2人被殴打致残。5月10日，县革命群众专政委员会组建。5月25日，孙堡营公社刑讯逼供出“新国民党”假案，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搞逼、供、信逐步发展扩散，涉及全县9个公社55个大队及县直单位共791人，触动506人，致死51人，致残45人。5月，双塔公社东双塔大队刑讯逼供出“地下党”假案，涉及全县12个大队及县直机关22人，其中致死3人，致残4人。
6月18日，邢堤公社刑讯逼供出“迎蒋团”大假案，在严重逼供信的情况下，迅速扩散到全县14个单位、7个公社40个大队及邯郸市、外县共揪出1126人、触动302人，致死24人，致残72人。
6月19日至9月初，全县小学教职员工集中到县城进行整顿，有37人被打成“国民党”、20人被打成“三青团”、“迎蒋团”，其中致死2人，致残5人。
见《鸡泽志》第30页
广平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1月28日，广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日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布全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统归县革命委员会，宣读了《广平县革命委员会公告》、《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广平的三年远景规划》等，会后举行了游行。县革委会成立后发布《大力开展环境革命化公告》，各单位、各公社设置毛主席像台，县城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挖渔池。3月13日，县革委常委决定：迅速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刮十二级台风”“大抓国民党”。3月22日，县革委会核心组决定：要整党挖叛徒、改造公检法、。4月初县革委会办文教火线学习班，把100多名干部集中起来审查，有的遭到严刑逼供，制造了一桩桩冤假错案。5月3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委会，决定：十二级台风要“刮走资派”、“坏头头”，要兵对兵、将对将，指挥官上阵，打进攻仗。5月16日，县革委召开全县4万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贯彻“邯郸地、市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誓师大会”精神，全县层层“深挖国民党”。5月27日夜，分3个战场抓国民党，对被抓的人吊打逼供。戏院经理薄万录当夜被折磨而死。全县制造假国民党869起。至5月底，县直机关121名干部、全县公社1188名干部、群众被揪了出来。刑讯逼供造成16人非正常死亡。9月1日，县革委办党政学习班，把50余名所谓打倒的干部集中起来，严加看管，大搞逼供。——错捕错判160多人，以反革命罪错杀5人，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见《广平县志》第418页
大名县抓国民党情况
1968年3月至10月，大名县革命委员会集中了一大批人，举办了“党政干部学习班”、“文艺学习班”、“教师学习班”等，批判所谓“资产阶阶反动路线”、“文艺黑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全县大刮“十二级台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同时推行邱县“抓国民党”的经验，在干部队伍中大抓国民党。该县“在文革中死亡197人”。
见《大名县志》第393页
其它县，特别是邯郸市区在抓国民党运动中都有行动，但史志语焉不详，或含糊其辞，笔者只好从略。
从部分县区史志公开的情况来看，邯郸地区仅1968年抓国民党案，就打死近一千五百人。如果全部统计，估计被打死者不会少于两千人。
我父亲被打成了国民党
我父亲田博祥当年在邯郸市第五中学任校长。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平时小心谨慎，与人为善，文革开始，他并没挨多少批斗。但1968年，刮十二级台风，他没有躲过那场劫难。忘了是几月份，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家门（当时我家就在学校住）楞住了，一夜之间学校院内贴满了揪出国民党员田博祥的大标语。我父亲当天就被关进“牛棚”，革委会的打手们勒令交待他自己的国民党问题。他们的依据是我大伯1928年曾任安新县（河北省保定地区）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所以必然会发展我父亲入国民党。
孰不知，我大伯田绥祥1924年先加入了共产党，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我父亲叔伯兄弟五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共产党。我大伯当年是奉命加入国民党，为的是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由于他与国民党高官张历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长）个人关系好，1941年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处第一科科员、专员，还当上了国大代表。把许多重要情报直接交给董必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是我大伯结婚的主婚人和证婚人。学校的造反派们可不管这些，他们需要抓出国民党来完成政治任务。不过按他们掌握的所谓证据，我父亲加入国民党的年龄只有13岁，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证据不充分，所以我父亲没有遭到毒打。我大伯1963年已经去世，校革委会的调查人员后来专门找到董必武办公室，那时董老虽然不在位，但也没有被打倒。董老出具证明后，我父亲才最终得以解脱。父亲被整的几年，我们五个子女作为黑五类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与邱县的情况相比，我们家真算得上烧高香了。
四、艰难的平反过程
上告
1968年5月1日，在抓“国民党”高潮之际，邱县就有人开始向省、中央写信告状。人民执着地相信党，并相信大救星毛主席上了坏人的当。
就在邱县大抓国民党的同时，一些受迫害的人便开始到北京告状，拉开了反迫害的序幕。海南岛港务局党委书记张继原（曾任邱县敌工站站长）。1968年5月来家乡探母，被“三代会”揪住“专政”达半年之久，受尽酷刑。其爱人李顺清曾五次给省、中央写信。邱城郭树同直接到中央告状。中央接待站同志给河北接待站写信，明确指出“邱县捆绑吊打是军阀作风，如情况属实应禁止”。
1968年11月3日，省革委会第一次派刁吉龙（某团政委）为组长的5人调查组来邱县。当天正赶上邱县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杨××按坦白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陈××、高××不交代问题从严处理，立即逮捕。杨所造假“国民党”证，印有陈玉奎手掌印，手掌痕迹是用清水画成手掌图案用红纸染色制成的。刁吉龙发现是假证，立即回省汇报。11月10日省革委会又派刁吉龙带9人第二次来邱县，提问刘一心、王士杰（原县长）等人，还看了一些所谓的证件、证据，发现不少问题。1969年1月省革委会派某师安政委和刁吉龙带队一行10人第三次来邱县进行全面调查，认定邱县“国民党”案是打出来的。
1969年3月24日，省革委第四次派工作组，李顶昌（某师政委）、刁吉龙为正副组长，一行6人来到邱县，当天命令赵玉春跑步把“三代会”牌子搞掉，并宣布立即停止抓“国民党”，解散全县所有专政组，无条件放人。“三代会”人员和受害干部集中办学习班。并在县招待所挂上“河北省革委来信来访接待站”大牌子，使这场旷古罕有的大冤案得以制止。
自此，全县受害群众纷纷来反映问题，哭诉冤情。4月，上级决定以县革委名义在政府大院举办学习班，请重点公社和县直近六百名受害者揭发检举。历时四个月，案情已经基本查清。
然而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谁越左谁就是革命派，谁说公平公道话，谁就是落后保守势力。往往吃亏挨整，这是导致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也是邱县冤案迟迟不能平反昭雪的主要原因。
反复
1969年6月，省革委第五次派300人工作队，薛浅翔为队长，地区派来1000人工作队，周吉福（地革委副主任）为队长，杨红志（某团政委）为副队长，来邱县一同落实政策。因省、地认识不一致，省工作队不久全部返回省会。
8月8日，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周吉福、杨红志都讲了话。杨所讲的八条意见其内容完全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保护“造反派”的。认为邱县抓“国民党”是犯了清队扩大化错误。这种丧失基本党性原则，不顾事实的讲话使调查成果失去了基本意义。
这个世界也似乎没有几个人，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在地革委工作队支持下，全县又立即搞了“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建党支部。仅7天，各村大部分党支部都建立起来了，人员基本上都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边是冤深似海，一边是喜从天降。
这样一来受害群众意见更大了。同年9月省革委召开各县革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会，李雪峰（省革委主任）在大会上点了牟××（邱县原县委书记，革委副主任）的名。并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是错误的，问题是严重的，会后专门把邱县全体常委留下继续学习。其后省市又多次组织邱县整人者和受害者双方参加学习班。
后来形势出现逆转，1970年“一打三反”，再次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受迫害的老干部。“三种人”（追随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仍占据领导岗位。1970年至1974年又提拔犯错误干部75人，其中社、局级42人。
1974年1月8日，省委制定了三号文件，将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队扩大化”错误。省委研究邱县群众上访问题时，后来取代李雪峰的省革委负责人刘子厚说：“尽管一个没有抓住，还是抓国民党扩大化”、“不准上访，上访要扣住”，“他闹你就拘留”，“房子坏了，生活困难的，该解决的就解决。无非是公家拿些钱”，“可多花一些钱”。
接着，省、地派190人工作组到邱县，省薛浅翔、地区李文彪（地革委副主任）带队，落实三号文件。同时，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各公社大队明确一名副书记专抓落实政策工作。但由于省委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性为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混淆了大是大非。虽然拘捕13人，处理53人，也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可抵制省委三号文件的干部群众同时受到了打击迫害。
1975年4月，有关部门把告状受害代表数人软禁100天，令其检查越轨行为。1975年秋又把受害干部70多人调到邯郸党校整顿90天。并以种种借口处理受害干部，而专政组杀人、打人凶手仍逍遥法外，“三种人（文革中打、砸、抢分子）”仍被提拔重用。到粉碎“四人帮”前，两年内先后又提拔“三种人”干部41人，其中社、局级以上的26人，进大队领导班子414人。为保护犯错误干部调外地工作51人，为排斥受害干部调外地工作16人。从1970年至1976年10月，犯了错误后入党人员达到355人。如此倒行逆施引起了受害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大大激化了矛盾。
坚冰难消，黑云压城。邱县在受害人眼里可谓“暗无天日”。但这不等于他们服气了，害怕了，退缩了。
执着的上访
1974年冬，邱县受害群众数百人到北京上访。坚决要求“否定省委三号文件，枪毙惠广志”。100人到新华门，十二寡妇（逼打致死的县、局级领导干部家属）多次到中南海，哭诉冤情。从1975年至1978年数百名受害群众到北京上访12次。他们以精卫填海精神不屈不挠地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上访：打不赢“官司”誓不罢休。
在县城。一位头发过早灰白的母亲也在“告状”，她的方法太特别了。她拉着一辆破旧的排子车，车上躺着的是她惨死的儿子。白发人哭送黑发人。县城不大，只有一条大街，她家离县城也不太远，她天天拉着孩子的尸体绕县城一圈，一路哭诉。第二天再拉着破车“游街”，她说不清多少天了，反正孩子的尸首早已经变质、腐烂、变臭，腥臭剌鼻的黑水从车底盘的缝隙流淌下来，令整个县城气味冲天，像不散的阴魂，惨不忍睹。
孩子啊，你死得不安生啊，屈死了也不能入土。实在不能往外拉了，老人又把孩子的尸体抬进屋里土炕上，然后将门窗用砖堵住，而她就坐在门口发呆。
她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哪朝哪代，也不能让人白白屈死！
有一天，邱县革委会大院突然拥进数百名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充满义愤的男女。他们不时暴发出高声的怒骂和低声的哭泣，整个大院充满了震撼灵魂的悲泣。
招待所的通铺大炕上挤满了残肢断指的男人，会议桌上横躺着的酷刑致残的老者，还有手持状纸的老妇，哭哭啼啼的孩子。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怒火冲天。女人来寻丈夫，老人来寻儿子，孩子要找父亲，——可他们的亲人已早怀着愤懑、冤屈、不安的灵魂到天国去了。他们走得太悲苦，太残酷，太冤枉，太匆忙，没有向亲人道声永诀，有的尸骨无存，魂无归处。他们直呼着亲人的姓名要找仇人索命。
他们要为亲人平反昭雪讨还血债！
大院食堂开饭了，那一双双粗糙干裂的大手，抓起冒着热气的包子就吃。自打大跃进免费吃食堂之后，这些解放后依然贫穷的百姓又一次免费吃了食堂，而且无人敢出来拦阻。他们吃得很野，由于心绪沸腾，肉包子吃起来似乎像吃谁的肉和血，伴着自己苦涩的泪。
毕竟僧多粥少。
夜幕降临，寒气袭来。奔波一天了，怒吼一天了，这些累乏了的人们从小推车上，从扁担上解下铺盖卷，在墙角，在树下寻找一块平整一点的地方；哭哑了嗓子的娘儿们找来砖头支锅挖灶，又从路边捡拾枯草树枝，燃火起灶。霎时间，“大院”两侧浊烟四起，一片愁云惨雾。叫声，骂声依然不绝于耳。墙角边、屋檐下、排子车盘底、刚搭起的草棚里——瑟瑟凉风中悬着触目惊心的诉状，象招魂的纸幡，更像一个个不死的冤魂飘荡。
戾气太重，冤魂难遣。告状诉冤的人们，只是那些死者留在阳光世道的最后的哀泣，也是世道不公的最后见证者。劫后余生的人们，不甘心吞声咽气苟活残生。他们要看到恶人得到追究，坏人绳之以法的那一天。
相距一百多里的地革委大院门口，几乎也摆开了同样的阵势，同样聚集着大群邱县上访民众。大院正门两侧，全被大幅标语、大字报遮得严严实实，那些红笔勾勒的醒目标题：《邱县法西斯刑法大观》，其刑法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全，从早到晚，大字报前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大家纷纷为上访者鸣不平。
一位老者跪伏在大门之外，声嘶力竭地长号：冤枉啊！冤枉！！！
在他们眼里，共产党的机关就是他们申冤的唯一指望！共产党让天下的穷人翻了身做了主，这些为穷人打天下出过力流过血卖过命的共产党员们怎么就让人把自己的“命”都“革”了呢？
冤枉呵！他那嘶哑的长啸在天际久久回荡。
中央一槌定音
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8月，省、地又往邱县派来工作组。省里由肖光、康敏带队，地委逢志明（地委副书记）带队，从县直抽调200名干部配合省、地工作组深入到各社队调查落实。1978年9月29日，邯郸地委召开30万人大会（电话会议），为邱县等县市、地直机关“国民党”假案彻底平反。
1978年10月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到邱县案问题。他说：“由于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河北邱县共12万人，有人制造了一个叫做‘新国民党’的大冤案......使用了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他们寄出去（证明是国民党的假材料）涉及17个省130多个县，23个部队......”
1978年11月5日中央派来工作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甫为组长，还有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总政、人民日报社5个机关的干部、省人大副主任吴庆城，省公安厅长王文同，地委副书记李文彪，还有原省、地工作组领导肖光、康敏、逢志明等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邱案进行重新调查，历时5个月。
1979年3月16日至30日。李先念、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宋任穷5位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河北省革委刘子厚、江一真关于邱县惨案的汇报。华国锋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成员，并形成《河北会议纪要》(简称纪要)。
1979年3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纪要》，明确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是当时赵玉春等少数几个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大假案、大冤案……省委的三号文件，把邱县抓‘国民党’案定为清队扩大化的错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对的。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也是偏轻的，应予以改正。省委认识迟、改正晚是有责任的”（到1982年1月15日，省革委作出决定，三号文件被撤销）。3月30日华国锋在《纪要》上批示：“此件已经中央批准。”此后落实“国民党”案才步入正确轨道。
1981年11月26日，邱县又有300名受害群众上访到省，反映“三种人”继续掌权情况。27日省委书记王诤接见了上访群众。听取逢志明、褚魁耀（邱县县委副书记）的汇报后指出：“邱县抓‘国民党’案中凡是提棒子上来的人，全部除名。”回县后，全面传达了王诤的指示。1982年1月18日，邱县县委召开了广播大会，褚魁耀宣读了中共邱县县委关于为邱县“国民党”大假案、大冤案以及“一打三反”中受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彻底平反的三个决定。县委书记阎广禄讲话表示：坚决把邱县“国民党”案落实好。
1982年2月9日—16日，省委书记王诤等领导及邯郸地委领导开会决定，由邯郸地委作出《关于解决“邱案”遗留问题的意见》。《意见》对在押犯的判处、三种人的处理、邱案中犯错误后入党人员的处理、受害者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照顾、建好各级班子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83年1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发了11号文件，对邱案问题的处理规定了三条：一是不开杀戒；二是地委审定交政法部门办理；三是宣判前做好受害者和犯错误的人双方家属工作，成熟一个审判一个。
落实政策，处理罪犯
经济政策落实情况。“文革”期间全县被抄家523户、涉及2101人，抄损物品折款436，466元，已退赔356，466元，有8万元未查证落实。被扣发工资的388人，总额达131，104元。
对“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通过查证落实，定案处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的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无期徒刑的6人，判处死缓的1人。其中抓“国民党”案主要责任人赵玉春判刑15年，惠广志判处死缓。在抓“国民党”案中犯有错误的共6231人，其中犯严重错误的663人。犯一般错误的1288人，犯较轻错误的4280人。大部分检查了错误，得到群众谅解。
对“文革”期间被逼打致死人员解决埋葬费63，519元，解决抚恤金671人，用款76，223元，另有477名遗属享有了定期定额补助。自1969年到1983年共用款1，615，933元，平时对受害户救济用款298，257元，国家对40个重点大队进行补偿支援，拨给农田建设款100万元，因抓“国民党”被打伤致残的1316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305人，1969年至1983年伤残的治疗费国家共用款34.7万元，农村社员伤残1011人，享受补工的755人，补助劳动日15.1万个。不少受害者子女到矿山和城市参加了工作。政策落实到群众的心眼里，群众就会真心拥护。邱县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国民党”假案不仅为邱县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给困难重重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一年制造的冤案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平反，期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及各种社会资源难以统计，经历了这场浩劫的邱县在许多年之后都难以恢复元气。多少年之后，人们在形容邱县人生活时都还说：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不少人年年外出逃荒要饭。
看到这里，读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邱县会发生如此惨案？这也是我们选题写作的主要目的，还是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答案吧。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邱县
邱县惨案的发生固然是大气候所致，但肯定有其独特的内在原因。所幸邱县于2000年完成了一本县志，这是一部客观记述历史的煌煌大作。正是这本志书，为笔者写作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分析了解邱县风土民情，社会变迁。
看待任何事件，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笔者根据邱县志记载的事实，试图从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多角度扫瞄，试图找出导致这场大惨案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邱县自然环境
从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前人编纂的《丘县志》在集序开端曾如是写道：
丘为东郡蕞尔邑，旧虽有志，荒略不备，——丘地素称砂碛凋残，与他邑异——至穷黎逃绝，石田愈多。（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又：丘以弹丸之地，旧原无志。——因取阅志牒，观其风土源流，丁赋隆瘠——轸此凋蔽小邑，抚字催科，日兢兢覆悚惧。（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邱县是华北冲积平原的组成部分，全县地貌基本平坦，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原是黄河、漳河故道。东与山东省交界，北与邢台地区毗邻。
在邯郸19个县区中，邱县是人口、面积最小，地理位置最偏僻的县之一。
邱县基本上是农业县，在过去的耕地面积中，轻重度盐碱地占50％以上(近年来，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由当年的一米左右降到了三十多米，过去的盐碱地已经变成了好地)。
该地区十年九旱，又极易遭受洪涝灾害。建国后发生过四次大洪灾，其中1956年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受灾人口9.3万，倒塌房屋24600间。1963年大雨，平地水深4－6尺，184个村庄绝收，倒塌房屋61170间。1993年大雨，平均降水300多毫米，倒塌房屋2500间。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7.2级地震波及到邱县，有三个公社房屋倒塌严重。在邯郸地区各县中，属于受灾较重的县。
邱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没有资源和交通优势，信息封闭生产方式落后。然而这些条件与周边县域大同小异，不足以成为案发诱因。
邱县的历史
邱县文化积淀深厚，西汉建制，原为丘县，雍正三年，为避孔丘之讳，改丘为邱。邱县历史上长期归山东管辖，1940年划归冀南区。此后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行署。1958年并入曲周县，1962年恢复县制，隶属邯郸行署，九十年代归邯郸市管辖。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偏僻，辖区的频繁变更，很容易使人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
历史上邱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人口数量变化颇大。明朝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两掠邱县，村庄十毁八九，全县所剩不足千人。明洪武、永乐年，官方组织了两次大批移民，形成了现在的主要村庄。该县人口源流大体由四部分组成：原籍人，山西、山东移民、灾荒年要饭或经商落户、建国后工作分配或因婚迁入。
以下是邱县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剧烈年代的数据，不难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历过多少苦难。
公元前67年汉宣帝三年，12521人；
公元726年唐玄宗天宝元年，113880人
北宋时期，由于辽兵南犯，邱县屡遭劫掠，人口降至14720人。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县内人口达32277人，到清顺治四年，由于自然灾害与李自成和清军作战，人口锐减到14793人；
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全县已达86348人，
公元1944年，民国33年，因兵匪骚扰和蝗虫成灾，瘟疫流行，人口骤降到43896人；
解放后的邱县人民终于可以安居乐业，实现了人口稳步增长。
公元1949年，77220人，
公元1968年，126238人，
公元1999年199124人。
文化教育情况
邱县于元代（1290年）草建学官，明洪武初增设学官，到清代社学、义学、书院、学田应运而生，入学者多富家子弟。清以前家庭、家族或塾师自己设立的教学处所，一般只有一个塾师，采取个别教育法，没有固定学制，对学生以启蒙识字为主。教材一般采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年龄较大的有《增广贤文》、《四书》、《五经》等。光绪末年废科举，兴新学。
1902年，知县张福承捐俸制钱600串，于邱城文庙内办县立小学，又立蒙学堂6处，是为邱县教育之始。到民国元年（1912年），私塾一律取消。到1915年全县有师范讲习所一处，高级小学5处，女子高级小学一处，村办小学102处，在校生2086人。1937年日军入侵，敌占区学校被摧毁，抗日游击区曾建立抗日小学，贫苦子弟得以入学。1944年邱县解放后，学校数量大增。建国后教育发展与全国大同小异。
邱县在民国20年（1931年）筹建了民众教育馆，此为县图书文化馆前身。有瓦房9间，馆长1人，馆员4人。由于政局不稳，经费短缺，时办时停。1948年建立正式文化馆，租用3间民房。以后逐年发展，文革期间处于瘫痪状态。1981年各公社相继建立文化站，选拔了26名艺术人才担任站长，建立文化活动室84间，使文化活动在农村开展起来。
1984年，县投资22万元建立文化综合楼一座，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陈跛子夫妇创办的青蛙漫画组名扬国内外，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2000年被文化部命名为民间艺术（漫画）之乡。
综上所述，该县教育文化水平一般，或者说处于较低水平。
小县创造了抗战奇迹
“七七”事变后，邱县县长奉命南逃，县境一片混乱。王来贤纠集兵痞流氓打家劫舍，勒索钱财，到1938年组成了号称万人的土匪队伍，他们以及多股土匪盘据邱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后被八路军歼灭。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一部与日军在南和县激战后，退入邱县县城，日军尾随截击。二十九军留一决死营掩护撤退。日军攻城时，被击毙500多人。后日军出动3000人，100多门大炮猛攻。破城后，日军疯狂大屠杀，在县城内杀害无辜居民80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数千头家畜家禽被抢，其它财产难以估算。
敌人的暴行激发了邱县人民的无比义愤，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抗战期间，全县参军人数4800人，539人为国捐躯，300余人负伤致残。
日军盘据邱县五年多，实行了血腥统治，并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在邱县境内开辟了根据地，自1942年9月，冀南特区党委、行署、银行、新华社、兵工厂一直活动在邱北地区，直到1945年邱县解放。宋任穷说，邱县救冀南，冀南靠邱县，是“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模范县。
1939年，八路军陈赓旅长率部在邱县香城固巧设埋伏，毙敌250多人，活捉8人。我部队仅伤亡50余人。此役受到蒋介石致电表彰，成为平原地区伏击强大敌军的经典战役。
抗战中，我抗日军民曾三次攻入邱县县城，于1944年5月25日攻克县城，成为“冀南光复第一城”。
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经历如此惨烈的血与火洗礼，在抗战中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在全国也不多见。
抗战期间邱县参军抗日的人特别多，解放战争期间，许多人南下北上，有不少人成为高级干部，不少老百姓获得了解放区政府各种荣誉称号。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为革命捐躯同时又被省市民政部门认定的革命烈士有1034名。据邱县地方志记载，1966年前，80％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抗日战争煅炼考验。到1999年底，邱县尚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448名，均享受定额生活补助。
邱县土改在解放区搞得比较早。据说，当年这里执行土改政策最坚决，凡是地主，全家老少一个不留，统统被处死。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了更多血与火的洗礼。在他们血液里，少的是相濡以沫的平和，多的是你死我活的抗争。
六、建国后至文革前的邱县
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实现了政令一统，从此不再有兵匪之祸，邱县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
邱县老百姓经历过长期动乱，后来他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倒了蒋介石的腐败政权，成立新中国。邱县人民不仅亲眼看见，也亲身经历了这些伟大的历史变迁。过去遇到自然灾害老百姓大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新中国成立后，邱县虽然多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后都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这样的好事过去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
因此他们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对毛泽东当年的英明领导充满崇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饱含朴素感情的邱县老百姓相信，党和毛主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加之当年媒体热火朝天地进行个人崇拜宣传，老百姓对大救星只有信仰忠诚。因此从来都是非常积极地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无论搞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还是文革，邱县老百姓都义无反顾地走在前列。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都有朴素的感情，他们能做到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贯彻落实上级指示。但由于缺少文化知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热情有余，理性不足，很容易出现过火现象。这在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政治运动史。观察邱县在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完全可以看出整个国家的运行轨迹。事实上，由于非常积极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建国后邱县县情几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情的缩影。
镇反
1950年10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邱县县委要求以村为单位摸清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五种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对梅花拳、九宫道、圣贤道等会道门组织进行重点打击。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到1952年底运动结束，全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17名，其中处决31名，判刑56名，管制4名。
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决定》，邱县干部职工470人参加了三反运动。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上楼“一鞭赶”，下楼人人过关，互相揭发。“有枣没枣打三竿”，县直单位各区都成立了打虎队（虎是指贪污一千元以上的人），口号是“要当景阳岗上打虎英雄，不当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关公”。对怀疑对象大会批，小会斗，出现了推打揪头发等逼供现象，发生了被审查者逃跑和自杀事件。最后定性为“老虎”22只，有贪污违纪行为者51人，分别予以刑事和政纪处分。
肃反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县干部职工1000余人分三批进行。其中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355人集中到邯郸专署搞运动。最后定案查出，反革命分子1人，坏分子2人。
整风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整风运动。邱县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县28个单位五百多人参加，学习文件，对照检查自己。各机关召开鸣放座谈会856次，在鸣放中有人说了一些激烈的话，在反右中成了运动对象。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邱县整风领导小组在鸣放开始后就内定右派对象。把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统统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有16人被错打成右派。1958年3月到7月，将全县教员集中起来进行反右斗争，错划右派52人。分别给予降级、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等处分，其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人民公社化
1958年1月18日至2月13日，河北省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听取中央书记处领导作的《生产大跃进的报告》，邱县县委及时召开县乡两级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修订粮棉跃进计划，要求干部群众做到五化：思想革命化、指挥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作风群众化、生活艰苦化。从此拉开大跃进序幕。
运动开始，干部群众怀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锁门，户户没闲人，为实现“四无村”（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村村组织专业队，学生每天必须上交一定数量的苍蝇。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县在几天之内就宣告全部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程度高。成立初期，组织上按军事化要求，以团营连排进行编制，搞大兵团作战。一平二调风盛行，个人消费搞平均主义，无偿地从各集体经济组织调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队与队、村与村不分你我，土地可以相互占有，人财物可以互相利用。还取消了公私界限，社员房屋家具树木可以随便使用，随便砍伐。
分配上公社曾一度推行工资制：生活上推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部分日用品少量分配给个人，吃饭食堂化、穿衣缝纫化、幼儿入托化、米面加工化，并提出队队建敬老院。上述作法除食堂外，到年底大都自行终止。
大炼钢铁
1958年9月21日，邯郸地委指示，为在钢铁上超英赶美，实行全民大炼钢铁。提出“钢铁元帅升了帐，一切工作把路让”。邱县境内组织了近六千人到武安磁山，参加大炼钢铁会战。经过五个月奋战，炼出了一堆铁石混合物。
县内村村建起炼钢土炉，到年底共建炉600多个，近两万人参加劳动。以木柴为燃料，用从各户强行收来的铁锅、铁炉、门鼻、水车等为原料，人拉风箱吹风，最后炼成废铁疙瘩。
生产大跃进
1958年，各人民公社均办起“万亩丰产田”。要求平均亩产要达到3000斤以上，其中三分之一建成卫星田，亩产要达到五千至一万斤，全县亩产要超过2000斤，为达到此目标，公社搞“大比武”、“擂台赛”。县委、人委领导干部包片，公社领导干部坐阵指挥，集中人力、畜力、工具大搞人海战术的“大兵团作战”，昼夜苦战，深翻土地2～5尺深，以求高产。在评比竞赛中，谁声势大，谁报的产量高，谁就夺红旗；谁讲实话，谁倒数第一，就插白旗，并定为右倾保守。因此，每到检查时，劳力往丰产方里调，往大路边摆，造成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虚假景象。
在作物种植上，强调青一色，如种不符合要求的作物，统统拔掉。在报产量时，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为了不挨批判争先进，竞相攀比，一个比一个报的高，某干部竟报一块红薯重120斤。秋后，县搞展览要这块红薯，汇报人说“烂”了，至今仍传为笑谈。
1958年本是风调雨顺，粮食、棉花全面丰收，然而到收获季节，绝大多数强壮男劳力在炼钢前线，搞农业多为老弱病残、妇女小孩，粮食成熟不能及时收割，烂在地里，丢在道旁，红薯用犁翻，只捡露出地面的大块，棉花采摘不净，谷子、玉米扔在地里没人管，损失惨重。小麦播种时因缺乏劳力，进度缓慢，误了农时。并且播种要求“密植高产”，一亩下种40至50公斤甚至一布袋，致使麦苗太稠长不起来。大跃进中虚报产量，造成群众吃“空头粮”，导致1959年开始进入大饥荒困难时期。
大办食堂
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强制群众到集体食堂入伙，称之为“社会主义阵地”。群众家中不准冒烟，谁不入食堂，便批判是“社会主义绊脚石”，村干部挨门进行搜查，发现藏粮，一律没收。粮食以生产队为单位，初建时因粮食充实，吃饭不要钱，群众连吃带扔，造成很大浪费。到1959年春，粮食供应紧张，食堂实行定指标限量发放饭票制，男劳力日0.5公斤，女劳力0.4公斤，小孩0.3公斤。到1960年，不得不食用野菜、树皮和代食品、最普遍的代食品有玉米轴、麦麸用火碱渍、石灰水泡致溶化，掺少量红薯面蒸窝头；有红薯秧、花生皮、棉花壳，粉碎掺少许玉米面蒸窝头，榆、槐、杨、柳等树叶尽采为食，实行瓜菜代维持生活。浮肿病普遍发生，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成为多发病，食堂越办越糟糕，管理不善，指标又低，群众意见很大。1961年5月3日至8日周恩来总理到邯郸查看武安、涉县食堂后，5月17日下达指示，食堂全部解散，群众传统的一家一灶，自主用餐得以恢复。
人民公社化前，中央宣传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号召人民跑步迈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人民公社化之后，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盛行。造成管理体制混乱，运行机制失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
四清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指示在农村开展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随后又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后十条）》，县委于5月23日召开各公社干部会议，人人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发生大洪水，运动暂停。1964年初，中共中央制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四清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将运动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同年2月1日，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大会，有4270人参加。学习23条，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清查四不清问题，同时布置生产救灾工作。
采取群众揭发，干部检查的方法，坚持说服教育，彻底检查，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对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实行原物退原物，没原物折合成钱或物件顶。
全县共查出1744名社队干部犯有经济四不清错误，多占粮钱物等行为当时退赔了大部分，没退清的定了还款计划。1964年4月20日，全县粗线条四清结束。
文革
岁月如川，星转斗移——1966年，新中国迎来了自己的第十七个年头。
十七年来，“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到了1966年，毛泽东主席酝酿了一场更深入广泛和持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这一年，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又一个多事之秋。
此前不久，通过长期秘密筹划，姚文元公开发表了硝烟味甚浓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重要社论。紧接着，八月六日，毛泽东亲自发表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大幕拉开。
根据毛泽东的号召和《五一六通知》精神，地处冀南东部贫穷的弹丸小县——邱县县委于8月6日至11日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主要内容是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树立一批敢造反的尖子，并传达了8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紧接着邱县一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邱县“文革”就此展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身着军装、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在天安门检阅了首都百万群众游行队伍。
邱县县一中有140名教师进京受到接见，回县后立即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8月25日，县一中第一次把教导主任李保书揪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几天内从县城到农村，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如造反总部、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战师等。全县红卫兵很快发展到4万人，红小兵（小学生）也发展了约1万人，山雨欲来，厉兵秣马。
从1966年8月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邱县渐渐进入高潮。县城和农村，大街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字标语：“彻底砸烂黑县委”，“彻底摧毁邱县黑势力”，“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事实”、“打倒保皇派”等，矛头直指全县各级党政负责人。
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不仅仅“夺权”，还要“革”（传统）文化的“命”！
1966年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邱县的红卫兵、红小兵，首先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了大抄家，继而，走村串户大破“四旧”。砸神像，摔香炉，毁古书，禁止一切宗教活动。一些文物、古迹、寺庙、戏衣，古碑和古坟，旧屋和徽记，名人字画、古式家具、祖传家谱和器皿等统统被捣毁，各百货商店的商品印有“龙”、“凤”、“麒麟”等图案的也一律销毁。
邱县南辛店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分商品因有上述图案，8月27日被南辛店农中、高小的红卫兵（师生）放火烧了132种商品，损失1500多元。红卫兵在大街上见“飞鸽”自行车商标就撬，见尾灯就砸（扬言飞鸽向右飞，尾灯隐现国民党党徽）。现代迷信弥盖全国，也弥漫了荒僻的邱县。
破“四旧”后，开始了立“四新”活动（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妇女剪去了长发，脱去花布衣，换上绿军装。县城门店、机关、学校、村庄纷纷更换成卫东、红旗、永红、立新等“革命”名称。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以后，邱县全面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活动，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早晨各机关进行天天读，雷打不动。每逢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全体干部群众集合，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一浪高过一浪的“造神”运动 “高歌猛进”登峰造极。
1967年3月，全国各级革委会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苦，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苦，思新社会甜），并组织干部、群众吃忆苦饭（吃糠菜窝头）。邱县大力推广南辛公社西倪宋村的经验：在毛主席像前摆忆苦台（糠窝头），思甜台（玉米面窝头），幸福台（白面镆），每天吃饭前看“三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干部、群众在饭前或工作前，必须面向毛主席像做“四首先”：（1）全体站立，面对毛主席像，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一人领念，大家齐声高呼：“首先，让我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2)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3）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4）唱一首革命歌曲（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
语录对话流行公共场所。社交或者购买商品，首先以毛主席语录对话开头。比如，进商店买者先说：“斗私批修”，售货员对答说：“为人民服务”，而后再说买啥商品。村头路口均有红小兵把守，行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才放行。
“忠”字化形式把个人崇拜不断推向极端。为表明对毛主席的忠心，每人胸前至少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门口、街口都绘有毛主席巨幅画像；门、窗、家俱等处都印有毛主席头像和“忠”字；大街两旁树立语录牌；居民房屋、中堂绘有毛主席头像；有的还编演“忠”字舞、唱“忠”字歌、行“忠”字礼。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自觉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请示一天工作如何做好，晚上汇报一天工作成绩，检讨不足，狠斗“私”字一闪念。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月27日，县直十几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人委的印章，罢了县委书记、县长的官。当晚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开始反夺权，一时间，战云密布，火药味十足。
这场角逐的最后胜利者，当然是根红苗壮的人物。那就是十五岁参加革命军队的县武装部副部长赵玉春，他被推举为县革委会主任。另一位是县“三代会”群众组织主任惠广志。
这二人占据邱县政治舞台后，便一手导演了震惊全国的大冤案、大惨案。
七、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情况
文革初期，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虽然轰轰烈烈，但雷声大雨点小。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才是人人难过的鬼门关。
1968年1月2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而且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二月份毛泽东决定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很快就把地方政权掌握到手。
不久，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
1968年5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拉开了序幕。
有人估计，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从邯郸的情况来看，这个估计差距不算太大。笔者从网上查找到了如下资料：
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宝山县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人口特别少的县，“清队”中被整死的人相对少一些。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江西万年县公安局统计，全县“清队”中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石家庄铁路分局“清队”，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湖南大学自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在审判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审判法官列举了清队期间发生在全国的以下重大案件。
栽赃陷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据不完全统计，有据可查者，全国受他们诬陷、迫害的人有７２．９５万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有３．４８万人。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中央局被诬陷的有２０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１３人；国务院副总理１２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５人；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４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人中的８８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 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６０人中的３７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届人大常委１１５人中被诬陷的有６０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１５９人中，被诬陷的有７４人。
重大恶性案件
一、赵健民案17000余人冤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分子。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
二、冀东李楚离案3000人死于非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8万多人受株连，3000人死于非命。
三、内蒙内人党整死16000人。文革中，乌兰夫被打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全区有346000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87180多人，整死的则有16222人。
四、“广东地下党”冤案，使7100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85人致死。
五、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军内制造大批冤案，使８万多人遭诬陷，1169人被迫害致死。
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18人被迫害致死；
七、文艺界被诬陷、迫害的有2600多人。
八、归国华侨、侨眷被诬陷、迫害有1.3万多人，281人被迫害致死。
见《中国大审判: 公审林彪、江青十名主犯纪实》
在1968年发生的惨案中，全国比邱县更惨烈的还有两次大案。
一是广西钦州大屠杀。
有资料称，钦州文革被逼害者达22100余人，致死10420人。
该地区灵山县檀墟公社民兵营长和大队支书宣布：“各生产队把地主捉来，杀一个奖三元六角钱！”各队迅速把出身地主家庭的六十二人押到大队交民兵打死、勒死。从悬赏到屠杀完毕，前後不足两小时。陆屋公社南湖、陆东两大队把集中在公社修桥劳改的“四类分子”四十二人分两批打死勒死後，将尸体投入石膏矿坑，致使永远无法收尸。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饭。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
二是湖南省道县大屠杀。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文革期间，该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照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年龄者仅仅10天。杀人手段有10种：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投溶洞，6、活埋， 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摔死。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12月19日，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这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邱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耀邦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耀邦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算说：“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摘自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八、为什么说文革是邱县惨案导火索
文革就是践踏宪法法律
人是由动物转化而来，骨子里就有兽的野蛮。人类需要共存，首先要讲秩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人类文明首先是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依靠道德约束和法律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大家才可能和谐相处，安居乐业。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传达了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该文由陈伯达授意、口述、拟订标题并最终审定。版面处理上，在头版头条使用了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字，以期造成强劲的视觉冲击。
社论高调指出：“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外敌入侵、政变发生的情况下，居然惊世骇俗地论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突出政治形势敌我誓不两立严重性、制造恐怖气氛的基础上，并用煽动性语言说：“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暗示可以冲破历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秩序和条条框框。“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因为牛鬼蛇神的外延不确指，使得千百万无辜者惨遭荼毒，有的挨批斗，有的被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甚至丧失生命。
社论标题“横扫”富于动感、气势，又意味着扫荡、扫除的干净、彻底，手段的强硬、暴烈。它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使他们威风扫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口号之一，也是推动“文革”进一步开展的催化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错误提出，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和破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以此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文革序幕。并以极大的势能和加速度，不可逆转地呼啸向前。
当年，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他戴上红卫兵袖章，鼓励红卫兵小将，“奋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各地造反派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公检法，造成了司法机关瘫痪。这些身为专政工具的部门，虽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毕竟要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可以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而革命造反派只要打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就可以随时对几乎任何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横扫肇始于以红卫兵对牛鬼蛇神抄家。这时的牛鬼蛇神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刑具棍棒、皮带。
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为什么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呢？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曾经这样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
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们放开手脚开始搞“红色恐怖”。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当时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文革开始时，刘少奇曾手捧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的公民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可是直到他被残酷迫害致死，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有派上用场。
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革，其要害就是在革命名义下，践踏宪法法律。在这场浩劫中，数千万守法公民受到人格侮辱，被任意抄家，被迫害致死乃至被逼自杀者比比皆是。没有法律保护，权势者成了为所欲为的洪水猛兽，失势者则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邱县革命造反派之所以兽性大发，敢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变成人间地狱，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私设公堂无罪、打人无罪、杀人无罪，法律已经成了废纸。
文革就是践踏传统道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固然有许多不合理成分。但是，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信条依然不可或缺。在法律缺失或不健全的地方，如果大家能遵循起码的道德，社会基础就不会动摇。即使有人兴风作浪，大家也不会积极参与。
为了破除大家的禁忌，不受道德束缚，文革伊始，毛泽东就提出破四旧、立四新，实现“两个决裂”。即与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其它文化基本上被定性为“封、资、修”，大量文物惨遭浩劫。各种典籍图书被纵火焚烧或送进造纸厂。仁义礼智信，尊老爱幼等传统道德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传统道德观念荡然无存，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成了全社会狂热追逐的唯一道德。
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挖祖坟是不共戴天之仇。文革爆发后，邱县竟有90％以上的古墓被挖，棺材被砸，尸骨抛撒荒野。传统的人伦关系被新型政治关系取代，在毛泽东看来，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是不同阶级对立引发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因此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可调和的，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就要倡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
毛泽东很清楚，这样的斗争理论，在知识分子中没有市场。最欢迎这种理论的人，是不成熟的青年学生和缺少文化知识的工人农民。为此，毛泽东发明了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以保护群众积极性为名，鼓励他们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而邱县的造反派们以彻底革命者大无畏精神，将斗争哲学运用于实践并推向极致。
抓“叛徒集团”树立了榜样
突破了道德法律防线后，中央文革小组又开始了典型引路。1967年，媒体铺天盖地宣传文革的辉煌胜利：挖出了以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是以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手炮制的大冤案，为此，办案人员捕风捉影，栽赃陷害，严刑逼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大批担任中央重要职务的领导人打成叛徒。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此示范效应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的斗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毛泽东在此期间有一条最高指示，意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深刻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也就是说，这种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当十二级台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头脑发热的造反派斗志昂扬，充满了上阵杀敌般的冲动。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造反派，怎么可能对阶级敌人手下留情？更何况破获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就等于放了政治卫星，相关人员就会青云直上，登上权力宝座。于是，白手起家，急于立功的造反派们，恨不得一下子揪出所有阶级敌人，特别是隐藏极深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从此，全国到处开设刑讯公堂，严刑逼供成风，邱县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在特定的环境中，当权的一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是许多挨整的人心里非常很清楚，如果换了位置，自己完全可能成为比对方毫不逊色的打手。
革委会提供了组织保障
要想干成大事，必须有组织保障。如果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元化的组织，有的人即使想干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1968年，文革进行到了第三年。那一年，在支左部队的介入下，全国相继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这种政治组织，消灭了不同派别，集党政财文、生杀荣辱所有权力于一身。革委会头头只要打出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号，其行为不会受到任何制约。这些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本地、本单位人员的命运。
革委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也是专政机构。为了革命利益，人、财、物无偿提供，满足需要。掌握了革委会大权，就等于掌握了本辖区范围的生杀大权，成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革委会以组织的名义进行政治斗争，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数不胜数，进入学习班的成员大都被定性为“牛鬼蛇神”，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斗（争）批（判）改（造）对象。正是靠着这样的组织保证，邱县大冤案才得以从上到下，由点到面迅速铺开。
邱县革委会抓国民党的所有策划、行动都得到了上级革委会的强力支持。召开万人大会介绍经验，发表整版文章声援，派出工作组强化领导。历史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力不走向极端，不制造冤假错案不符合客观规律。
斗争哲学促使斗争持续升级
此案中被错划为国民党的大多数人是该县各级干部。
为什么众人很轻易地被激发起仇恨呢？恐怕与建国后干部执行极左路线不无关系。从1957年搞合作社开始，农民被迫走上集体化道路，可以说大家基本上没过上好日子。在城市、农村的二元化发展过程中，农民沦为二等公民。农业支援工业，巨大的差价把农村搜刮的一穷二白。成立人民公社后，农民更是缺少起码的公民权利。大办集体食堂，谁家也不许存粮食，大队干部挨家挨户搜，搜出来不但没收，当事人还会关黑屋挨打。大办钢铁时，村干部把每家的铁器搜刮一空，连箱子鼻，门锁都摘下拿走。当时，农民经常义务出工修渠挖河，数九寒天人人都得脱光脊梁干活，谁头上不冒汗，棒子队说打就打……这类情况，笔者在河北省曲周县（与邱县相邻，曾与邱县合并过）插队下乡时，经常有老乡们说起。
在奉行斗争哲学的国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既是斗争方式，也是生存方式。“仇恨入心要发芽”，没有多少受害者会心如止水，打掉牙和血吞。他们大都相信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冤冤相报交替进行。
由于当年政治运动都是以极左路线取得胜利告终，因而当权者越来越左。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斗争哲学，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以整人为能事。当他们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沦为斗争对象时，很容易引发他人的报复。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缺少文化、道德、法治的农村，宣泄仇恨的报复往往会以十分惨烈的方式进行。各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自古以来就有“盗亦有道”的说法。
当社会正常秩序被彻底打破，出现了法律道德真空时，一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没有文化、没有希望得到他人尊重的人，就可能借时以逞，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这样一则至今仍在邱县流传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东南乡有个独身汉，名叫王未兰。他勤俭憨直，不善言辞。灾年父母饥饿早亡，一生愿望如同他的世代祖先：“攒钱、盖房、娶妻、生子”，到老能过上好日子，天天能吃上饼卷肉。
人民公社化年代，他当饲养员常年挣高分，一年到头能分上几十元，但进城赶集总是怀揣窝头，站在大众食堂烙饼炉旁边，眼看着别人吃饼卷肉，却不舍的买一卷解馋。后来攒钱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喂饱牲口去赶集，闻到饼卷肉的香味，馋的直咽唾沫。但想到娶妻生子的重任，王未兰还是一步三回头地回家啃老咸菜。
转眼到了中国春天刚开始的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他的门坎。种棉花、速致富、盖新房、添家具，他48岁那年开始有人登门提亲。然而此时他却受到命运的捉弄，偏偏患了噎食病（食道癌），吃不下去饭，发现时已到晚期。一天天消瘦，汤水难进，临终断断续续地说了句“我这一辈子也没吃上饼卷肉……”就咽气了。
他死后，族弟在他枕中找出一叠人民币（外人谁也不知有多少）。烧“三七”纸时，“良心”驱使族弟骑车到县城买了两张饼卷，一卷肥肠，一卷牛肉猪肘。恭敬地放在族兄的坟前。不停地说:：“哥，吃吧，哥，解解馋吧”。片刻，见四周无人，捧起饼卷，自言自语道：“还是我替你吃了吧！”
王未兰如此之低的愿望，经过一生努力却未能实现，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类似王未兰处境的人，如果有了可以无法无天的环境，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发生邱县惨案的特殊性
同样的自然环境，同样的历史背景，为什么偏偏邱县会发生如此灭绝人性的大惨案呢？根据以上所述事实，经过梳理，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地理位置边缘的人，渴望得到重视。作为一个平原小县，邱县几乎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有野心的赵玉春等人利用文革动乱时机，以抓国民党邀宠，试图成为政治明星。
自然灾害频发，民生凋敝，缺少财富积累，人们没有安居乐业的长远打算。文化水平低，道德素质差，跟风搞运动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
武装斗争惨烈，民不聊生。百姓要么被强权欺侮，要么进行武力反抗，几十年的暴力争斗，导致好勇斗狠成风。
政治运动频繁，败坏了社会道德，恶化了干群关系。
文革无法无天，给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提供了最佳舞台，流氓加文盲掌握了农村生杀大权，使群体兽性发作成为可能。
一批人格不健全的人，在文革中取得了邱县最高权力，成了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没有政治经验，缺乏法治观念的“支左”部队推波助澜。
以革命的名义成为压倒一切的借口。由于多年政治运动倒行逆施，导致社会没有人性制约、没有法律制约、没有道德制约、没有权力制约，使斗争不断升级走向极端。
邱县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缺乏不同价值观念的信息交流，加之文化程度低，道德水平差，贫穷落后，在土皇帝的淫威下，其主导思想恶性膨胀时，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文革最疯狂时期，在文化程度较高、信息量相对丰富的城市，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还是保持了应有的冷静。他们的价值观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辐射，虽然不能影响政局，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普通人的行为。有的红卫兵在学校打了人，回家后受到长辈批评，以后很有可能不再参与。
邱县抓国民党大惨案的发生，绝对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中国“文革”的缩影，是斗争哲学通过群众运动走向极端的必然。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诸多惨案，这类情况虽然像金字塔尖一样，属于极端现象。但是，这个金字塔毕竟是由巨大的塔基支撑起来的。当年，自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学校当权派和黑五类就成为专政对象，红五类们可以不择手段恣意凌辱任何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无数守法公民被所谓“革命群众”剥夺了生存权利。打人、杀人不必承担法律责任——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发生邱县大惨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性为何泯灭
在这里，笔者想引用中国文坛泰斗巴金的封笔之作，这篇小文也许能说明许多问题：
《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在这篇短文中，巴金提出了神、兽、人三个概念。虽然隐晦，其指向并不难理解：所谓神是指群体崇拜的领袖人物；所谓兽是指巴金自己以及没有思想的人（当年除了神之外，谁有思想并公开表达就死无葬身之地）。巴金所指的人不是一般意义的人，而是能够享受宪法权利的公民。中国文学泰斗级人物公然承认自己曾经是兽，这需要何等勇气？！
当年通过有组织的个人崇拜，领袖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紧跟领袖的官员成了不可侵犯的神。其时只要出身红五类，都可以自我神圣一把，随时可以批判、斗争黑五类以及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
巴金的思路十分明显：当个别人成为超越法律的神灵，另一部分人必然沦为祭祀神灵的供品；神灵的旨谕能够压倒一切，世人大脑若不休止则有无妄之灾。而人不思考与兽有何差异？所以巴金把自己比喻为兽。
人被奉为神就会失去正常人性，世人对神只能顶礼膜拜，不许品头论足。神不仅凌架于世人之上，还要把芸芸众生当成兽来作践，谁敢不服则有专政工具伺候。
新中国成立后，被神化的毛泽东成了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他的个人意志左右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由各民族、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制定的宪法便被束之高阁，公民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人道主义被冠之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头衔。
毛泽东违背宪法和经济发展规律，大搞一言堂，犯下了一次次严重错误后，自己不承认错误，又担心他人追究错误，便用更大的错误掩盖过去的错误，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越来越左。于是在和平时期，革命成了时髦，斗争成了生活方式。发动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斗争不断深入发展使得党内外各种矛盾日益尖锐，难以调和。
人一过百，形形色色。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抱有不同目的的各色人等都要登上政治舞台施展拳脚，往往是越极端越能赢得喝彩。群众情绪被点燃后，便如同雪球下山势不可当。纲常法纪、物质财富、尊严生命都可能毁于一旦。
对于缺少法制观念的人来说，既然消灭敌人的生命是革命行为，那么折磨和虐待生命也就顺理成章。对于没有文化、缺少道德修养的农民造反派来说，这样的革命运动等于给他们提供了兽性飙发的机会，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将兽欲变成现实，而且越走越远。
革委会成立后的使命就是进行革命斗争，然而到了1968年，并没有真正的斗争对象。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成了死老虎。要想取得引人瞩目的辉煌成果，只能从自己的队伍中查找和制造阶级敌人，于是便开始了自相残杀。
有道是两和皆友，两斗皆仇。在倡导斗争哲学的国度，对手之间的矛盾只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得手的一方，往往不择手段，穷追猛打，将对手斩草除根，以防后患。他们的这种行为注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压迫深，反抗重。局面一旦失控，就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冤冤相报。斗争走向极致必然是人性泯灭。有人对纳粹制造犹太人大屠杀、阿富汗塔利班炸毁阿米扬大佛行为难以理解，其实，这与当年疯狂的极左路线如出一辙。
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只是在文明教化、道德约束、法律监管下，人的理性才可能压抑兽性。如果社会提供了无法无天的丛林环境，恐怕相当一部分人会无所顾忌地摆脱所有文明束缚，干出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伤天害理事情，完全可能比最残忍的野兽凶猛十倍百倍。
不仅仅是邱县惨案，文革期间违法侵害人权行为虽然遍及全国。但共同规律是农村比城市严重，青年学生比成年人严重，基层单位比社会上层严重，文化水平低的人比文化水平高的人严重。由此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文革的初衷，他就是利用青年学生和工人农民的无知无畏，打破社会秩序，并打倒政治对手，进而维护自己的一言堂统治地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没有法律的威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罪恶的牺牲品，倒霉只是来早与来迟的问题。
九、邱县悲剧将来能否重演？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类似悲剧还可能发生吗？
应当说，可能性有，但实现的机会不多。
为什么说有可能呢？请看以下事实：
就在2007年元月份，在邯郸政府办的《邯郸论坛》上，就有一些网友公开提出，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文革，说文革对推动社会进步有历史意义。还有许多网站，早就公开提出给文革平反，给江青平反。并公开提出，现在的政治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中国社会唯一正确路线。
从人的本性来看。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兽性）摆脱的多些和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40页》
如果没有强大的法律强制、文化教育、道德约束，信仰追求，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兽。
普通百姓心理变态以兽性报复社会，其能量也极为有限。前几年，石家庄市的靳如超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爆炸案，炸死了一百多人，算是最大的案件。近几年特大杀人案，杀死十几个人后，大都能抓捕归案。
事实上，最大的危险仍然来自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权力还是自上而下任命，而不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权力的天性是向授权者负责，这就必然导致权力向上级而不是向选民负责。于是，滥用权力引发的民众上访、群体暴力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
然而由于当局的对策大都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虽然查处了个别现象，但滥用权力的腐败趋势却日益严重。教改、医改、房改失败，垄断企业鱼肉公众，买官卖官、司法腐败、媒体腐败等不公正现象，令社会不满情绪难以缓解。假如朝鲜的金正日、伊朗的内贾德、委内瑞拉的查维斯式人物登上权力宝座，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成果很可能毁于一旦。
中国有极端主义的深厚土壤，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愚民教育和愚民管理，使国人养成了不当草民就当暴民的思维定式。民众不敢、不会也不可能通过参与现实政治维护自身权益。由于处于一盘散沙的他们根本无力与官府抗衡。当自己的不公、不满日益加深时，他们要么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要么揭竿而起，聚众造反。毛泽东当年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总结。
这种状态的延续，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在社会动荡中，最容易得势的是极端势力。他们若登上政治舞台，必然采取极端措施，当然，邱县大惨案不一定会重新复制。但类似现象完全可能发生。
要避免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落入陷阱，最重要的是立出明显标志，提醒所有人提高警惕，防止类似灾难重演。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政治教科书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淡化文革。对曾经的历史悲剧三缄其口，反思文革的著作难得登上主流传媒。邱县惨案过去不过四十年，可近千万邯郸人，知道者寥寥无几。更谈不上汲取教训。
之所以说悲剧重演的机会不多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是失去了发动政治运动的经济基础。过去实行的是公有制，工农商学兵吃的都是公家饭，领袖让干啥就得干啥，否则就有性命之忧。现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大家都要自己找饭吃，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有恒产者有恒心”，随着国人物质财富的增长，文化道德水平日益提高，谁也不会听信别人瞎忽悠，停产停工搞政治运动。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再去铤而走险干违法乱纪伤天害理的事。
二是失去了发动政治运动的政治基础。党中央确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高度评价，标志着斗争哲学在中国政坛难有立足之地。
三是民主法治是人心所向。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人有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有了依照宪法行使公民权利的强烈要求，这必将推动宪政改革发展。宪政的最大特征是给各种矛盾充分暴露的机会，再靠全社会的力量及时拿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样的社会制度就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十、如何避免邱县悲剧的发生？
马克思早就说过，“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它是与人性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从这个角度认识，就很容易理解，邱县惨案的偶然因素固然很多，但归根到底是社会制度决定了发生的必然性。纵观人类社会发展世界历史，唯一的出路就是建设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社会？就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得到法律保护，能得到全面落实的社会。
就是把官本位转变成民本位，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实现公民选举权力，公民决定权力，公民监督权力。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系统地、全面地进行公民权利教育，培养和引导公民懂得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如何使用权利，如何维护权利。公民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才会自觉为国家履行义务，承担公民责任。大多数公民有了这样的意识，官员们就不敢胡作非为，社会权力之舟才能按人民的意志航行。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虽然共产党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是直到今天，宪法的公民政治权利依然被束之高阁，公民权利教育至今尚未被提到议事日程。
表面上看，由于公众监督不能到位，现在的掌权者可以呼风唤雨。但这种局面的持续，未必为所有当权者满意。当社会福利有了保障，利益不再成为最重要追求时，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崇尚道德，追求公民尊严。
如今已不同于闭关锁国的冷战时期，国门大开让国人有了比较鉴别，互联网使思想交流变得轻而易举，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早已形成共识，民主法治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实现民主法治、公平公正放在首要位置，足以表明，党心所向与民心所向是一致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由于有着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从未有过发展宪政民主的历史经验，要通过合法途径从既得利益群体手中争取权利绝不是一件容易事（虽然他们只是为数极少的一些人）。
这就需要中国社会有良知的文人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法治尊严，维护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监督政府官员不能滥用权力。当越来越多的公民觉醒，开始自觉地行使公民权利之时，才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健康和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邱县惨案以及文革悲剧才不会重演。
文章部分史料及事实引自《邱县志》及《疯狂岁月》一书，作者刘兴华、华章著，特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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